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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研究东南亚历史的新加坡教授这样谨慎地向我发来e—mail询问：你的朋友到外国所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侵略？还是国际雇佣军？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有多大规模？人数有多少？
一位社会学者希望同我讨论以下问题：你认为这是红卫兵暴力倾向延续的结果吗？文革时期的“世界革命论”同中华帝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什么关系？红卫兵运动是封建文化的产物吗？这种文化对于你们这代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有无影响？有哪些影响？
还有读者问道：金三角的游击队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失败原因何在？为什么许多境外知青至今没有返回祖国？他们在干什么？金三角毒品泛滥同他们有关系吗？
如此等等，等等。
老实说，面对无数广泛深刻的提问，我感到自己的经历变得像纸一样单薄苍白，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段不该被忽略的历史。北京一位编辑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应当考虑重新走进金三角，重新捡拾那些遗落在亚热带丛林里的历史碎片呢？
2000年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男人，大嗓门像炮弹一样震得话筒嗡嗡响。他在电话那一头说：我拜读过你邓先生的许多书，还有这本《流浪金三角》。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流浪金三角》里的焦昆、刘义、于小兵、刘黑子并不能代表我们境外知青。他们是什么人？是知青中的动摇分子，败类，游击队的叛徒、逃兵。正是他们的可耻背叛葬送了金三角的革命事业，他们是一群历史罪人。可是千千万万的中国读者通过你的书却把他们误认为是境外知青的主流，这真实吗？公平吗？你知道成千上万的境外知青是怎样度过那一段枪林弹雨的战争生涯和青春岁月的？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让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你的笔为什么不去反映他们？他们舍身忘死的崇高精神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我们怀念敬仰？这种英勇斗争难道不是历史的本质吗……我相信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无论你是否无意，这都是一个无庸争辩的事实，邓先生你明白吗？
我问他：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他说：我是谁并不重要。我是你的读者，一个在境外打过二十年仗的老知青。
我感到后背有些出汗，有些芒刺在背，我问对方：你有什么建议吗？
对方大声说：如果邓先生愿意重写一部金三角知青的书，我和我的战友当为邓先生提供丰富素材。
我并没有写一部境外知青史的打算，所以我没有立即表态答应下来。我听见对方失望地说：邓先生的勇气我历来佩服，可是你为什么不能过来跟我们谈谈呢？你不打算纠正自己的错误吗？
他的话让我微微有些不快，有些被强加意志的感觉，不过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听见对方坚定的声音：我相信你会来找我，我们迟早会见面的。
说完挂断电话。
4。旅长
2000年，南方某市发生一起小小的轰动事件：一群伤残的境外老知青，聚在一起足足有百人之多，或者摇着轮椅，或者拄着拐杖涌进当地某机关大门。这些老知青自然早已不年轻，岁月的流逝在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刻下许多深深浅浅的痕迹，但是他们举止行动仍然很有纪律性，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领头是个盲人指挥员，他挤在一辆别人的轮椅上，昂头挺胸，无所畏惧的样子，好像挺立在一辆冲锋陷阵的坦克上。
别人告诉我，指挥员是个当年闻名遐迩的游击队旅长，他率领自己的部下来向有关部门请愿，争取一个应当属于他们自己的合理待遇。这个待遇的名称叫“工龄”。
我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内心感到一种类似触礁的震动。
当人类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进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社会和富裕大道，当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已经崛起许多走向世界的企业家、董事长，成功人士CEO和白领阶级，当大街上的“奔驰”、“宝马”如过江之鲫，当《财富》杂志年年都在发布新诞生的亿万富翁排行榜的时候，这些年过半百的老知青，他们却在争取什么……工龄。
我心中布满辛酸的苍凉阴影。
据说经有关部门作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请愿活动不了了之。旅长最后一个撤退出门，他好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拄着一根拐杖，就像倒卷一面残破的人生旗帜。他们踽踽而行，走进一轮血红的残阳中。
