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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山门，哼哈二将和四大天王的颜色都暗淡了。大雄宝殿的房顶上长了好些枯草和瓦松。大殿里很昏暗，神龛佛案都无光泽，触鼻是陈年的香灰和尘土的气息。一点声音都没有，整座寺好像是空的。偶尔有一两个和尚走动，衣履敝旧，神色凄凉。——不像善因寺的和尚，一个一个，都是红光满面的。
大殿西侧，有一座罗汉堂。罗汉也多年没有装金了。长眉罗汉的眉毛只剩了一只，那一只不知哪一年脱落了，他就只好捻着一只单独的眉毛坐在那里。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
罗汉堂东南角有一口钟，相当高大。钟用铁链吊在很粗壮的木架上。旁边是从房梁挂下来的撞钟的木杵。钟前是一尊地藏菩萨的一尺多高的金身佛像。地藏菩萨戴着毗卢帽，跏趺而坐，低眉闭目，神色慈祥。地藏菩萨前面点着一盏小油灯，灯光幽微。
在佛教的菩萨里，老百姓最有好感的是两位。一位是观世音菩萨，因为他（她）救苦救难。另一位便是地藏菩萨，他是释迦灭后至弥勒出现之间的救度天上以至地狱一切众生的菩萨。他像大地一样，含藏无量善根种子。他是地之神，是一位好心的菩萨。
为什么在钟前供着一尊地藏菩萨呢？因为这钟在半夜里撞，叫“幽冥钟”，是专门为难产血崩而死的妇人而撞的。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以为血崩而死的女鬼是居处在最黑最黑的地狱里的，——大概以为这样的死是不洁的，罪过最深。钟声，会给她们光明。而地藏菩萨是地之神，好心的菩萨，他对死于血崩的女鬼也会格外慈悲的，所以钟前供地藏菩萨，极其自然。
撞钟的是一个老和尚。相貌清癯，高长瘦削。他已经几十年不出山门了。他就住在罗汉堂里。大钟东侧靠墙，有一张矮矮的禅榻，上面有一床薄薄的蓝布棉被，这就是他的住处。白天，他随堂粥饭，洒扫庭除。半夜，起来，剔亮地藏菩萨前的油灯，就开始撞钟。
钟声是柔和的、悠远的。
“咚——嗡……嗡……嗡……”
钟声的振幅是圆的。“咚——嗡……嗡……嗡……”，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就像投石于水，水的圆纹一圈一圈地扩散。“咚——嗡……嗡……嗡……”
钟声撞出一个圆环，一个淡金色的光圈。地狱里受难的女鬼看见光了。她们的脸上现出了欢喜。“嗡……嗡……嗡……”金色的光环暗了，暗了，暗了……又一声，“咚——嗡……嗡……嗡……”又一个金色的光环。光环扩散着，一圈，又一圈……
夜半，子时，幽冥钟的钟声飞出承天寺。
“咚——嗡……嗡……嗡……”
幽冥钟的钟声扩散到了千家万户。
正在酣睡的孩子醒来了，他听到了钟声。孩子向母亲的身边依偎得更紧了。
承天寺的钟，幽冥钟。
女性的钟，母亲的钟……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中午，飘雪。
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序
赵朴初
这本书是我近四十年前开始写的，因为事务冗忙，时作时辍。原来计划，除现在书中的五章外，还有三章是有关中国与外国佛教关系史的，因佛教协会已有这方面资料的编辑和著作，所以不重复了。
我写成第一章后，曾以《楞严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句话中提出“饮水”二字作为笔名，陆续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有一位朋友问我：“你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小题目？”我说：“我喜欢‘小题大做’，而不愿‘大题小做’，更害怕有题空做。”这本书名很合我的心意。
几年前，一位青年僧人用日文翻译这本书，我应他的要求写《序》时，曾记下与本书有关的一件事：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毛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
后来，我在写这本书的第二章时，想起那一次未谈完的问答，我想，书中谈到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补充了当时我在毛主席前所想讲的话。
我看过曾是毛主席的勤务员李银桥写的书：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对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佛教寺庙，好不好？”“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吗？”我因而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革”初期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影响，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一九八七年我到四川一个佛教胜地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写信给我说：“宗教是文化。”
这三个人，一是伟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认佛教是文化，而今天还有不少人的认识水平和当年李银桥的一样。
我最初写这本书的动机只是为了和外国朋友谈话时，翻译人员因缺乏佛教知识而感到困难，想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但这许多年来，得到国内不少人的关怀鼓励，也引起一些外国朋友的注意。事实说明，这本小书对于增进人们对佛教的了解，增进国际朋友对中国佛教的了解，不无少许贡献。
我虔诚期待国际朋友对于此书内容给予指教。
金庸：皈依的心路
金庸
池田：金庸先生信奉佛教，且对佛学甚有造诣，先生皈依佛教，是缘于什么事呢？
金庸：我皈依佛教，并非由于接受了哪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导，纯粹是一种神秘经验，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
池田：请往下说。
金庸：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雷，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池田：是吗？我可是初次听到。失去孩子的父母亲的心情只有当事者才可理解。我也是这样，我曾失去我的次子。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也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他还年轻的时候，他的仅有一岁的女儿夭折了，这是发生在他皈依佛教前的事，他曾经感伤地缅怀道：“我抱着变得冰冷的女儿，哭了整个晚上。”过了不久，他的夫人也撒手人寰，这使得他认真地思考有关“死”的问题。
金庸：此后一年中，我阅读了无数书籍，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详细细地研究了一本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怀》。其中有汤因比博士一篇讨论死亡的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但不能解答我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当然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我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时回忆书中要义，反复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我的想法，后来我忽然领悟到（或者说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池田：户田先生也曾在失去长女及妻子之后的一个时期信奉过基督教，但是，关于“生命”的问题，却始终无法令他信服，也无法解答困惑和疑问。您之所以认为基督教不合您的想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不能解答“生死观”的问题吧！
那次会晤，我们说起过的康丁霍夫·卡列卢基先生曾经说过：“在东方，生与死可说是一本书中的一页。如果翻起这一页，下一页就会出现，换言之是重复新生与死的转换。然而在欧洲，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满的书，由始而终（没有新的一页）。”这也就是说，东方与西方的生死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生死观”，您曾作过竭力的思考，当然也不会满足于那种将人生视作“一本完整的书”的生死观吧！但是，佛典浩繁，不可能一口气学完，那种苦读和钻研殊非易事啊！
金庸：是啊！中国的佛经卷帙浩繁，有数万卷之多，只读了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之中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之间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不过中文佛经太过艰深，在古文的翻译中，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实在无法了解。
于是我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的英文译本。所谓“原始佛经”，是指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最早期、最接近释迦牟尼所说佛法的纪录，因为是从印度南部、锡兰一带传出去的，所以也称为“南传佛经”。大乘佛学者和大乘宗派则贬称之为“小乘”佛经。
池田：能以汉译的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