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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广州、上海,义愤填膺的中国人,把满洲与巴拿马联系起来。他们说,当特奥多·罗斯福总统需要哥伦比亚的一部分领土,以开通巴拿马地峡时,就发起了一场分离运动。结果,巴拿马被分离出来。罗斯福总统立即承认其为一个新的、有主权的国家。巴拿马也立即同意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如果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谁又能阻止它随后和日本合并呢?中国的爱国者忧心忡忡,关注着日本的罗斯福。他会不会是日本著名的币原外相呢?(《时代》,1931年10月19日)
把币原称为“日本的罗斯福”,还在于《时代》认为他与特奥多·罗斯福有相像之处:“矮小,敦实,果断。厚厚的镜片后面,闪烁着锐利目光。他长着大胡子,喜欢大笑,与罗斯福颇为相像……”
按照当年的报道,币原以及外务省属于日本内阁里的“鸽派”。《时代》报道说“币原以主张和平而著称”,曾顶着军方压力,于1928年8月27日促成日本成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的签约国。该条约即凯洛格一白里安条约,要点是条约签署国声明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承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所有争端,在日本被称为“不战条约”。可是,条约的签订并没有阻止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步伐。于是,“主张和平”的币原,“九一八事变”后的职责之一是向全世界掩盖真相:
作为外相,币原尽力在掩盖战争大臣南将军在满洲的“分离运动”中的责任。他向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媒体提供一份声明,他说:“日本政府已经禁止所有公民支持分离运动,可以确信无任何日本人参与此类活动。”观察家注意到,日本的币原竭尽全力进行外交努力,运用各种手段来营造出一种庄严气氛,这样,不管在满洲的军事局势发生什么变化,日本都能够充分从中获利。(《时代》,1931年10月19日)
精明的、喜欢大笑的、声称内阁和天皇对关东军的行动事先毫不知情的币原,曾经一度使国联中各西方列强的外交家们感到可亲而可信,从而对中国外交家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但《真相》一书却为我们揭示了真实的币原:
(1931年)9月15日,外务大臣币原收到一封来自奉天总领事的绝密电报,告诉他关东军将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犯行动。之后几天的报告使币原全面掌握了关东军的阴谋。然而,从满洲事变发生到后来的几个月中,币原作为关东军的头号辩护人向西方声称,受到损害的日本只是在行使自卫权以维护协约的尊严。(《真相》,第155页)
(1931年)11月23日,币原向纽约美联社发送了歪曲事实的声明,不但将挑起满洲事变的责任,就连占领北满洲的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责任也干脆推到了中国头上。他宣称,“日本军并非铁路周边的装饰品”,“当中国军队攻来时,日本军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们的任务,即,反击敌人的攻击,并防止敌人的反击”。(《真相》,第170页)
作为外相,币原发挥着个人影响,在世人面前掩盖真相,为日本军队辩护。可是,尽管如此,他依然受到军方攻击。1931年12月11日,币原及他所在的若概内阁辞职,由犬养毅接任首相兼外务大臣。
币原走了,日本分离东北的行动仍在继续。1932年2月“满洲国”成立,溥仪出任“执政”;1934年3月,“满洲国”易名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登基”加冕……
币原的政治生涯却没有结束。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年10月,在东久迩内阁辞职之后,裕仁天皇任命币原组阁,联合国占领军最高军事长官、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同意了这一任命。币原喜重郎又一次走到了历史前台,这一年,他七十四岁。
《真相》一书说,自战时的小记国昭和铃木贯太郎内阁以来,币原就一直是“稳健派”的重要候补人,他将继续执行维护日本天皇“国体”的政策,但是会采取减少对抗、更为灵活的方式。
然而,重新走上执政之路的币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行事方式一样,仍在对历史真相进行新的掩盖和改写:
东久迩辞职后,币原首相进一步改写历史。1945年11月5日,币原内阁表决通过了一份关于战争责任的文件,这份丈件后来成为战后保守政治家战争观的主要依据。这份名为“关于战争责任等问题”的文件表明,保守主义者们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帝国鉴于周边形势不得已而发动的”。这等于在说,东条内阁对美国和英国的突袭是出于自卫。文件还采用了明显虚假的表述作为正式见解,称天皇一直是一位热爱和平的立宪主义者,对攻击珍珠港实施细节并不知情。
如果说联合国军事占领司令部的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太平洋战争史》轻视了日本对亚洲人民发动的战争,那么币原内阁不诚实的政策文件则完全将日本从1931年起对中国的侵略和1940年开始对东南亚的入侵置于不顾。(《真相》,第416页)
读到这里,令人无限感慨。把目光从现实向历史延伸,我们分明看到,如今在日本四处游荡的修改历史的魅影,其实早在六十年前日本刚刚战败之时,就已经在尘烟弥漫的废墟上闪动了。从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强硬态度里,我们不难看到币原喜重郎所谓稳健、温和方式的背后掩藏的强硬与狡黠。现实与历史竟有如此之连接,悲乎!