这年六月，我来到昆明为《流浪金三角》签名售书，一个面孔憔悴的中年人挤开人群走到我跟前。他洠в型掖蛘泻簦膊凰祷埃窍窨檬髂茄聊卣驹谖颐媲啊Ｎ易⒁獾皆谖颐墙裉煊毡榉豪牡哪甏颐媲罢飧鲋心昴腥司谷皇悄敲聪荩煽莸牧成霞负蹩床患凰坑倘蟮暮奂＃拖窀瓯谔采系囊淮月嫱沾獭Ｎ胰衔淮笙穸琳撸蛭种忻挥惺椋部床怀鲆梦仪┟囊馑肌Ｎ艺谝苫螅鹗终疲蛭艺故疽徽抛痔酰铱醇痔跎厦嬗美赌嵬崤づば醋帕叫行∽郑耗阆氩煞靡桓霾谎俺５睦现嗦穑克诰梗ň常┩獯蛄硕暾蹋现夭蟹稀５悄惚匦敫斗眩ú煞茫�
我抬起头来看看他，他的表情像党小组长。不知道为什么，我愿意相信表情严肃的人，于是我在他的字条上写下两个字：同意。
5。老康
老康全名康国华，就是那个不同寻常的境外知青，闻名遐迩的游击队“旅长”。
我们还未进门就听见有人在打电话，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耳熟，一时又记不起来。等我跨进屋才看见这个大名鼎鼎的境外老知青原来是个双目失明的盲人，他的脸上架着一副宽边墨镜，但是墨镜仍然不能完全遮掩两只弹坑一样塌陷的眼窝。当他同我握手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位老知青双手严重变形，十根手指没有一根是完整的，就像一排惨遭破坏的竹围篱。这些参差不齐的手指头像锯齿一样一下子在我的心中拉出一道口子来。老康觉察出我的不安，他将头偏向我这一方说：都是炮弹弄的。不过没什么，习惯就好了。
老康嗓音洪亮，像炮弹爆炸，震得我耳膜嗡嗡响，我一下子记起那个读者电话。老康没有说错，我自己找上门来了，看来许多事情我们身不由己，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我问他： 听说你在境外担任过游击队旅长是吗？
他说：不错。我是中央医院副政委，副旅级。
我问：你既然身居要职，为什么还要回国来？
他侧耳聆听，之后简短回说：游击队失败了，知青都走光了，我只好回国来。
我问：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说：没有工作。待业。
我的心情忽然变得很沉重，老康侧着头，等待我的问话。我问游击队为什么失败。老康表情开始激动起来，他的脑袋像雷达天线那样盲目地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可恶的敌机。他怒气冲冲地说：游击队本来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那么多的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不惜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但是游击队却失败了。
我说：你并没有回答我的为什么。
他说：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你自己去调查吧。不过我要重复我在电话里讲过的话，你在《流浪金三角》里描写过的那些人是知青中的败类，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动摇分子、逃兵、变节者、叛徒和革命的敌人，他们对游击队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老康的警告令我心惊，就像我险些误入歧途。这天老康向我展示一张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泛黄的照片显示出年代久远。一位身着军装的慈祥老人，正好俯下身体向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年轻士兵伸出手来，士兵负了很重的伤，头上打了厚厚的绷带，像个石膏模型。我虽然无法穿透岁月的雾幛看清伤兵表情，但是我通过照片还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士兵的激动心情，因为从年轻士兵不顾伤痛支撑身体去握老人双手的热烈姿势已经说明一切。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历史瞬间，照片笼罩着一种来自遥远年代的神圣气息，它让我想起在天安门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小将。
老康低沉的声音从身旁传来：老人是金三角游击队＊＊主席，后来被叛徒出卖牺牲了。
我说：那个叛徒是什么人？是知青吗？
老康默然。我转过身来，看见墨镜后面两只弹坑对着我，我的心情一下子跌进黑洞里。后来我听见老康说：写写我们境外知青吧，那么多人付出青春年华，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再所不惜，他们为什么呢？难道他们不应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东西来吗？无论这个东西是什么都不要紧，只要它是真实的，它就应当属于历史，属于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分手的时候，盲人摸索着起身送我，我认真地对他说：今天我应当付多少采访费？
他哈哈大笑说：这叫做欲擒故纵……你说我能收什么费呢？
我问他：请告诉我，你对自己的过去是否后悔？
我看见老康又慢慢仰起头来，黑洞洞的墨镜注视天花板，好像在数上面的星星。他说：我们都不是先知先觉，连毛主席也不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想想那些高山下的花环，活着就该知足了。
我感到身体里有个柔软的部位重重地疼了一下。老康的话像钉子一样，一下子就把我的心钉在身后那堵冷冰冰的墙壁上。
6。梁晓军
我同梁晓军认识是经过朱小迪介绍，朱小迪也是一位境外知青，他的弟弟朱小羊是我的大学校友。采访之前我被告知梁晓军是个高干子弟，在境外知青中也是个很有知名度的风云人物。当我按照约定地址摁响住户门铃之后，院子里传来一阵很响的脚步声，紧接着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