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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口哨声把我感动得不行，让我成天琢磨吹口哨的人究竟是谁。起初我以为是一位“武装”（按牢里的习惯我们这样称呼驻守监狱的军人），因为几位管教干部我已熟悉，知道他们不会吹这种曲子。后来也不记得是通过什么渠道，我了解到吹口哨的人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押犯人。我甚至打听到他的名字和所在号子！又巧了，他还是我一个间接的熟人。他有一个好朋友刚好也是我的好朋友，因此我们彼此早已听说过对方，只是无缘见面而已。这一回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很想就在这难得相遇的地方见他一面。我指望着调整监号时能把我们调进同一个号子。
我不知道这在当时是注定不可能的。我入狱的那年有个“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看守所可能接到上面的指示，对“九·一三”以前进来的人封锁这个消息。因此，“九。一三”成了个分界线，之前和之后进来的人决无可能同号。我和那位吹口哨的朋友恰好分列在两边。——我是之前他是之后。
然而命运还是给了我一点点机会。由于我们号子里自“九·一三”以后就是有出无进，人自然是越来越少。所方于是实行并号，把两个同类项的监号并成一个号子。人员于是开始流动，我被指令搬进另—·个号子，就在那位朋友所在号子的紧隔壁。——我们成了邻居。他当然还不知道我也关在这地方，并且一直关注着他。直到有这么一天，他哼唱曲子的声音传到了我的号子（对音乐有瘾的他显然在给同号子的一些人讲解音乐），我于是扒在风门口对他喊话：“怎么？在开音乐会呀？”他也立即到门边来回话，一来一往就聊开了。不想当值干部早已悄悄潜至门边，把我们逮了个正着。这叫“串监”，很严重的犯规行为。
我的，号子门先打开了。拎出去，加铐子，打。我跪在院子里，后脑勺挨了一下，顿时晕倒在地。好在这位干部下手不狠，我大约只是被打蒙了，很快又醒了过来，醒来后发现自己已整个趴在地上。手是反背着的，戴着两副铐子，一松一紧。大概是因为第一副戴不紧，干部急了，又加了第二副。干部正站在那里看着我，好像、没了主意，只说了一句：“你还有点犟。”说完就转身走了。我想他说的是我挨打时一声不吭，没有按照牢中惯例向他求饶。
留下我独自一人在院子里趴着，趴了两个半小时。时间是这样计算出来的，那位干部转身离开我就在走廊里大声发出睡午觉的号令，那通常应是中午十二点。他来给我开铐子让我回监号的时间是在他发出起床的号令之后；那通常应是下午两点半。
那两个半小时，我一个人拥有一片蓝天。趴在地上，侧脸望去，墙外的天好高好远。我就让自己那么趴着，一动也不想动。身体刚好在房屋的阴影中，只有半条腿伸到了阳光下。白云淡淡，清风徐徐，光影斑斑，都是阔别已久！院子里鸦雀无声。寸心所在，猛然间感觉到一阵柔和，眼泪于是夺眶而出。很想像浮士德一样大喊一声：“你真美呀！请停一停！”
把我送回号子，接着就开了隔壁号子。——轮到我那位未得谋面的朋友受罚。他用狱内通行的“见官耍赖”的办法对付过去了。我听见他回了号子，又听见干部的脚步声出了院子，便再一次向他喊话。同号子的人于是劝我：“小朱，没有这个必要吧？”我当时竟突然有些愤激，回答说：“必要？什么是必要？你那个茶缸上绘了那么一朵花，有什么必要？你家里墙上挂着一幅画，有什么必要？你成天想着要出这道门，有什么必要？这里不是有饭吃、有觉睡、有马桶给你拉屎拉尿吗？”
我想是两个半小时的户外空气让我亢奋起来了，我不容他人置辩地一气说下去，如同发表了一席演说。对了，那两个半小时留下的另一个痕迹是，我伸进阳光里的半条腿上，裤子没遮住的地方晒黑了，一条黑白分明的界线整整三个月后才完全消退。
我和那位朋友在牢里始终没见着面。后来他先出去了，还专程来给我送过一回东西。恰巧那天当班的干部就是罚我们的那位，把东西递给我时他竟有几分尴尬。——他其实是个老实人。
太平洋的故事
我自己喜欢把这个故事叫作太平洋的故事，尽管它与太平洋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故事是发生在大牢里面。大牢里面的人想事会想得比较绝对，比如总认为只要能出得了那道高墙，就算死一回也值。于是有好多人为了争取保外就医，做出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来。比如说，有人把若干大头针吞进肚里想造成肠道出血，为增加杀伤力还特地把它们弯成钩状；有人用铁丝捅自己的尿道想造成尿出血。如此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造成一些症状之后还要再加上绝食（称病不吃），因为绝食会死人，能造成压力。不在其中的人会觉得那些自残行为有点不可理喻，在其中的人就会觉得很好理解。
