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起来造反的都是受压的人。要不哪来的那么大反劲儿？
“文革”开始时没有“造反”这个词儿。造反是指反革命翻天。“造反”是打毛主席那儿兴起来的。你还记得毛主席那张照片吗？胳膊上套个写着“造反”两个字的大红袖章。开头，闹红卫兵时，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胳膊上戴的是“红卫兵”红袖章。等到毛主席换上“造反”袖章，就是反“资反”路线了。工人才起来杀向社会，是不是这过程？
咱总得尊重历史吧！
毛主席是红司令嘛，毛主席指向哪里咱打向哪里，没他指挥咱小草民敢造反？我们那时真是一颗红心，真玩命了，天天夜里上街贴大字报，没人发奖金，给夜班费。死也跟定毛主席了！
可是我们这些受压的人一起来，整人的那些人一变，也成立造反组织，对立情绪就出来了，形成誓不两立的两派。谁都说自己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都骂对方打着红旗反红旗，往后各种人都掺和进去，就愈打愈乱。你写“文革”，要是不如实反映这历史过程，就不真实，谁服？
我是全市最早造反的四大组织之一。起名叫“电车红旗”。我手下三千人。工人一起来，红卫兵小孩们就差多了。社会看我们的了。当时，造反组织替“文革”初期受压的人说话，反“资反”路线，得人心。保皇的不吃香，可谁都怕自己一派被压垮，就非把对立面压垮不可，这就愈打愈凶，全面干起来。一对着干起来，心也就不那么纯了。说实话，我这时心里也害怕，事情愈闹愈大，自己知道后期要算账的；眼前又一团乱，看不出头绪，总觉得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往死道上推。我巳是势如骑虎，退下来更没好，必须硬着头皮干，也就必须有实力，有实力就没人敢摸你。不单是我，社会上的造反组织都是这个心理，各拉各的势力，各树各的山头，很快地就不分行业系统，搞起横向联合的大组织。
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打小吃喝不分，我就对他说：“往后咱各走各的道儿，分道扬镳，你再跟我走动，早晚吃瓜酪儿。”这样，死活就我一个人了，于成嘛样都我自己兜着。
但我必须步步为营，脚要踩实，干事得稳。有个“工矿造反总部”跟我们同观点，我一模，他们人头杂，便甩开他们，派人到各大造反组织摸底，搞队伍整齐的，总共五十二个组织，成立起一个“反复辟联络站”。实力雄厚，在全市数一数二。我坐阵总部，白天黑夜连轴转。今天这儿打起来，调人增援；明天那儿出事，出面处理。还得派人蹲在北京摸信息，摸“中央首长”最新讲话。咱不能蒙着眼瞎干，要不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掀起夺权高潮。中央派个大人物来成立“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打算夺权后就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红色政权。这位大人物头次召集各群众组织开会时就点名叫我们“电车红旗”和另外两个大学红卫兵组织开门整风。这意味着要把我们从红色政权里甩出去。甩出去就等着挨整。我说：“你刚来这里，就削我们山头，不行！”另一个同观点的造反组织头头说：“你要这么干，明天我们就把整个城市糊成个大纸篓！”这大人物一拍桌子说：“谁要是把今天的会泄露出来，后果就由他负！”这会闹得不欢而散。
我们一想，革委会里没我们就全完了，反他！第二天就贴出大字报反他，跟手把同观点的组织全拉在一起，成立一个“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以后简称“大联筹”），硬碰硬对头干。那个大人物原打算三个月完成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非叫他成立不起来。夺权筹备小组用军队支持他们看中的一派，我们一派是在野派，一帮草民，压力就相当大。我们想了，压力最大时，以城市中间的大河为界，拉队伍过河，一南一北拼了。那时不是传说，毛主席已经准备好，不行就回并冈山打游击吗？两派大斗争就此开始，大武斗事件连成串了。
高潮是闻名全国的“六０九”事件。
六０九是军工厂，厂里掌权的造反组织是我们的对立面。事情起因是，我们“大联筹”
内的工学院红卫兵组织的一支文艺宣传队，打六０九厂门口路过时，互相喊口号，对骂，动手，叫他们全抓进去。大联筹备组织得信纷纷派队伍去抢人。人没抢出来，机车车辆厂造反组织的头头也被扣了。我是第二天到达现场的，一看，好大的阵势，六０九厂已经给我们团团围住。我们临时作战指挥部也戮起来，作战部长、后勤部长、宣传部长、联络部长等等全都安排好官儿了。我说，六０九厂是军工厂，我们一打就算冲击军工厂，这是对立面拴的套儿，不能往套儿里钻。我定了几条：第一，把住四郊通往市区桥头道口，不准农民造反组织进城，扩大事态。第二，只围，不打。第三，保持人力优势。这时六０九已经从外边往里调人，数一数他们调多少人。一数，开进去五车人，二百，好，咱调四百人围它！他们调八百人，好，咱调二千人，再围它！六０九后墙外是津浦线，他们想从铁路线往里增援人，我们就封锁住铁路，把局面控制住，逼他们放人！
