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弄堂十分宽畅也十分安静，安静到整天可以不见有几个人影。（其实，弄堂一直就是宽畅和安静的，即使在“文革”的那些最混乱的年代里。反而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弄堂拓展成了马路，洋房也开成了饭店，周围这才开始不可救药地嘈杂和车水马龙起来。）整条弄堂只有三幢同式同类的洋房，前后错落排列。小奥斯汀车一直开到她家的花园门口才停下，母亲牵着她的手走下石级走出花园去。
司机阿根是个当时年龄不会超过二十的大哥哥，皮肤黝黑，体形健壮，梳着一种中分头路的油亮光光的发型。每次，母亲见到他时都很高兴，话也说得最多，并盛开出一脸的笑容。母亲将湛玉安排在后排的车座上，自己则坐在司机位的边上，一路上与阿根有说有笑，去到父亲的厂里。
父亲的厂开在闸北的一条偏街上。这条街上开设的都是同类型的厂家：低矮的厂房，锈铁皮瓦楞覆盖的屋顶。锈烂的铁制品毛坯堆得满街都是，而半截烟囱这里那里地冒着惨白色的烟雾。车在一扇粗糙的水门汀门廊前停下，她们钻出车来。立即，就有一股振耳欲聋的冲床的机器声浪将她们团团围住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铁腥味。母亲与她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中走进厂去，走过车间，让那些满脸油黑的工人都转过面孔来，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的那位亮丽如花的老板娘如何在这一片巨大的声浪之中从机器与机器的窄缝之间通过。
父亲一般都是预先站在厂门口等她们的。他穿一件工装背带裤，披一件粗蓝布的工作棉袄，满手油污。别说是他人了，就连小小的湛玉都看得出来，父母在容貌与外表上都是很不相称的。那时候的父亲的厂其实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了，工人也有百十来个，但父亲还是闲不下来，仍会像他从前当学徒那样地亲自上机床去干活。他领着他的妻女来到他的那间设在厂区的小小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很暖和，生着一只旺旺的煤饼管道炉，煤饼炉的铁盖板上“嘶嘶嚓嚓”沸腾着一壶开水，几只烘熟了的山芋疙瘩搁在一边——这是他充当午饭的食品。晚饭通常都是由父亲亲自驾车带着她们娘俩去馆子吃的。无非也就是那么几家，不是二马路上的“老半斋”，就是城隍庙里的老饭店。父亲最喜欢点的几样菜她至今都记得：镇江肴肉，生煸草头，红烧圈子还有扬州干丝。后来，当湛玉自己也成了家有了孩子，而当那两家老字号的饭馆又在原地头上经营起原特色的菜谱来的时候，那儿便成了她老向兆正建议去吃饭的地方。她还是点那几样菜，并不是那些油腻腻的本邦菜真对她的胃口，而是其中藏了份旧梦重温的感觉。
一直到那个时期为止的她的童年的记忆中，钱以及其他的因素还未在她父母的关系间太明显地浮现出来。一切似乎很公平：他有他的事业和经济能力，她有她的美貌以及年龄的优势。
后来便开始变化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父亲从他主导全家经济的地位上逐渐地滑落下来；与此同时，母亲反而走出了家门，走上了工作岗位，她被分配到上海的一家工艺美专当教师。
穿上了解放装的母亲还是那样漂亮。不过，她已经不再烫发了，她剪了个女干部式的短发，显得干净、利落，大方。她经常伙同她的那班搞艺术的同事们说说笑笑地回家来聚会，每逢这种场合，父亲都会很知趣地先同客人们打个照面和招呼，然后便将客厅让出来，自己一个人退回二楼的卧室里去。倒是童年的湛玉，还能在大人们膝腿之间来往，穿梭，这个叔叔那个阿姨地叫一通，逗一逗，哈哈呵呵地热闹一番。她父母之间的话本来就不多，现在似乎更少了，气氛总有那么一点古怪和僵化。湛玉从小就是个聪明过人的孩子，她能阅懂母亲望着父亲时的目光：她有点看不起他。有时，他俩之间也会有语句上的龃龉，而每次，总是母亲稍显激动和激烈一点。她听得她在高声地说着一些断断续续的词句，什么“铜臭气”；什么“剥削阶级世界观”；什么“俗不可耐”；什么“难道还想继续坐在别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吗？”等等。这些话，都是以后到她完全长大成人了才明白了其中的含意的。但父亲就显得比较冷静和大度，每当母亲的声调高昂起来时，他便反而默不出声了。他是个随遇而安之人，什么事情都讲究个实惠和实用。其实来说，他从来就是个跟形势跟得很紧贴的人。抗美援朝时，他捐钱又捐衣物；公私合营时，他带头上街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仿佛这场运动不是令他失去什么而是让他获得了些什么，因此叫他有充分的理由由衷高兴出来似的。之后，他又积极争取，进了区工商联做事。