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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是我妹妹行吗？单位人会说，你哪辈子的妹妹呀，怎么以前填表从来没这个人呀，是吧。我又不忍心看她这样，就说你要嫁我，我管你。说实在的，她一没户口，二没粮食，跑到哪儿也没法活。我还好，跑这些年业务，地面上关系都熟，再说那边也没这边严。起个户口，弄个口粮，不成问题。我说这些你放心，我要你就对得起你，我今年三十六、七了，她说她才二十，差着不小呢。我这么大人了，也不会欺侮这个小姑娘。我这么好心待她，她将来也不会对不起我。对吧！她说她得找个人问问去，就找到你们了。你们几位看，这事合适不合适，要是合适我们就走。反正再过半个小时火车就来了。要是不合适就算，我走我的。
反正我对得起自己良心了。我才刚说过，我不是非结婚不行，就是同情她。说老实话，我也是看这个姑娘是个老实人。娶了她也算是福气吧，我一口气把心里话全掏出来了。成不成你们说，她既然信得过你们几位，我也信得过你们几位。我没话了，你们说吧！“
复员军人和那几个都看我，等我说，大概他们听了这些通情达理的话，也无话可说了。
我说什么呢？我反来复去把那工作证和证明信看了又看，愈看愈投话说。当然，从形象上看，他们绝对不是一对，完全不合套。一个文气的、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少女，一个是老练甚至有点油滑的业务员。年龄几乎差着一代。可是如果我说不合适，这男人走了，这姑娘又该怎么办？我们几个不多会儿也要各奔东西，她一个人没吃没喝没有住处，留在这里，还不如一只小猫。难道我们中间有谁可以把她带回去？吃喝先不说，谁家都是一间屋于半间炕，住在哪儿，户口又怎么办。没户口不就是窝藏黑人了？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问那女孩：“你觉得怎么样？”她一直低着头，不言语。我想，是啊，她找我，不就是叫我拿主意吗？
我只好对这业务员说：
“如果她本人真愿意，要是真跟了你，你无论如何也得疼她。你想想，她一个女孩子，没父没母投亲人，那么老远跟你去了，一下子几千里地以外，你要是……要是对不起她，她找谁去？”
这业务员马上伸出一只手拦住我说：“您可别这么说，您说您同情她，我更同情她。您同情她只是嘴头上同情，我得带回去养着她。要不您带她走，您要能把她带走，我佩服您。
怎么样，不成吧。我可不是跟您呛火，是说您甭拿咱好心当别的。您想想，我给她买一张车票回去得花多少钱？到我们那儿也不能马上工作，她这身子骨我看只能料理家务。我得管她吃穿。当然我认头，她是我老婆了，我的人，我不疼谁疼？我把她弄回去，欺侮她，整天惹气，我撑的？我放着光棍一身轻的日子不过，找别扭？咱再把话说远点，我已经快四十的人了，还指她生儿育女，还得一块过一辈子呢。尤其在那么老远那鬼地方，只有亲的热才是自己的，您说对吧。“
他说得眼珠直冒光，好像犯火气了。我给他说得闷住口。不单没话，一个字儿也没有了。旁边那复员军人把话接过去对业务员说：
“叹，我说，这同志劝你，也是为你好。虽然这始娘跟你，是你的人，可你们俩不是还没说定吗？我们不认识她，也不认识你，为什么管这事，是看这始娘可怜。你要是明白人，就懂得我们这些话不仅为这始娘好，也是为你好。对吧！”
这业务员不大情愿地点点头，他还有点气哼哼，好像我们冤狂了好人。旁边那几位也连劝带说，那业务员站起身说：“那我谢谢你们几位了。你们看这事怎么办？”眼瞅着我。
我问那姑娘：“你说这么行吗？”
那始娘一直低着头。听完我的话，轻轻点了一下头。还直怔怔站着，好像不知该怎么做。
业务员对她说：“要是说定了，咱就得走了，还得补一张车票去，再晚怕没票了。”
那姑娘头还是没抬，对我说声：“我总记住您。”转身跟着业务员去了。这句话可有点撕我的心。我忽然灵机一动，拿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叫住她，跑上去说：“这是我的地址姓名，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写信给我。”她接过纸条就哭了，哭着就走了。我一直站着看他们走远。这姑娘一直跟那业务员保持两三尺远的距离，中间空的那块地方，是远处的车站。
两个气质经历各个方面完全无关的人，就这么走到一起去了。她和他保持这个距离，不愿和他挨近，大概出于一个少女的自尊，还是出于什么别的心理，就琢磨不透了。我看着，心里不是滋味。
事过之后，一直没有收到这女孩子的来信，我想她肯定在遥远的边疆生活或生存了。也许在操持家务，也许已经生儿育女。但愿那个其貌不扬的业务员心地还好，能在这艰难世事中给她一点点温暖。不知为什么，偶然这女孩子的身影在我眼前闪过时，我总带着一点担心，一点不安，好像还有一点点内疚似的。
