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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姐姐回家大哭一场，那天真把我们全家吓坏了，以为她出了什么事，她一说，我们全懵了，想劝她都不知该怎么劝。我不信他真不会笑，后来见面一试，果然真不笑。逢到特别该笑的时候，他只是咧咧嘴，“嘿嘿嘿——”。像笑声，但嘴角决没有半点笑意，脸上的肉像冻肉。
那段时间，姐姐很少见他。大概怕见他，怕他不笑。偶尔他来，姐姻不拿眼瞅他，局面挺僵。我为了缓和气氛，禁不住说几句笑话，我注意到，此时姐姐却又不甘心地瞥他一眼，巴望那张死脸上露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笑来，但每一眼都是一次打击。我想劝姐姐算了吧，这样下去会犯神经过敏，再说和这怪家伙生活一辈子太没劲了。整天面对着一张“阶级斗争脸”，生活中一切欢乐都没反应。两个人之间“意会”的事多半都是用笑表达。笑是最好的呼庞，笑还是生活中的一种溶解剂，人和人沟通的最便当的渠道……可没等我把这些见解告诉她，却发现她竟然离不开他，这事儿就麻烦了！
我姐夫人很实在——这是没说的了。大学念经济，在学校是绝对的尖子；他的英语，照我的话说，比中国话说得好。做事极认真，守信用，尤其遵守时间，又爱干净。虽然只有两件衬衫，什么时候看都像新的，补丁在他身上像装饰，这些都是我姐姐从骨子里喜欢的。
他是个孤儿。孤儿的感情世界好比一块荒地。上大学时赶上五七年的鸣放，据说他惹点麻烦，但那时政治决定人的一切，哪个姑娘肯沾他——这块地又碱了。要不是因为他出身没问题，决不会分配到外贸公司工作。他是到我姐姐学校教英语补习班时，无意中和我姐姐碰上的，两人之间一下就爱上了。这爱，就好比一颗种子落到他这块光秃秃、遭殃的大碱地里，他便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他对我姐姐的感情好像是种感激报答的激情；我姐姐在这家伙身上得到的便是双倍的爱，双倍的关心和体贴。从他俩的关系上我还发现，原来女人比男人更需要体贴。有一次两人约好去看话剧，说好在剧场里见。吃晚饭时忽然刮风下雪，有人敲门，他来了。我姐组说：“不是说好都到剧场去吗，你怎么来了？”他脸上没表情，嘴在说：“别又忘了戴口罩。”我看见姐姐回屋翻抽屉拿口罩时，脸上有种幸福的微笑。女人要的就是这个！
我姐姐发现他不会笑之后，几次想和他分手，但每次下了决心，不出三天就坐不住了，鬼使神差地打电话找他，约他。当两个人下狠心也离不开时，那就必有真正的爱情存在。于是我改了主意，想撮合他们了。我悄悄问那家伙：“我怎么很少见你笑呢？”我问得很巧妙。
不料他惊奇地一扬眼皮，没笑，却说：“嘿嘿，你问得真有趣。”我看他并不觉得自己不会笑。既然这不是种病态，他身上就什么也不缺少。
一天我看书——是哪本书，我忘了。书中有句关于爱情的话：“不要看他的脸，要学会看他的心。”
我就把这页打开着，放在我姐姐桌上，等她看。第二天我姐姐上班去，我再看，在这句话后边，姐姐用铅笔写了三个字：“谢谢你！”我知道姐姐这三个宇是写给作者的，也是写给我的，从此这场别扭就在他们之间不知不觉渐渐消失。后来他们结了婚，姐姐搬到他家，又有了孩子。有时我去她家串门，并不觉得我姐夫那张不动声色的脸使他们的生活缺少什么。不笑，自然也没有假笑；他为她做了什么好事，她对他报以感激的微笑时，他那张没有任何反应的脸反例好像表示这一切都是他理所当然应该做的。有时，我姐夫和他们心爱的儿子在床上翻滚打闹，弄得小家伙哈哈笑得喘不过气来，我姐夫的表情却依然严肃得像个摔跤运动员。我发现，姐姐在一旁笑眯眯看着，仿佛听到这怪家伙心里开心的笑声……一个能体会别人内心的人是幸福的。我觉得，我姐夫这张无言的脸就像一顶宁静的小帐篷，我姐姐就躲在这小帐篷下，和他一同享受着人间的一切温馨。
听到这里，你肯定沉不住气了——我骗了你！哪来的荒诞，分明一个诗情画意的故事。
别急，别急！人都是正常的，荒诞都是生活的强加。换句话说，荒诞是生活的本质。
我还相信一位哲人的说法：一样东西带绘你幸福，你要警惕——它必然同时还带绘你不幸。
六八年文革大揭发时，各单位不都在搞“忆、摆、查”吗？你还记得“忆”是什么意思吗？“忆”叫“忆怪事”，就是发动所有人回忆平时遇到过什么值得怀疑的人和事，揭出来，好抓住线索，“深挖隐藏最深的反革命分子。”浆糊厂有个老工人平时跟人打招呼，习惯将手斜举到额前，很像旧军官行见面礼的姿势，被人“忆”了出来，再经专案组调查，真的查出是个一直隐瞒身分的伪满军官。这事被当做先进经验在全市传达，一时人们的精神头儿全提起来了，大忆怪事，掀起高潮，人人恨不得都能从自己床铺下面挖出颗炸弹。忽然一天，我姐夫单位有人绘他贴张大字报，题目是《他为什么从来不笑？》。祸找到头上来了！