这会儿，父亲是不会去与母亲明刀真枪抗辩的，他是个识时务者，他还希望想通过母亲的人事关系，请莉莉的爸爸老郝在暗中替他动作动作，晋升去市工商联工作呢。但此事就始终没有能够实现，等到“文革”爆发时，父亲已经老了。一般说来，父亲有着很强的自控能力，也不会轻易失态，哪怕就是在自己的亲人面前。以前，他虽然抽烟抽得猛，但却很少喝酒，“文革”遭批斗后，他沮丧得厉害，酒也因此喝多喝凶了。有一次，他说：那会儿，假如我没钱，你母亲会跟我？这话是只有湛玉和她父亲两个在场时他说的。她见他喝酒喝得很有点醉了，睁大着两只充满了血丝的眼睛望着她——这是父亲的一次失态。还有几次，也都是在酒后。父亲会进入一种如梦如忆似幻似真的恍惚境界之中。他说：那些年，真是你爸爸的黄金岁月哪，每一天都有钞票哗哗地流进我们的家中来；每年到年底一结账，哪一年的保险箱里不会多出几十根大条子来？钱哪钱！不管怎么说，钱都是样好东西。但他们把我的钱全抢走了，完了，再将我一脚踢开，于是，我便什么都不是啦……他说着，都有点老泪纵横的味道了。他又说，孩子，你要记住，钱这样东西是永远搞不臭的，也永远少不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人生在世，没钱缺钱的苦哇……
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文革”的那些清规戒律统治中国最严酷的年月里，但湛玉全听得懂；非但听得懂，而且全都能理解；非但能理解，而且还有一种深深的认同感。她伸出两条手臂来环抱住了父亲，轻轻安抚着，安抚着他那都已经弯驼了的背脊，背脊上上下下激烈地起伏，又像是在呼吸又像是在抽泣。她从小便是这样的：在感情上，她是站在父亲一边的；而在对气质和对人生理想的赞美上，她又倾向于母亲多一点。待到她长成年了，这两个自幼年起就形成了的逆向情结经常会交错轮番地在她的心中上上落落，出出没没；不可捉摸
得有时连她自个儿也未必能感觉得到或分辨得清楚：什么才是什么。就像这会儿，当她突然看清小保姆挡着的手臂后面站着的是谁的时候，在她霎刻之念的闪光中，除了那位女影星，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的。
反正，她决定跨出这一步去。
夜，深沉的夜，房内没点灯
兆正还在想着那件“千结衫”，当他沿着街灯惺忪树影婆娑的淮海西路一直向着徐家汇方向走去的时候，他还在想着那件“千结衫”。
他现在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这件“千结衫”是存在的，但它会在哪里呢？他真后悔当初自己在把它撇下时没多留个心眼；或让母亲代他保管一下，或索性将它搁在自己的衣柜里，万一以后能派上用场呢？假如是这样的话，至少，他还有一条线索可供追寻；还不至于等到
哪一天回首时，竟然发现自己对于这件往事的记忆几近于空白。
当时，他真是太没把它当回事了。
倒不是这件“千结衫”真有什么连城的价值，在这物质充裕到几近泛滥的年头，谁还会去留意一件用断线头编结成的旧毛衣呢？但话不是这么说的，生活现代了，人倒反而越会留恋起一些旧物来，例如老式唱机，脚踏缝纫机，粗纹唱片，线装书，旧杂志，古钱币，诸如此类。还说这些旧物中藏着某类文化涵量。这是现代人要为自己空虚的精神世界找寻的一种充填物。然而，这也不能完全算是兆正此一刻的心情，他当然觉得这件“千结衫”中藏着点什么，但这是另类含量。
他想，它一定还在的，在一个什么地方静静地躺着。他一直就有这样一种预感。
兆正的判断没错。毛衣确实还在，就在雨萍那儿。这是我作为一个作者恨不得立马就能告诉他的一个事实。我还想告诉他的是：当年他撂下毛衣去崇明岛屯垦围田后，他的母亲便将毛衣收藏了起来。因为在此一早，她已经知道毛衣是他表妹送给他的。后来有一次，雨萍去他家帮姨妈整理橱柜的时候发现了它，她便一声不响地又将毛衣重新包裹好，带回了家去。她甚至连姨妈也没告诉一声。就这样，那件毛衣便无声无息地在兆正家消失了。再后来，雨萍获准来香港定居，随身的行李虽然少，但还是包括了这件毛衣。
当然，我不可能这样做；我不能把自己在不同时空间的格性关系给打乱了。
其实，同时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我也曾见过这件所谓的“千结衫”有好几回。而其中的两次印象最深刻。一次好像是因为要找东西，我翻箱腾柜找了一通。在箱底处，我发现了它。我将它从众多衣物的重叠间抽出来，揭开一看，发现是件宽大重甸的男式毛衣。那种粗糙硬质的线头，一看，就知道是几十年前另一个时代的产品，而那几百上千个毛线结头更让人感觉它是件有点儿来历的东西。我将毛衣重新叠好，放回原处。后来，等到有了某个机会，我才向雨萍问起此事，但她支支吾吾，我当然就不便再追问下去：既然她从来就不过问我的任何事情，我也自觉没有权利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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