如果把一个人的人生比作一架天平，天平的一端是生命，另一端肯定会有相同重量的砝码，否则天平就会失衡了。而且那块砝码的重量会随处境的不同而变化，比如在牢里它就几乎只等于回家去住几天，。席勒不是在《华伦斯坦》里写过，“不拿你的生命去冒险，你的生命就不值一文钱”么？
为这么几天想拚命的人的确不在少数。有一阵子我所在的病号监差不多天天在．公开讨论。不是讨论用自残的方式应当不应当值得不值得，而是讨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自残最有效，最能达到保外就医的目的。
有人在出去放风时还悄悄把一个绕钢缆的木滚子偷回来了，说是要用它砸断自己的手臂。那个滚子的形状像个圆柱体的工字，只不过上下两横比较薄，中间一竖非常粗。劳动号的人把它放在院子里作小板凳用的。也不知那是什么木料做的，拿在手上还真有点沉。把它偷回来的人在外面是个好打架的，江湖人称“黑头”。他成天拿着那滚子问大家：“你们说这滚子能不能砸断我这手臂？”得到一致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又开始拟订计划。一只手砸另一只手使不出劲，得用两只手拿着那滚子砸，所以他请另外一个人帮他。说来你们可能不信，还真有人答应他了。接下来就是两个人在那里摆姿势：一个人手臂靠着墙，另一个人身子向后仰，把滚子举到头顶后方，看看是否能使得上劲；又或者蹲下来，一个人把手臂平放地上，另一个人把滚子高高举
起……总而言之是想找一个最佳操作位置。
就这样折腾了好几天，那位置始终没找好。其实当然是决心不好下。我观察了那么几天之后就对黑头说：“这个屋子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能把你的手臂打断，那就是我。但是我不会帮你，因为我判断你的案子不至于拖太久就会处理，你这么做不值。再者说了，手臂断了未必就能保外就医，带你到医院打了石膏就可以带回来，吊着一只手不妨碍坐牢。所以说，我倒想跟你商量一下，由你来帮我打。不是打手臂，而是打肋骨。你看如何？”他倒是不含糊，立即就同意了：“行啊！老子最心狠手辣的啦！”——我看中的就是他这四个字。顷刻间他的事就不存在了，变成了我的事。号子里于是又展开新一轮热烈讨论。
争取保外就医，在我是蓄谋已久。原来我是关在郊区看守所，在那里就装病绝食过两回。一回的结果是住进了监狱医院，另一回的结果就是被转到市看守所的这个病号监来了。我在医院里时就听说，以后监狱医院只接收正在服刑的病人，看守所里的未决犯病重了只能保外就医。因为监狱医院属于劳改局，看守所属于公安局，原来就不是一个系统。“文革”初期眉毛胡子一把抓，此刻又开始要恢复正常。听上去这消息像是真的，所以我下了好大的决心，决定要利用这种机会。那第二次的绝食原本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我没想到还有转市看守所病号监这一招。市看守所配备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又从犯人中找了个医生出身的人来帮着他。所以这地方不制造出一点症状光凭绝食怕是没什么用的。病号监有个好处，人员少，容易齐心。当然也是运气，有一个靠不住的很快被判刑送走了。
讨论中有人提出；“打肋骨不行。肋骨离内脏太近，很危险。这里没有抢救设备，反应又慢，搞不好就把小命丢了。你看，我从你外侧这么一踹，你的腿骨肯定就折了。”他的话很有说服力，让我又犹豫起来。一脚踹腿骨的办法也未见得可行。提议人虽然是条大汉，但胆子却很小，踹我一脚怕是只会让我痛半天而已。要真是有人敢使那么大劲给我踹断了，靠近关节的骨折不好接，只怕是要废了一条腿。踌躇再三之际，有一天我偶然把一条腿架在马桶上，却有了新的发现。我把我的那条小腿骨想象成一根韧劲十足的干柴棒，然后掂了一下手中滚子的分量，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猛一下就把它砸断。——那高度正好发力。我们不是都下过乡？有过砍树劈柴的经验？小腿骨折了也许还不足以获准保外就医，但我可以再加上绝食。腿还架在马桶上时，我的决心就已定了。
于是我说了：“这事不劳烦你们任何一位了，我自己来。你们看，就这么一下。”可是那个提议踹腿的大汉又表示了异议：“不行不行！我踹你是要乘你不备。你要是自己预先知道你要打哪里，那地方的骨头强度会突然增强好多倍。”听上去好像又是很有道理。但这一回我不想再放弃了，我就不信我拚足全身力气都打不断这根干柴棒。
接下来是选日子。离春节已近，我是想第二天就动手，争取回家过春节。但第二天是星期六，紧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