当1945年10月8日币原被任命担任首相,重新走到历史前台时,溥仪已被挺进东北的苏联红军抓获,押送至苏联伯力郊外的红河子收容所。“大满洲帝国”已不复存在,溥仪重振祖业的梦想,最终永远化成了碎片。
蒋介石此时也走到了新的历史转折点。1933年,他曾调兵遣将围剿红军,悬赏八万大洋以得到毛泽东的首级,如今,十二年过去,在他面前挺立的却是这个老对手的巨大存在。他不得不与毛泽东在重庆握手,举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协定全称《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国、共两党是否会长期和平共处?中国是否会再次爆发内战?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利害攸关的现实,他们的目光不能不从世界收回来,集中在中国本身。刚刚战败的日本,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一切,显得淡漠而遥远,中国人无心关注也无力关注了。
在风雨晦暝中走过的人们,又在向新的风雨晦暝之中走去……
完稿于2005年9月6日,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Swanberg;huce And His Empire(《卢斯和他的帝国》),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2
《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冈瑟·斯坦,马飞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英'韩素音,王弄笙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中国纪事(1932——1939)》,'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伪满宫廷杂忆》,周君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真相》,'美'赫伯特·比克斯,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
且与鬼狐为伍
蓝英年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傍晚,有人告诉我礼堂里有我的大字报,我吃完晚饭便到礼堂去看。礼堂里贴满声讨我的大字报,成了我的大字报专室。我一篇篇看过去,大字报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白字连篇,语气非常凶狠。但鸡毛蒜皮的事多,要害的事少。只有一张以系总支三位委员联名写的大字报最有分量,揭发我反对中央文革和吹捧赫鲁晓夫,并有我亲笔写的文章和使用过的教案为证,很难赖掉。我算被揪出来了。我从礼堂出来,骑车直奔水上公园。我需要冷静思考对策,使自己摆脱险境。路上我不禁背诵起张元干的《贺新郎》来:“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大概因为这首词与我当时的心境吻合吧,自然而然地从心底涌出。我高声朗诵,不怕红卫兵听见。听见也没关系,反正他们听不懂。我骑到水上公园,把车靠在柳树上,自己坐在河边。我得考虑被揪出来后如何对付。我确定两点,第一保护自己,第二不伤害并尽量帮助别人。我对“最高指示”早已失去狂热,不仅失去狂热,而且不再盲从。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我欣逢其事。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喊道:“师大附中的同志们万岁!”我听了热血沸腾,愿为他牺牲一切。在以后形形色色的运动中,我都是骨干。直到一九五五年肃反的时候,我才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那时我是材料组组长。虽区区组长,但岗位非常重要,批判肃反对象的材料都经过我们整理。不久我与领导小组负责人第一次发生冲突。他要把一个十七岁的炊事员定为反革命。这个炊事员的罪行是经常在厨房里表演“反动节目”,逗大家一乐。他自己先说一段快板:八路军吊郎当,破鞋破袜破军装,破子弹破大枪。说完有人问他:你是谁?他挺胸说:我是蒋介石第二。听的人哈哈大笑,有时还让他再来一遍。接到检举材料后我们去调查,他又高高兴兴地表演了一遍,一点都不害怕。负责人说他是现行反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