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他们不晓得有一个人要来到他们的生活中了。他，还有他的诗歌，要和他们的日子搅在一起了。
“我起初没有去找别的诗友。我真的就是住在一家小招待所的地下室里。我想，好了，现在我什么都可以不去想，我可以安心地写一段时间的诗歌了。地下室里晚上人很多，都是些来北京旅游而口袋里银子不多的游客。但白天他们出去玩，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安安静静地趴在通铺上，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写诗。那种感觉真是好啊老兄。地下室有股潮湿的霉味，头上吊着一盏二十五瓦的白炽灯。墙上斑斑驳驳的。我啃着老面馒头，喝着白开水。但我很满足。比在学校里当老师满足，比睡在小朱老师身边满足，比当小饭店的老板满足。我写一会儿又睡一会儿。我很快就把一本笔记本写得满满的了。我又上街去买本子。我沿着北京的老胡同走。我听到磨剪子的人的吆喝，还有柳树上的蝉叫。一句一句的，像我的诗行一样在心中飘荡。我站在老四合院的门口朝里头张望。我看到有个老头蹲在青砖的阴影里修单车，穿着老式的褡褂，脑袋精光，老花镜挂在鼻尖尖上。我喜欢这样的场景。很亲切，像看一部黑白的老电影。但是四合院里面走出一个老大妈来，她朝我打量了一会，问我：干吗？找谁？我说不干吗，不找谁。她说不干吗不找谁那你怎么还不走？还待在这里？你是什么人？你哪儿来的？什么单位？——看你也不像什么单位的，你要于吗？修单车的老头也站起来，一手黑糊糊的，说：你不说？不说咱们就上派出所去！了得，在人家院子门口东张西望，还说我不干吗，我不找谁！”
他笑起来，仿佛是笑胡同大妈，也仿佛是笑他自己。啤酒是不能再多喝了，不过我还是喜欢听他聊天。
“这就是北京。他们对待一位诗人就像对待一条野狗一样。他们平时看上去慈眉善目，吵起架来却个个都像要杀人。
“这样的事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但是我在小招待所里的遭遇可就完全不可理喻了。
“由于我整天待在地下室，很少出门。一个人趴在通铺上写呀写的，每个服务员都拿异样的眼光来看我：这个人若不是神经病那就定是干坏事的。他们把我的情形告诉片警了。
“那天晚上，出去旅游的人们回来了。地下室里闹哄哄的，夹杂着各地的方言，像联合国开大会一样。这时有个人很响地叫着我的名字，用纯正的京片子。我应了一声。我说是谁啊？那人说：跟我们走一趟。
“我跟着那人走，到了派出所。他就是片警，是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他对我非常凶。到了他那里，他就开始变得很凶。在路上的时候他还不是这样的。他看上去甚至有点女性化，长得很秀气。但他凶起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他问我每一句话都是怒气冲天的。他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来北京干什么，为什么白天都待在地下室里，你每天在一个小本本上记什么，等等等等，问了我好大一堆问题。我说叫我来派出所干吗，我犯了法吗？你平白无故地对我这么凶，你说，我犯了哪一条？如果你说出来了，你把我关起来，戴上铐子，我保证没有屁放。如果你说不出来，对不起，我没工夫陪你，我得走人了，我还有事要忙。我站起来就要走，那年轻人从桌子后面冲过来，一把将我按在凳子上。他叫了一声，从门外又冲进来一个警察。他对那人说：他想跑，了得，先铐起来再说！他们两人捉住我，把我一只手铐在窗子的护栏上。那年轻片警说：搜搜看，有没有证件。没有的话，就关起来。了得，顶嘴，还想跑。看你跑不跑得了！
“我没有证件。学生证？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工作证？我已经丢了工作了。我哪里来的证件？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愤怒。你想想我能不愤怒吗？我，一个诗人，在中国，在北京，只是待在一个地下室里写诗，却被他们抓了起来，被当成了对社会有危害的人、有犯罪企图的人、贼头贼脑并且毫无尊严的人。我冲他们叫着、吼着，我都不晓得我叫了些什么，吼了些什么。他们嘻嘻一笑，一个给另一个递支烟，点上火，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走了出去。那年轻人走到门口的时候丢了一句话：你叫吧，尽情地叫。他们门都没关就走出去了。
“没有人围着我看热闹。我就是想有人看。但是没有，因为是在派出所里头，而且是晚上。我看到有人从门口走过去，当然是穿制服的人。但他们不理睬我。我一会儿就嘶哑了，口渴了。我暴烈地挣扎，却只是弄痛了我的手腕。不锈钢的铐子把我的手腕勒出血了。
“一个通宵，无人理我。我也没办法吼叫了。漫长的一个通宵。那间房子只有一盏日光灯。我觉得它太亮了。它仿佛袒露了我的一切。我脑子里闪过许许多多的人，闪过我们的中学，闪过那些在我的竹竿追打下逃跑的学生，闪过小朱老师……我想如果我答应了她，也许我现在在一座山村中学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如果我不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并且自己也说不清的欲望的人，我也许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会和她一起把孩子生下来。我做父亲和丈夫，会很称职。但我随之也就失去了一切。我活着的意义和乐趣在哪里呢？
