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长袍大褂，举止文质彬彬，待人大方而有礼貌。高敬亭瞅瞅师弟，再看看自己赤脚裹腿的样子，不禁对师弟有一种羡慕敬佩之感。尽管两人长大后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同学之间的情谊还是真挚而深厚的，他们在心中仍不分彼此。想到这里，高敬亭回答说：“只要你和方先生不嫌弃愚兄，理当一拜。”
原来方进贤和梅光荣早就是共产党员，他们在董家店、泅店一带已发展了八名党员，秘密地建立起党小组。现在梅光荣又来做高敬亭的工作。他了解高敬亭是一位性格直爽的人，很讲义气，爱讲实话，于是进一步说：“南乡的共产党发动农友们闹起运动了，你听说了吗？”
“共产党到底是怎到一回事呢？”高敬亭近来也听说一些革命和共产党的传闻，正想弄个清楚明白，于是急忙反问一句。
“共产党是救穷人的党，就是要领导穷苦人闹革命，打富济贫，不让地主豪绅欺侮穷人。”梅光荣解释说。
“那不是要造反吗？”高敬亭追问道。
“就是要造反，也是逼上梁山！你不是看过《水浒传》吗？那一百单八将不都是造反吗？是要和昏庸的朝廷对着干。但那时没有共产党领头，最后失败了，现在不造反行吗？就拿你家来说，从你爷爷到你，这三代人，一直以劳动为本，活没少干，苦也没有少吃，想富就是富不起来。可那些地主豪绅不劳动，还吃香的，穿光的，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说，地主豪绅该不该推翻？”
高敬亭心里明亮了。他想到祖母死后，书也没法读了，跟着父亲学杀猪，亲眼看到穷人有的连饭也吃不饱，而富人三天两头，总是大一块、小一块地把肉往回提。富人们肥的吃腻了，还专拣瘦肉割。自己家里每年辛勤劳动的粮食有一半都交了租，做点小生意或杀一头猪还要交很重的税，真太欺负人了。他回答说：“按道理地主豪绅要推翻，可是……”他没有说下去。
梅光荣看到高敬亭思想有顾虑，接着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放心往下说吧，难道还信不过我？”
“造反，我看不那么容易，这事搞不好就会脑袋搬家呀！”高敬亭不无担心地说。
“是呀，要革命成功的确不容易。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反动统治很不得人心。他们抓了派款，欺压百姓，人们已经难以生活了。特别是那些当官的贪污腐化，有的一人当官，亲戚朋友都仗势欺人；有的一个保长就明娶暗占，搞几个老婆……老百姓心中怒火满腔，他们希望有人出来领头。只要有人领头干，他们都愿参加。历史上陈胜、吴广、李闯王都是造反，响应的人成千上万，力量能移山填海，势不可挡。你说是吗？”梅光荣耐心地说着。
“可是他们推翻了一个朝代，建立起一个新的朝代还不是一样统治别人，最后也忘记了老百姓。搞来搞去，还是少数人占便宜得利，大多数人吃亏。”高敬亭又提出新的问题。
“但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在推动历史发展，社会就要前进一步。而今天的共产党目的更加明确，就是要领导穷人革命，是为了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消灭阶级，铲除压迫和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让大家人人平等。这是跟过去任何朝代都不同的。”梅光荣耐心地说，高敬亭认真地听，不时地点头。接着梅光荣又说：“要推翻统治阶级，就要担风险，甚至要牺牲生命，用少数人的牺牲，换来更多人的幸福。因此，要革命首先就应不怕死，怕死就不要革命。对不对？”他俩像从前上学时一样争论不休，不知不觉地到了深夜，高敬亭留梅光荣在家里休息。
不几天，梅光荣又领着高敬亭到方进贤家里去拜访。方进贤对他们热情地接待，并介绍了箭场河地区农友在吴焕先的带领下掀起了农民运动，人们都叫吴焕先“七相公”。
高敬亭回到董家店后，立即打着防匪保家的旗号，办起了“红枪会”，二三十名青年农民都来参加。他率领红枪会学员每天夜晚练枪习武，还让妻子给会员们做夜饭吃。会员们越学越带劲。
1927年贝回月，南昌、秋收起义之后，黄安、麻城两县农民举行著名的“黄麻起义”，一举打下黄安县城，成立了黄安工农民主政府。高敬亭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起义，但他第一次看到了农民革命的胜利，农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排山倒海，风雪激荡。
12月5日，黄安城得而复失，重被国民党政府军占领。起义的农民被迫撤至黄安北方，后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转战到黄陂木兰山一带打游击。这时，梅光荣、傅梅臣等共产党员已经在董家店地区开展起秘密的革命活动，高敬亭的家就成了他们写标语、散传单、宣传革命的联络点。
