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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巧太善良了，她已经被这种书信交往搞得很疲劳。但她并不想伤害他，她正在慢慢地为对方降温，以至于搞得刘向明最后也觉得没什么意思。现实毕竟是现实，素巧也不是凭空想像的素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的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地变为了一般朋友之间的关系。
三十二
一九八一年的冬天，早就在收音机里报道过的和外地早已动起来的分地，在南堤口大队正式拉开了序幕。按照书面上的说法，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责任制一开始有好几种形式，他们大队倾向于一种分包责任田的作法。也就是生产队统筹安排，统一耕种，统一收割，分散管理，按所承包地块的产量计酬。这种办法执行了仅仅半年，就已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到了冬天，上面就一声令下，开始了一种彻底的分地式的责任制。
也就是这一年的冬天，村里所有的土地，包括种着麦苗的和留下的春白地，都已经按人口，把地他成了三六九等，每一等级的土地都人有一份。这样，成方的土地就象剪碎布头似的分成了若干小块。除了分地之外，队里的牲口，农具，机器、仓库里的种籽也都分到了户里，最后是生产队的公共财产，包括饲养院的房子和土地，都被划成了小块，卖给了需要建房的人家，然后再把收上来的钱按人均分到各户。
自此以后，人民公社经营了二十多年的体制便彻底解体了。这种解体使大多数农民都很兴奋，他们感到自己的日子总算可以自己盘算了，他们都铆足了劲，要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比个高低。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人想不通。一种人是一些老党员，他们跟着党几十年来搞互助组，合作化，搞初级社，搞高级社，以至到了人民公社，他们从没有对党的政策表示过怀疑，他们知道虽然现在农村还穷，他们也知道生产队在管理上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他们认定，只有走集体化的道路，才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出路。现在的分地单干，使他们的确有些想不通，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对他们这些年来所追求的东西的否定，他们的确接受不了，以至于有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另一部分不愿分地的人是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上找到了窍门，也就是不用卖力气，照样挣工分。他们的理论是不怕穷，怕的是不都穷，有穷有富他们接受不了。
在此以前，大水一直过着自由自在的孤独生活。他早已经不去偷东西了。这是因为大头自己的原因。他们最后的一次行窃，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依然是大水在外面望风，大头到里面偷东西。但这次不巧的是，大头在翻越墙头的时候，不小心被大风从四米高的墙上吹了下来，把腿摔断了。那天夜里，大水把大头一口气背了回来。伤好之后，大头落了个瘸腿，自此就洗手不干了。大水本来就是从犯，现在没有了大头的教唆，自己作案一是没有技能，二是缺少胆量，于是也就做罢。好在赌过几次之后，特别是欠下大头的帐之后，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后来和大头混熟了，渐渐了解了自己输多赢少的原因，也就不再做那冤大头。好在家里有大姐经常的照顾，外面还有二姐寄些钱来，自己在生产队里也属于壮劳力，挣的工分还不算少，小日子渐渐过得像点样子了。
现在地分了，大水感到了无形的压力。因为给他分了大约七块地，而每一块地大的有半亩，小的仅有一分多，这些地块所处的位置就连他自己也记太不清楚，就更别说耕种了。大水的地大约加起来有三亩，过去他到地里干活，都是一些重体力活，对一些技术性的活他根本没有机会学，比如犁地，比如播种，原来都是把式干，他一点也不会。现在，人口多的人家也许两三户合起来能分到一头牲口，他一个人连个牲口毛也没分到。要真到了春耕的时候，就是人拉犁的话，连个扶犁把的人也没有。
大姐的情况和自己一样，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胶厂解散了，地里的活素英一人同样干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春良把一家三口接到城里去了。他们租了一间民房，女儿由大娘看着，素英到一家工厂找了一份临时工干，日子过得也是紧紧巴巴的。
生产队的解体，给大水带来了直接的麻烦。春天到来了，在街坊邻居的帮助下，他才播下种子，田间管理他一点也不再行。到了麦收时节，没有车，他硬是把半亩地里的小麦用肩挑到场上，费了好大劲，求了好多人，才把这点麦子收打干净，还差一点被雨淋掉。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困难，大水收了麦子，没有再种秋庄稼，那些地就荒芜起来了。满地里长满了青草。
到了冬天，部队到村子里来征兵。当时各家都缺少劳力，再加上部队的干部都是军事院校毕业生充任，转干越来越难了。所以村里的人们对参军的积极性不象过去那么高了。大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征兵办报了名，经过体检和政审都合格，于是大水就参军到了部队上。
……
素英举家迁到了天京市，而大水也了参军。这时，素巧和素梅在南堤口村便没有了牵挂。素巧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省报社当了记者。她是学经济的，而且文字功夫过硬，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