“那个夜晚我脑子里很凌乱。我新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充满了痛苦、羞辱、歧视和粗暴的对待。我感到了孤单。无力的孤单。我身后没有任何人，任何肩膀。而我的前面是社会，坚如磐石的社会，摧毁了你都不会发出声音来的社会。我并不想与它斗争。那是痴心妄想。我只想融入它，就像一条鱼儿游入深潭。我只想写诗，用诗歌与它交流，让它倾听一个天才的心跳。我只想赢得感动和尊敬。但是他们是怎样地对待我啊！
“第二天上午，我又渴又饿的时候，那个片警来了。那个和我一样年龄的年轻人。他为什么会有那样仇视的目光，仇视并且轻蔑？他的心肠为什么那么狠，那么坚硬？
“‘现在你会回答我的问题了吧，嗯？’他走进来，坐在一张桌子后头，点燃一根烟，问我。‘说，你为什么来北京？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整天待在招待所的地下室里？为什么不出去？你整天在一个小本本上写的是什么？你到底是干什么勾当的？说，把你的一切都说出来，老老实实地跟我交代清楚！’他一口气问了我许多问题。
“我请求他先把我的手铐松了。我说我想坐下来回答问题。我还说我肚子饿坏了，口也干死了。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位正派无辜的人。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生气了，松开了我的手铐。那上头沾了我手腕上的血迹。他递给我一杯冷开水，然后说，回答完了我的问题，你再吃饭。
“我告诉他，我是一位来自贵州的诗人。我的诗名叫做哑马。我说不信你翻开今年三月号的《诗月刊》，就可以看到那里头有我的一组诗，整整四个版面。他笑了一声，说他从来不读诗。我突然明白了：一个从来不读诗的人，只能是这样粗暴，并且贱视他人。当然他同时也贱视了他自己。他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位有良知的人。
“然后我告诉他，我在本子上写的全是诗。不信你到地下室去拿我的本子来看吧。全是诗。什么都没有。他又笑了一声，说：看过了。
写的什么玩意儿，全都看不懂。我也笑了一下，说那根本不是给你这样的人看的。他受了这句话的刺激，突然又暴怒起来，拍着桌子骂了句粗话，然后说：你小子不识抬举。你是不是又叫我把你铐起来？
“后来我又跟他说，我刚刚从贵州来，诗人是在大地上四处游走的人。我到了北京，是因为我喜欢北京。我喜欢住在地下室里写诗。这是我的爱好。我没有危害哪一个人。我更没有危害社会。凭什么要把我铐起来？
“这时有个人在外头喊他接电话。他出去了，就在隔壁。我听见他接电话时很大声音说话，很不耐烦。打完电话他没有马上过来。我听见他在隔壁跟一位女同事聊天。他说到了我，说他*的还是什么诗人，招待所的人说他整天鬼头鬼脑的。那女同事问：诗人？叫什么名字？我喜欢读诗呀。他说了我的诗名。那女的声音很高地说：呀，你抓了他啊。他真的是诗人呀。然后那女警察跟着他过来看我了。女警察说你真的是哑马？我点点头说：是。女警察说：我读过你的诗。我还把你的诗剪下来贴在我的本子上了。你的诗写的真好。那年轻的片警听了我跟他的同事聊天，笑了一声，说：如果这只是一场误会，那我本人向你道歉。不过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招待所里的服务员认为你很不正常，他们对你很怀疑。北京是中国人民的首都，治安是压顶的大事。所以我们不管怎样都要找你调查情况。你态度不好，所以搞得我们也态度不好。你写个情况，签个名，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他说得这么轻松：你态度不好，所以搞得我们也态度不好。他没有觉得侮辱人格才是犯罪。他侮辱了我，伤害了我，用手铐来对付我，却这么轻松地说：你可以走了。
“我当然要走。我在这里待了一个晚上，确实是受够了痛苦和某种程度的绝望。那位女警察一直送我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她跟我解释他们的工作也不容易。有时候，好人坏人并不是一眼能够分辨清楚的。在北京，任何一个行为怪异的人都会受到置疑。北京的老百姓警惕性是很高的，但有时候也有些过敏。她一边跟我解释一边送我出门。这本来是没有必要的，但她坚持这么做。她脸上挂着和善的笑意。她也是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一两岁，留着马尾辫，有一张清秀的瓜子脸。她跟我说，她是诗歌爱好者。有时自己也写一点诗，但是写得不像话。她不敢投稿，只是写给自己看。我心里一阵温暖。我想她和她的同事，一个爱诗，一个不读诗，于是人性就成了两种样子。诗歌使人的心灵变得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