七五年秋天我去北京出差。忽然想起那姑娘，很想知道她的情况，想到那新疆业务员在北京家的地址，是西直门内草打厂l17号。我去了，找到草打厂，非常奇怪，那儿根本没有l17号，我以为我记错了。再找17号和77号，都不对。我就找到居委会，问一个街道代表老大娘，她说这儿从来没有这家人，也没人去新疆支边，根本没这个人，我再往深问，她起了疑心，反而问我姓氏名谁，找这人干什么，还向我要工作证看。那时到处都搞阶级斗争，好像到处都有阶级敌人。我要是再追下去，她就会把我带到派出所去的。我只好应付一下去了。
走出草打厂我才意识到，我受了那所谓的新疆业务员骗了，那姑娘也受骗了。我竟全傻了。已经事隔一年，那姑娘可能被卖，可能受到更悲惨的命运，甚至可能不在人世。我就深深的后悔起来，如果当初我制止，那姑娘即便被迫无奈回到生产队，也不会落到这处境。都是因为我！在人家把命运压在自己手上时，自己却轻易的处置了，这究竟不是一个人问路问道呀，可是我又想，如果当时不那么办，又该怎么办。跟着我又觉得这是为自己开脱。我这是没有人性，够不上一个男人。每逢此时，我会自己给自己胸脯来上几拳。
我不想往下说了……我现在只想知道这姑娘如今在哪里？
我画过一张画，从泥泞通向远处的阳光。这画是我为这姑娘画的。但愿有一天能把这画送给她。当然这也是用来安慰自己罢了。
***那时，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也是千万个人的命运。***
第14章 我变了一个人
1967年27岁男
T市某小学教师
我非常注意“安全系数”——四月四日是我生命中倒霉的日子——钥匙链儿上的小手枪——我快成“核武器”了——里边与外边的一切刚好相反——后天的一对儿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日于永远记着。生日不算，那是必然会记住的，没生日就没有你呀。我说的是另外一种——比如初恋、结婚、离婚、爹妈故去的日子等等。这日子，与你的生命紧紧相关。我也有个日子，是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是个倒霉的日于。拿破仑倒霉是四月四日，阿里·布托被绞死是四月四日，张志新被枪毙是四月四日。我被逮进监狱也是四月四日。七０年的四月四日。
我被判刑二十年，刑满到期应该是九０年四月三日。按年算的刑期，释放出来的日子都比抓进去的早一天，否则就多押一天了。所以四月四日这天，注定我倒霉。
直到现在，一到这天，就像我的死期来临，浑身不舒服，发冷，心里什么也不敢想。
这日子就像—个钉子，曾经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来，可这钉子还在。深深的，死死的，钉在我心里。
我在监狱里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为什么入狱，也不知为什么判刑。当法院念过我的“判决书”后，我惊讶地问：“这是我的吗？”直到我被放出来后才明白。不明白还好，不明白还觉得人家总有点什么道理，哪怕因为我踩死过一只蚂蚁。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无边无际寒冷的宇宙里。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两半。一半过去，一半将来，永远连不成一个整体。这感觉你不会体味得到——拦腰两段，还活着呀。
我过去像个傻子。活着好比做梦。
我本人的历史再简单不过。你写吧——四一年生的。小学、中学，中学毕业那年十八岁，没考大学，服从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一条小溪没拐弯儿就流进社会。这小溪，清澈见底儿。我活得真诚和认真。可是，上帝事先给我制造点麻烦，叫我投生在一个狗肚子里。
我父亲是个大资本家，盐业公司总经理。但他解放后就不做事了。他喜欢书画古籍，整天在家念书，玩字画，很少出门露面。由于他名气太大，当上政协委员，便做了一身严肃的中山装，逢到开会来车接他，就换上中山装，拄根拐杖去开开会。他收藏的字画都是上乘的珍品，一辈子嫌的钱大多用在这上边了。很多大书画家，比如张大干、齐白石等等都是他的好友。我出生时张大千还为我画过一幅画——一块朱砂画的红石头上，趴着一条石绿色的小蛇，因为我是属蛇的。解放后他把这些珍藏一批批捐献给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惊世之作，四十四尺长的《墨荷图卷》，恽南田二十四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