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凋零让风光过和从来不知道风光是什么的女人在最后的时刻空前地平等。
我淹没在一个男人的叙述中，没有晨昏。
我知道我是在等他。
关闭电脑，我随手从书架上抽了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个奇特的老太太善于描写阴谋和阴谋被戳穿之后人的失落，而我期待的是让自己沉浸在她精心构置的情节之中，时间可以飞快地过去，明天会迅速地到来。
明天，于涛就回来了。
从窗户射进来的昏黄天光已经不足以让我看清书本上的字迹时，我听到了电话铃声。
“林玲？”
“于涛！你在哪儿？”
“在上海。特别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没给你打电话。
我明天早班飞机回来。“
他的声音是那么平静，以至于我为自己最初的兴奋感到害羞。
“我知道。”
“你在干什么？”
“看书。《东方快车谋杀案》。”
“这么恐怖的故事。”
“是阴谋故事。”
好像已经看到了于涛平静微笑的表情。
“你没写东西？”
“没有。整理你的录音带。”
电话里传来一阵强烈的干扰声。是于涛的手机。
“我过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今天晚上我没事儿。”
电话挂断。
打电话的人是谁？
一个出差在外处理公事的人接到任何一个电话都是很平常的，但是，我听到他的手机响起的时候马上想到的人却是于亚兰。
我不会问于涛的。
故事将继续下去。
我在小客厅的电话旁边放了一杯冰水，准备好录音带和采访机。
我要把我和于涛的全部对话都录下来。一个故事中除了应该有一对男女之外，还应该有一个旁观者。我就是那个人。
于涛的电话。
“林玲，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是。”
我按下采访机的开始键，磁带悠然转动。
“其实我更喜欢在电话里跟你说话。面对你，再加上一个录音机，多少总有些不自然。”
“你不是希望我替你写出来吗？”
“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见到你，知道你的职业之后，我就想把这个故事送给你，你会比我写得好。将来我看的时候，也会像一个旁观者看别人的事情一样，了解了之后，就可以放在一边。也算是一个交代吧。
“我告诉过你吗？别看我已经39岁了，做生意的人，朋友好像也特别多。其实真正了解我的人挺少的，几乎没有。一个人活着而没有知己，是不是挺可悲的？
“等等，我去拿烟。”
电话里一片悉悉卒卒的声音。
一个人活着，而没有人真正了解他，有什么可悲呢？
大多数人好似都是这样生活的。人与人之间，因为不了解而亲近着渴求了解，但是真的被别人了解了，会有什么好下场吗？一个人没有被了解自己的人伤害过，一定以为被了解是一件美妙的事。
“林玲？你在吗？”
“在。”
“那，我接着给你讲我和于亚兰吧。
“我们俩真正又开始有联系，是在她上班以后。
“我们都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家境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谁自卑的问题。
“于亚兰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女孩子吧，虽然朴素。
“参加工作早的人，恋爱都开始得早。我上班不到两年，就开始有人张罗着给我介绍女朋友，她应该也是一样。
“我小时候可能是浆糊吃多了，待人处事都笨。后来我看一本什么书，说相同年龄的女人往往比男人要成熟。大概是真的。
“有一次我们单位发电影票，一人两张，我国家在胡同口碰见她，就给了她一张。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俩挨着。
回家的时候也一起走。我特别傻，跟她说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是在百货商场卖布的。她就问我，要不要去见面。
“我说是师傅介绍的，肯定得见。不过那个人好像是初中毕业，我不太满意。我自己没文化，还喜欢有文化的人。
“于亚兰就不说话了。
“送她到她家院子门口的时候，她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说写了点儿东西，让我看看，看完还给她。
“那是我一辈子第一次接到情书。就算是情书吧。其实没有一个字跟爱情有关。她写了红绸带的事儿，说从那时候开始她就把我当成她最好的朋友。说她现在的工作很单调，她怎么怎么不甘心。还有一些希望我们俩能互相帮助之类的话。现在看起来，那根本不叫情书。
“我还是读懂了。心里挺激动的。于亚兰从小各个方面就都比我强，她长得又好看，能看上我，用别人的话说，那是我的造化。
“我也想给她写一封信，可是我不会写。我从小连一篇及格的作文都没写过。我不知道怎么办。