一天，麻城县乘马区的民团，在一个姓范的团总唆使下突然闯进董家店，先去捕捉傅梅臣扑了空，后来又同新集的民团勾结闯入高敬亭家里。他们在高家搜到一些“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传单，就以高家私通共产党为名进行残害。当时高敬事出外卖猪肉没被他们抓住，他们便将高敬亭的父亲抓走了，带到了泅店。董家店的父老兄弟闻讯后，立即推选代表去商谈保释。而范团总不仅没有答应，反而将高敬亭父亲带到乘马岗河滩上活活打死。
高敬亭回家看到房子被烧毁，妻子王氏也被反动分子杀害，不满一周岁的儿子下落不明。伯父、伯母们也都逃难去了。他又听说父亲惨遭毒手，反动民团扬言还要挖他家的祖坟。二十一岁的他眼望一堆废墟，仰天长啸，嚎啕大哭。悲伤过后，他愤然从破屋基圈子里，找到了他的杀猪刀，在磨刀石上擦了又擦，拭拭刀锋，舞动两下，满怀仇恨和怒火，带领十几名叔伯兄弟和“红枪会”队员走上“逼上梁山”之路。
柴山保之夜是个难忘之夜。胆大心细的高敬亭把张国焘安排在山头上的土地庙里，特务队布置在唯一的山道上，虽然只有一夜却万无一失。四月的深山，乍暖还寒，高敬亭给张国焘搞来一只火盆，放在屋子中间，首长喜欢晚上加班，他又找来坐凳，底下烧着温火，可以烤着屁股，这是山里的“特产”，那时候给首长享受一下，也是最好不过了。
张国焘看跑前忙后的高敬亭，眼睛有些潮涩。“敬亭同志，你也该歇着了。”
“呵呵，我们在基层工作的人都是这样子。”
“我看以后不管干部大小都不可以吃鸡。”张国焘还想着今天他吃上了一只鸡，忽然冒出这么一句。
“今天是例外，我也是借花献佛。那只鸡是乡妇联主席自家养的。”
“那位主席叫什么名字呀。”
“她叫张宗杏。”
“张宗杏，一只红杏出墙来，好同志哟。”
张国焘也不是没有一点人情味。高敬亭、张宗杏后来都成为苏维埃政府不可多得的高级干部。当然他俩也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并不全是张国焘一手提拔起来的。如果说这一对夫妇的死与张国焘有关的话，那就太冤枉好人了。
“敬亭同志哟，我在想，山里的群众生活这么苦，以后苏维埃政府和党政机关是否提倡每天喝两顿稀饭，与群众同甘共苦，你看如何？”
“可以，可以。”
“敬亭同志，你说说，吴光浩他们是怎样找到柴山保的，这块地方真不错。”
“首长，说起来话长了。”
“不妨，不妨，你说，你说。”
高敬亭被大首长这种诲之不倦的精气神所感染，就势蹲在火盆旁，张国焘眯缝着细眼，两人各点起一根烟卷。
1928年4月，鄂豫边形势起了变化。盘踞在黄麻起义地区的敌十二军教导师，与桂系十八军发生冲突，该师奉命撤回河南，鄂豫边界暂时成为军阀割据的空隙地带。这时，戴克敏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一个大队，趁机从木兰山转回到老区，于4月7日歼灭了紫云区上戴家“清乡团”，缴枪二十余支。坛树岗团匪也闻风逃窜。接着，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全部返回黄安北乡，吴光浩和曹学楷也回来了。就地坚持斗争的吴焕先等同志，立即领导农民群众配合工农革命军，向土豪劣绅和“清乡团”发起了新的进攻，革命斗争烈火很快又燃烧起来。群众兴奋地把这一胜利称之为“二次暴动”，到处都唱起了新歌：游击转回还，黄陂到黄安。先打“清乡团”，一心要“共产”！谁敢来抵抗，叫他狗命完；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
5月间，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等同志就近在坛树岗以西的清水塘举行会议，决定在柴山保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以黄安。麻城、光山边界的摩云山、羚羊山、光宇山为活动中心，创建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找到了一个“边”（鄂豫边）、几座“山”（摩云。羚羊、光宇山），试图立足生存、发展壮大、开创新的斗争局面。至此，黄麻地区的一支弱小的农民革命队伍，便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对于后来创建鄂豫皖根据地，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张国焘不动声色，慢慢地吐出一个烟圈，突然说出一个“好！”字来，把蹲在火盆旁的高敬亭骇得站起身来。张国焘想，柴山保，这一新的开端，乃是中国革命转入武装斗争时期的共同特点，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她不逊于“朱毛”的井冈山！
柴山保之夜，给予张国焘一种启示。他也在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中共“六大”以后，由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创的红色割据和武装革命的斗争形式，日益受到共产国际的赞许，朱德和毛泽东这两个没有参加“六大”的红军领袖，倒成了“六大”以后中共党内的真正传奇式的英雄。在瞿秋白的城市起义和李立三的“全国总暴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