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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氏与胡政之育有一子，她出走时小儿德生只有八九岁。后托请友人帮助，将其幼子带出，在美国接受教育，再工作结婚育子，自立家业。顾氏当时一人独居纽约，在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前中国银行）做一雇员，自言“聊资糊口而已”。
胡政之共有五女三子，除德生在美国，其他子女都留在国内，顾氏与他们没有通信联系。胡政之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其弟选之全国解放时在上海做些生意，“三反五反”后断了音信。其兄一直住在成都老家，原有田产百亩，土改时被分掉，幸未受到很大冲击。
胡政之死后，其遗孀的情况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和关心，在台湾也是如此。陈纪滢接获顾氏来信，也感到非常意外。顾氏在信中自述，当时身体患胃病及胆结石，饮食减少，体重短期内骤减20磅，虽身体精神状况皆差，但是因工作关系不能休息。6月中旬，她人院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因术中麻药过量，伤及肺部，高烧不退，转入急症病房救护，三周后方才见好，转回家中休息。出院时仍有高热，一段时间后才逐渐退去。8月中旬，她虽身体虚弱，但已支撑上班。
顾氏是在纽约中国城书铺中偶然购到有关连载文章的中文报刊，当时距胡政之去世已经有二十年多了。这些文字引发了她的回忆和感慨。她在信中说：看了文章，“回忆往日情景，历历在目，抚今追昔，倍增伤感！加以贱躯近常闹病，体力日衰，犹能及时读到先夫往日事业之片断，颇感告慰。”七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内地“文革”如火如荼之时，大陆是没有人敢写胡政之的。从那时到现在，30年又过去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胡政之纪念文集》也已于2002年在内地正式出版。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胡政之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不会也不应该被忘记的人物。胡政之和与他同时代的邵飘萍、成舍我等一样，都称得上是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看来，内地学界业界对胡氏的评价正愈加提高。
我与书
潘小松
中外都有喜欢书的人把藏书的癖好归因于基因。我倒是这个说法的信徒，但在自己身上无从验证。无论怎样努力挖掘，我的基因里都没有藏书的踪迹可寻。一定要附会一下的话，我父亲是个喜欢杂览书籍的人，青壮年的时候笔头还曾经不错。我读过父亲写的东西，也见过父亲读的书，那标准放在今天来看也还算高的，至少比很多以读书写书为职业的人强。父亲是冬天踩着牛粪取暖过的人，参军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是在革命队伍里扫的盲。这个来自苹果的家乡、生平第一个苹果却是在解放了的上海品尝的年轻人居然在部队扫盲工作中立过一等功。我见过这本立功证书，那是连同解放勋章之类一起放在一个人造革的小提箱里的，还有许多毛主席的像章。父亲那一辈人并没有想到这些东西日后会成为收藏家猎取的对象。我对大人们看的书的第一印象来自一本得过“斯大林奖”的苏联小说《收获》，那是母亲床头的读物。连环画小人书是我们的读物，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后来到了“福建前线”三都岛，才见有人保存许多小人书，但那也不是收藏，只是有条件比别人多而已，就像林务官的女儿冬尼娅的书比别人多一样。我们生活了八年的那个小岛很偏僻闭塞，但因为有政治部宣传科这样的单位，书籍的流通却是畅的。那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一批内部读物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回忆与思考》、《基辛格回忆录》等都是那个时候接触的。此外，还有一批苏联“批判现实”的小说。我最近在玉泉路的冷摊上又购回《人世间》和《现代人》等，就很难说不是怀念那个时代的读书生活。小岛上有一个公社一级的新华书店，卖书的是一个起义的国民党军排长。常去买书的人他会留心给你些进得少的书，比如姚雪垠写的《李自成》之类。我们的邻居里有一个张叔叔，他是从北京下放来的，很能买书看书，写得一手好字。他就买了《李白成》第一、二卷五册，很让我眼馋。同龄人里有一二志同道合者，都隐隐约约做着作家梦。夏天的夜晚在一个直升机坪似的草坪上看星星，聊书……类似的情形只有15年后在波士顿有过。