晚上，我们大港一支造反队出了事。黑灯瞎火看不清，误把自己人当成对方，捅死一个。可大港的人向指挥部报告时说了瞎话，说是对立面捅死我们一个战士。顿时群情激奋，成千上万的人喊叫着要为死难的战友讨还血债，武斗控制不住了，两边交上火，墙里墙外乱扔石头土块硫酸瓶子，队伍不断赶来支援，推土机也开上来。六０九的气氛相当凶了。
六０九厂旁边有个制铣厂，也是他们的据点。当夜指挥部决定，佯攻六０九，实攻制铣厂，先拔掉制铣厂这个据点。可我们的人一去，他们的人全跑光了，我们反过身就攻打六０九。
自打江青说“文攻武卫”，武斗就合法化，步步升级，变成真正的战争了。在六０九侧门，对方使两辆推土机在前边开道，人在后边往外冲，推土机挡板前装着硫酸，我们的人一靠前，车上的人一踩开关，硫酸就喷出来，我们很多人给硫酸侥得肉都烂了，打红眼了。我们想个策略，他们车一来，我们人往两边撤，让过车，打后边的人，孤立推土机。他们中计了，推土机一陷入孤立赶紧倒车，可接错了档，原地打转儿回不去。我们的人就扑上去。由于恨透了车上那个踩硫酸的人，往里枪扎石砍一下那人就完了，事后才知道这人身上二百七十多处伤。我远处看见车上还有个司机，心知不好，冲上去抱起司机把这人救下来。这时，我的左脚叫破硫酸瓶子扎个口子，负了伤，就手把这人带走。我要是不带走他，他也没命了，非给打烂了不可。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派人来赶到现场，没能解决。陈伯达来电话，命令我们撤人。中央通知两派各派二十五人紧急去北京。我们大联筹定好去二十三个，结果到时只去了五个。为嘛？大伙都害怕，不知上边嘛主意，吉凶莫测。那会儿，不管哪派，都闹着保中央，又都怕中央，不知他们怎么变。到了北京，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谢富治等出来接见。我们拿耳朵仔细一听，原来要请两派在北京谈判“制止武斗协议”。我们回来一说，组织里闹开了，都争着去。有的组织说，你们不能代表我们，非要民主选举不可。当天又重选了二十五人，工人、干部、教师都有，其中有我。为嘛都争着去？我们是在野派，都怕大联合后被甩在外边，失去安全感，到中央谈判就算挂一号。挂七—号就正规了。
谈判刚开始，为了一句话就互相咬上了。这话是对方拟的，叫“不抢枪，不开枪”，我非要倒过来，改成“不开枪，不抢枪”。我说：“你们后边有军队戳着，有枪，我们在野派没枪，怎么开？这话明摆着是压我们，好像我们真要抢枪；你们开，我们就抢，除非你们不开。”我的话够硬，他们没话回答我。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也挺硬，但他不讲理，他说：“就这样了——不抢枪，不开枪。”
我说：“你这样，好，弟兄们，起立，走！”当时我们这边的人“刷”地起身就走，离开北京回来了。这次就算和这位大人物结扣儿了，以后他当上市革委会主任。
说老实话，别看我横，心挺虚。人家是当官的，咱是地道小百姓，草民一个，在人家眼里算嘛？一根小草，说踩你就踩你在脚底下。咱不过一时有点实力，硬顶着，也算狗胆包天，可不顶着马上就垮。当然顶也不过顶眼前一时，这叫倒霉与早晚。我心里不是不清楚，不敲鼓。
这次谈判后，大联台就成了。毛主席也批示：“很好，照办。”我们一派不少人进了工代会，还有的进了市革委会。我当了常委。有人骂我往上爬，当官，还拿瓷器打比方，说我民窑的改成官窑的了。当官咱没瘾，就是想保住自己。你要在社会底层，愈下边愈安全；你要是到了上层，愈上边愈安全，就这道理。哥几个总算落个整脸，心想以后就是“议会斗争”了。大局面是稳住了，这比料想的强得多了。
嘛叫“文革”的特点？它总叫你以为，当时那样就是永远那样。你要真的这样认为，错了！傻小子，“文革”就是不停止的翻来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你喜我悲。我的悲剧这就开始了。
二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忽然接到通知紧急去开会。到哪儿开，嘛会，全不告诉。到干部俱乐部集中上车，车窗上挂帘，还嘱附大伙路上遇到熟人不准打招呼。再看一车车人，全市各级革委会头头们几乎全搬来了，心想这事不小。车子一路开往北京，到北京，没停，去昌平，随后折头又返回北京，进了八一子弟学校。一开会，中央文革的人全来了，总理也出席了，可江青一喊，总理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