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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约法的好处是清旷平明，但未足以为中华民国的新制度。原来中国历次出现新朝，皆只是开创风气，而制度则大体是沿承前朝的，其未完工的部份则有待于继续化成，故革命惟对改乐而言，但改制则从来都是渐进的。如汉如唐，皆一戎衣而定，是因没有改制的问题。 若与改乐同时还有改制的问题，则如东周之末经过春秋战国与秦朝，东汉之末经过魏晋南北朝，北宋之末经过南宋与元朝，皆久久不能成定。而辛亥革命亦是一面改乐，一面尚须改制，因为戊戌变法可以沿承的太不够，中华民国的新制是惟能待其渐进的自然化成与孙先生的天才的创造。
我们日常生活最可喜乐的是知性，最可信赖的是意志。国家与世界的历史是生在于先知先觉者与民族的志气。民元孙先生让位于袁世凯，对北京妥协，是因革命党的同志们不听孙先生的话。其实当时是应当断然贯彻初意的，即使为此而与清朝的北洋军决战亦好。革命要求断然的充份的用兵，始能建立推行新政的威信，而辛亥革命是用兵不够，所以旁逸而为军阀的连年内战。后来北伐与抗战，皆是补辛亥革命的用兵不足。抗战是因为中华民国的新地位亦是新世界的，所以也需要有这样的一战。
但民初的一般亦还是有好风光。司马迁写楚汉之际及与他同时的人都有一种可爱，因为是个新时代，确有许多人是好的。民国初年的武人被称为军阀，其实他们多是出身民间，从辛亥革命发迹的，亦有原是清朝的军人，从李鸿章练新兵这条根里生出来的，他们不单沿承淮军，且还沿承有太平军与湘军的朝气。他们喜爱权谋，可是直爽，很敬重读书人。他们能俭约而豪华。 民国初年的武人出身乡村，而国会议员则出身城市，那时是乡村也兴旺，城市也兴旺，所以城里人也有好风气，而缙绅先生仍是生在“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乃有忠信”这样中国社会的秩序里，并非产业代表而是士。他们虽非产业代表，但是极有中小工商人家的热闹，与世俗礼意的慷慨。他们读孔孟之书，而亦讲事功，亦爱西洋的明亮，此即多出自做生意人的德性。做生意人持家勤俭，因为规规矩矩，所以明白事理，待人接物能平直。再如自己有店，对市面上的行情随时要机变，也没有个对世界新潮流固执不通的。
孙中山先生当年反对那班督军及国会议员，同时却有与他们相往来的余裕。民国初年那班人的豪华，世俗得明亮，不是单靠权位金钱就能有的，还因为有一个时代的风气，那时是街上陌上的众人都眉目清场。
但这只是长江流域的气象，黄河流域可仍在破落中，而珠江流域则仍是辛涩的，多有刺激性。又且中国政治的性格不许以一地域来制驭其他地域，却要黄河珠江两流域也向长江流域看齐，鞭其后者而进之，才能出现华夏的新一统及其核心。还有满洲，文明的根基很差，而其产业在全国中的比重却日在增大，不过满洲到底不能自成气候，只要黄河长江珠江三流域能一统，它亦就不能自外的。但是这些都不能顷刻做到，所以关内军阀割据，关外更张作霖自成一局面。
而且就在民国初年，长江流域也出了毛病，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丝茶桐油的输出骤落，从太平军那时以来六十年的农村好景遂中断，从此长江流域的农民也陷入长期贫穷了。这很影响政局，前此长江流域是颗定风珠，所以袁世凯做总统头两年里还曾相当一统，但此后则形势急转为南北分裂，长江流域反为只能依违两间，内里也各省独立起来了。
好在时人的动静不单取决于一代的形势，却更生于许多代的大信，所以民国初年亦只是地域的产业及政治尚未能有新的统一，但人们仍觉得是一个中华民国，好比过去春秋战国时、魏晋六朝时、唐末藩镇时、南宋偏安时，局面尽管分裂，人们却仍觉是生在一个天下，这就是文明尚有其不被产业与政治所限，且不被一代的升坠所限者在。而此亦即是汉民族之所以能度劫，好像在现实之外尚有天意策动政治经济及一代形势向好的方面走，且出来得大人如刘邦李世民及孙中山先生等，皆在局面之外更有荡荡世景，亦不单是一代的，而是旷视古今的大人。这就是时势可以造小英雄，而大英雄则能造时势。亦不单大英雄才能，民国初年那样的割据，但是连寻常巷陌之人，亦皆能洒然，不坠河山破碎或天地末日的感觉。 而且就在那时，城市有了新景气，即纱厂的兴起，照亮了一代人心。纱厂比前此的邮电铁路造船与矿，更能带引起许多新的产业，这些被带引起的新的制造业虽然规模不大，是分散的，又大部份仍用手工，但已是生在现代空气里的了。西洋史上新兴纺织业只为外销，其社会资本又偏流，不能这样快带引起本地一般产业的繁荣，而中国的纱厂则是生在众业的冶叶倡条里大朵的花。前此洋布总是要进来不容易，这回即是中国自己开起纱厂，从内里把市场来翻新了，只见联联排排的布庄，大的小的，木机织的，铁机织的，织出像洋布那样的布，生意非常之好。