这张大字报比一宗上百万美元的出口买卖更强烈震动了整个公司。全公司二百多人一同从记忆里搜寻我姐夫平时给他们的印象，果然，没人见他笑过。专案组悄悄出动，查遍我姐夫的朋友和邻居，也没入能证明他笑过。问题就大了。后来他们专案组还来找我，我说：“我也没见过他笑，他在家里也从来不笑，可能不会笑吧！”专案组的人说：“你别包庇他，不会笑的除非是死人。我们调查了他孤儿院的老师，还有他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都说他会笑，笑过。我们有一大堆证明材料！他不是不会笑，这里边有政治原因！”
我听了一征。说实话，我并不怀疑专案组这些证明材料。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会笑？是不是反右对他的挫伤，使他性格变了？他这个人很内向，沉闷，从来不谈自己，更不谈自己的过去。
专案组以他五七年留在档案的右倾言论为根据，断言他不笑的根由是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但他们必须有现实依据，才好把他定成反革命分子。可是从他日常的工作和言论中找不出新的问题，看来他莫属于“隐蔽很深”的那种，便把他列为运动重点关在单位里，逼他交待思想，同时抄家。把他家里的私人信件、工作笔记，连同我姐姐的数学教案都搬去，派一批人从中查找。但他所有文字除去记事就是谈事，连一句谈感情甚至谈天气的话也没有。
最后只好用压力挤他的口供。他呢，居然不承认自己不会笑。他们叫他笑，他还是我见过的那样，咧开嘴，“嘿嘿”两声，根本不能叫做笑！一到批斗会上叫他笑，他就这样。他没笑，反而逗得大伙想笑，成滑稽剧了。眼看着运动搞不下去。专案组里有个机灵鬼儿，想出个挺绝的法子，问他：“你对党和毛主席感情怎么样？”他说他从小是孤儿，党把他养大，从小学到大学都拿助学金，当然对党和毛主席充满感激之情。那机灵鬼儿就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
“你对他老人家应该笑，还是应该哭！”“当然应该笑了。”“好，你笑吧！我们看看是真还是假的！”
我姐夫面对着毛主席要笑，大概他自己也不知自己怎么笑的。听说他当时一咧嘴，牙花子都龇出来，硬堆在颧骨上的肉痉挛般地狂跳起来，扯得眉毛直抖。样子像很疼，很痛苦，又像吓唬人。专案组的人朝他唬起来：“你就这样对待伟大领袖？这是笑吗？是哭！是刻骨仇恨！”罪证这就有了。现行反革命行为，批斗，批判，运动也就推向了高潮。人人义愤填膺，恨不得吃了他。
那一年多里，我姐姐成了反革命家属。我姐夫单位还总去人到她学校，逼她揭发我姐夫。学校待她还不错，虽然尽量保护她，但她也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饶薄的滋味，整天灰头灰脑，回家做饭都没心气儿。一次我去看她。儿子问她：“我爸爸为什么不笑，呵，妈妈？”她突然“啪”地给儿子一个耳光。然后她娘俩全哭了。这是我见她第一次打她心爱的儿子。
等到落实政策时，我姐夫这案子成了难题。写材料的人说，单凭一个表情怎么好作为反革命罪证上报，又不能叫他再表演一次，拍张照片放进档案，又不是杀人现场的照片。过了半年多，上边派一支工宣队帮助他们公司搞政策落实。专案组就把我姐夫这案子作为“老太难”推给工宣队解决。
工人比干部有办法。琢磨个办法，土法上马。把我姐夫叫去，进门就叫他脱衣服，直脱得只剩一条三角裤衩，我姐夫以为要挨揍，吓坏了。谁知他们上来一个人，让我姐夫举起双手，像投降的姿势，然后拿根扫帚苗子，搔我姐夫胳肢窝，脖子和脚心，只见我姐夫嘴一咧一咧，嘿嘿出声，胳膊腿乱摇乱蹬，叫着：“不行了，我不行了，痒死了，痒……”可是他一点不笑。这工宣队员把扫帚苗子一扔，说：“专案组怎么搞的，这人哪是不笑，根本他不会笑！”
经过这次鉴定，罪证被否，我姐夫就被平反落实。由于不能否定前一段运动的成绩，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政治上平反了，可是他又从“不笑的敌人”变为“不会笑的人”，成为全公司人好奇和注目的对象。每逢到该笑的场合，总有一些入把目光抛向他，并不是巴望他笑，而是巴望他不笑，好证实他们身边确实存在着一个世所罕见的不笑的怪人。还有些年轻人搞些恶作剧，弄只死耗子放在他抽屉里，或者突然朝他做个怪脸，好像不把他弄笑，永不死心。他们还背地绘他起个绰号，叫他“死脸”，他也听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