“第二天上班，我就跟师傅说，我不能去跟那个女孩子见面了，我妈说我还小呢，再等几年，现在家里也没钱给我娶媳妇。
“那天上班，我还是搬东西、送货，可是觉得特有劲儿。下班的时候，工作服没来得及换我就跑了。我知道那天于亚兰是正常班，我就到饭店门口等她。
“她出来看见我，好像特别不好意思。我把那封信拿出来，说看完了，还给她。她脸憋得通红，说我要是觉得写得好，就送给我了。
“这样就算是说明白了。我们俩开始正式谈恋爱。
“那个时候谈恋爱跟现在不一样，没有什么可一起玩儿的。就是下了班，我去接她，或者她到单位门口来等我，然后我们一起坐车回家，或者沿着马路走走。休息的时候，我去帮她家干些平时没人干得了的力气活儿，她给我煮一碗面条吃。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很。快乐的。我们俩商量好了要结婚，两个人把交给家里剩下的钱存在一个存折上。我开始不抽烟了，连9分钱一盒的烟也不抽。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胡同里看木匠给一个准备结婚的小伙子做家具，手艺真好，我就跟木匠说，等过一两年，让他再到这个胡同里来，给我也做那么一套。我跟于亚兰也是这么说的，说等我有钱了，给她做一个电影里演的那种大梳妆台。
“林玲？你觉得我够傻的吧？”
很平淡的情节，距离现在这个拥有网络、跑车和大哥大的时代有一种非常遥远的感觉，但是，我的眼睛是潮湿的。
这样的许诺我也听到过，是在刘超辞职开化妆品商店的时候，他跟我说：“林玲，我有钱了，就不让我老婆上班，每天坐在电脑前面，写她愿意写的东西，也不用问人家稿费给多少。”
那个终于离开我、被我认为是真正的初恋的男孩子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时候。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他送给我一支没有牌子的口红，他说：“林玲，以后，我给你买法国的CD……”
也许当一个本性质朴的男人爱上女人时都是这样的，想给对方一个舒适的生活，或者想让对方在一个舒适的、衣食无忧的环境里专心致志地爱他。那时候我想像中的幸福婚姻不就是我在有着淡淡的音乐声的家里、做好了晚饭、打开所有的灯、等着一个爱我的人回家吗？
当女人爱上一个男人时，想的也不过就是和他在一起过一种平静、安逸的生活啊。
可是即使是这样的生活，有多少人能拥有？
即使是拥有了，又能维持多久？
我妈和我爸离婚之前，只要他们两个人都在家，就永远是战争的状态。
有一次我下了课回家，看见我妈哭着在看一封信。
我很少看到我妈哭，她跟我爸吵架的时候，眼睛里经常是燃烧着怒火，可是那天，她的眼泪汹涌地流下来，看见我回来，她想掩饰都掩饰不住。
我妈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偷看了那封信。是我省当年写给我妈的情书。没有一个有关爱情的字，是我爸跟我妈商量有关他的工作调动。我爸写了很长的一段，讲解他为什么选择离开机关到下属的一个厂，因为工厂是在第一线，福利比机关要好一些，这样可以多出一些收入贴补家用。我爸说他不想我妈每天节衣缩食地生活，他要尽可能让我妈过得宽裕一些。
一个男人肯为了一个女人吃苦就是在说“我爱你”，大概从看到我爸给我妈写的信的时候，我就这么认为了。
也许夜晚本来就是一个适合倾诉的时分，我把我爸和我妈的这件事告诉了于诗。
“可能人在爱的时候就是这么具体的，不是傻，至少我不这么认为。”我想淡淡地说，但是我的声音不肯听从我的意志。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爱一个人其实是特别具体的，具体的在一起、具体的关心、具体的共同劳动和享受。至于像‘我爱你’那样的话，说一遍就足够了。”
于涛对于亚兰，说过“我爱你”吗？
“所以，从我确定要跟于亚兰在一起之后，我就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找机会挣钱。
“那时候经济方面已经开始逐渐比过去活起来，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机会也比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多了。
“我在原来那个单位挣不到什么钱，我就开始帮一些朋友干活儿。夏天帮个体户卖西瓜，跟着别人到广州去进走私烟、回北京卖，到外地收购那种狐狸皮的围脖，回来卖给北京的工艺品商店，这些我都干过。我还倒过指标。当时不是有人出国吗？回来的时候有买免税东西的指标，好多人不买，就把指标卖给我，我再卖给那些想买免税电器的人，从中间赚一个差价。还有很多，总之为了挣钱我什么都干，其中当然肯定也有不太合法的事情吧，不过问题都不是很大。
“可是我这个人运气不好，每次都是眼看着要挣到钱了，出一档子事儿，钱就没挣成。到广州进烟，回来才发现烟是假的；收狐狸皮，先给人家款，没提货就找不着人了。反正特别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