前此六十年间，长江流域的城市是与乡村丝茶桐油的新繁荣结在一起的，现在丝茶桐油虽衰落了，但城市已有个富庶的底子，所以开得起纱厂，织出来的布也卖给城里人，也卖给乡下人，因为纱厂与城市的及农村的其他产业有了新的联系之故，并非全靠补了这一次世界大战时洋布的断挡，倒是中国自己打开了市场，然后日本人才亦能进来开纱厂，而且战后洋布才也能大量进来的。
彼时城市的新繁荣是如此健康，全不需要政府来计划，却都是民营纱厂，且因军阀割据，连官办的与官商合办的企业亦皆实际移到了商人手里，但是没有发生兼并垄断。城市这样鲜亮，政局虽割据，亦著实旷荡，没有对于人的阻塞，如此就出来了五四时代的新人。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起自北京大学，原本是政治的，但因黄河流域对这次城市新景气很少有份，其农村更在长期的破落中，且发生了大灾荒，北京的王气已黯淡，还不及满州生动泼辣，所以政治不能有声色，而只成了新文化运动。且连这亦是靠有江南的读书人在北京，但随又转入了只是书斋里的明静，他们虽然喜爱希腊精神及莎士比亚，其实却是冷漠。
五四运动在广州又自不同。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在头一年终结，洋布进来闹败了纱厂，这对珠江流域的影响特别严重，因为此地前此景况好的时节，亦不及长江流域的来得匀，新虽新，却多有刺激性，现在更是震动不安，所以一经五四运动点著，广州就如火如荼，后来发展成了北伐。但是鲁迅到了广州很失望，觉得那里的浪漫气氛太重。
鲁迅不满意北京，离开了去到广州，后来又离开广州，到底住在上海。五四运动确是在长江流域最最烂漫生发得好，彼时若不是此地的农村也破落了，五四运动在此地是可能发扬为第二次的辛亥起义那样，比其后珠江流域的北伐还有更好的政治作为的。前此是太平军以来丝茶桐油所引发的城市与乡村繁荣，加上李鸿章张之洞以来的现代产业建设，使长江流域能有那样好的辛亥起义，但这次五四运动则惟乘纱厂所引起的城市新繁荣的尾声，所以在上海也只能是个新文化运动，不过比北京的更有世俗的热闹，比广州的更清明平正。
后来珠江流域的北伐是浪漫的知识份子领导破落农民，随即来了共产党的巫魇，幸而到得长江流域就清党了，否则北伐军将会像太平军的也覆亡，可惜北伐军不比湘军的有乡村的兴旺做背境。长江流域是从清末以来成为华夏文明的王畿，此地的作风是湘军与辛亥起义这样的，如今虽然不能有北伐，但是校正了北伐，这与前此的校正太平军，皆证明是个澄清的力量，而五四运动亦惟在此地才真是中国文明的全面开向现代西洋。
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校长长蔡元培先生，请教授可以不拘资格，对思想学术亦不以同异为爱憎。教授与学生彼此相敬，然而学生可以质问教授，教授对教授亦可互相批评责难，但不像其后中共的批评会或检讨会的埋伏杀机，他们而且公开抨击段执政，但并不像革命者那种穷毒。他们的活泼无禁忌是天人游戏。当时北京各大学，上课像听演讲，教授亦来听，有名的学者讲学要以大礼堂来代替课堂，窗门口都站满听众。新出的刊物与书，青年争先买来看，好像早晨上街买小菜蔬果的鲜洁。他们千里求学，跟名教授转换学校，不在乎文凭。 他们的爱情像天上星辰的皎皎，他们的追求理知亦像天上星辰的迢迢。
那时的青年喜欢西洋的科学与文学，而又喜欢子夜歌竹枝词与红楼梦。他们敬重哥白尼与达尔文，又佩服华盛顿与林肯，但因欢喜的东西太多，变得都只是好意，他们喜爱西洋，是爱的希腊精神，没有时间观念的。他们不大读历史，亦并不把西洋东西与中国的作有系统的比较。 他们嘴里说不满意中国，但是他们喜爱中国的日月山川，又敬重中国女子。他们更不去追究西洋最好的一面原来亦拖有阴影。他们看东西能够没有选择，好像雪霁日出，泥泞亦有清洁的感觉。 彼时我年十四五，在杭州中学校做学生，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日子非常您长，如果不出去，一人在教室里用功，只觉校舍的洋房如理性的静，而理性到了是静致，它亦就是感情的流遍了。于是翻开英文课本来读，闻闻洁白的洋纸都有一股香气。
五四运动原为反对廿一条而起，那时的青年随即却说政治经济是浊物，连对日本亦不恨了，因为是这样的美景良辰，人世正有许多好事情要做。他们废弃文言要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