我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转业军人，我们回到了我的出生地上海。这一时期关于书的印象来自一个码头边的报刊亭卖的《外国文学研究》。徐迟编的，七角钱一本。第一期是蓝色封面的，有托尔斯泰的头像。我至今怀念那个时代的外国文学研究文字，没有八股腔，一点都不像学位论文。门户也没有森严到学英语的不准谈德国文学。稍后有《世界之窗》和《艺术世界》，再后有《书林》，那个时候大家怀着怎样的新奇求知欲在读这些东西啊。书店里排队买《战争风云》《镀金时代》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等书的盛况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现象。《第二次握手》终于从地下走到地上。前些日子在《北京青年报》上得知这本小说有了60万字的修订本，有空去买来看看。能不能找回当年的阅读感觉就不知道了。当年为了买一套新版《辞海》，我可是骑车几十公里，花掉我妈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年过去，这东西可能在我姐姐家能找到，但愿没有长毛发霉。不知听谁说的，有一个上海书店是卖旧书的，这大概是我跟旧书店打交道的开始，很可能是我上大学时送我《康熙字典》的那个老兄告诉我的。从1978年到1980年，我有一部分时间是在上海书店的福州路门市、淮海路门市和四川北路门市度过的，今天不记得买过什么书了，但记得卖给他们《农业学大寨》之类，得了四块钱，那可是不小的书款，可以买三四本厚小说。在南京东路骑车让警察扣了，磨嘴皮子求情成功，回家瞒着父亲，他并不知道我把他的学习材料当旧书处理给上海书店了。有一阵子这些学习材料都是废纸的价格，而现在，《农业学大寨》属于“红色收藏”，有人趋之若鹜。不知硕果仅存的上海书店福州路门市还在不在。当年一本英文原版《勃朗宁诗集》，很旧的本子，五块钱。有一阵子觉得那时一本书五块钱真便宜。其实按五块钱在当时能买到的东西看，还是贵的。我跟上海书店的缘分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放假期间回上海，我在那里买到过有鲁迅印章的《小约翰》。这本书在我的“颠沛流离”的生涯中不知所终，很可能让我换了包子吃了。
我的本科是在济南的山东大学上的，学的是英美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填履历，每次写到英美语言文学专业的时候，心里总有点虚，好像并没有学到多少英美语言文学。二十多年过去了，回头一想，自己的外国文学的那一点底子，还不能不说是山东大学给打下的。当时的校长吴富恒系哈佛出身，他和夫人陆凡教授都是美国文学的专门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吴就是美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开拓人。八十年代，他在山东大学创办美国文学研究所和《当代美国文学丛刊》。吴还是第一任中华美国文学会会长。我进山大的时候，全校也只有44位正教授。外文系正儿八经的教授也就三四位。黄嘉德教授原来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长，院系调整后来的山大。藏民国杂志的人和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大抵知道他和弟弟黄嘉音编过《西风》。系里介绍他的时候，说他是肖伯纳研究专家。我多少年后的确买过他翻译的《肖伯纳传》，但从他给我们上的《芭芭拉少校》课程看，他对肖伯纳并没有太大的热情。上大学前我在《书林》杂志上读过他的文章，好像是介绍《苏菲的抉择》的，他对斯泰伦的兴趣似乎更大些。黄教授虽然因为美国教会的背景在《文史哲》上写过检查，但在教授中生活待遇是高的。他与校长都住在男生宿舍隔壁的专家楼。当时聘请的外教也在那个小院子里。他和夫人挽着胳膊去食堂买馒头的情形至今还印在我脑子里。听说，有时候他早饭喜欢吃丹麦曲奇。在那个时候，丹麦曲奇还算奢侈品，要九毛钱一袋呢。九十年代中期他过世后，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写过一篇纪念文字。黄教授是福建泉州人。我跟他并没有私人交往，不知怎的今天仍然没有忘记他。系里的另一位教授张健担任着系主任，他是《格利佛游记》的翻译者。八十年代初他和吴校长都是最早一批出国的人。吴校长回来作出访报告，说美国的教堂还没有他家村里的小庙年头久。张主任从加拿大回来说，西方生活方式就是腐朽。几年后我自己有机会去加拿大和美国，发现多伦多的机场一路进城里就像置身安徒生的童话。
1984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助理翻译。我们的办公楼东西两侧是贡院东街和西街，是令人产生历史遐想的地方。秋天一到，这两条巷子满地金黄的落叶，大概是银杏树的叶子。西街今天长安大戏院的位置二十年前是马海德大夫住的朱门小院。我亲眼看见他往街心扔乱放在他家门口的自行车。北边东总部胡同有马寅初的寓所和班禅的宅子。那时候，有很多藏族同胞来这里朝拜，是胡同里的一道风景。再往北是慈禧的娘家桂公府，以北有洛克菲勒拿协和医院剩余的建筑材料为自己的母亲修建的宅子，对面是王世襄先生居住过的芳嘉园雕花门楣小院，他老先生住在这里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李一氓先生的小院子我是进去过的，是办公差去的。之前敲错了门，把另一个院子的住户惊动了。是范用先生。他正好有封信给氓公，于是让我顺便带过去。一氓先生听明我的来意后表示，美国人要见他的话，谈线装书可以，并不认为自己了解延安整风运动的事情。我从李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