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极左并非自“文革”始，只不过在“文革”时大爆发、总爆发而已。
早在1951年“文化整风”之际，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大会上，马思聪便已受到寒流的袭击，指责他“想把音乐学院办成资本主义学校”。
1957年，马思聪说过“有职无权”，受到过批评。在“大跃进”的1958年，马思聪夫妇曾在西安举行了小提琴独奏会。不久，在1959年第二期的《人民音乐》上，便登出了《评马思聪先生的独奏音乐会》，那口气是咄咄逼人的：
“首先，在节目的选择上……新中国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乐曲一首都没有……我不知道马先生对于党的厚今薄古和一切文化艺术都要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是如何理解的？……我们听众白天流着汗炼钢、握着镢头翻地，大家在一起欢笑，唱着跃进的歌，这和马先生的演奏多么不协调！……至于《西藏音诗》……我们认为马先生是在歪曲、丑化西藏的面貌，希望马先生在这批判资产阶阶学术思想的今天，能在创作和演奏上展开自我批判。”
……
当然，这些冷风，时起时止，还没有成为“红色风暴”。马思聪虽有不快，但毕竟是暂时的，唱一下“是我错”便可以过关。
然而，在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1966年，马思聪终于遭到了灭顶之灾。
“我记得这是1966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这天我第一次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我的一个学生来到我家——他没有带提琴。他说：他不能再跟我学习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因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遭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马思聪，《我为什么离开中国》，1967年。本节及下两节中多处引用马思聪这篇文章中的话，不一一注明了。）
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刚刚一开张，便“触及”到马思聪头上。
那是在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电话铃声打断了琴声。马思聪放下小提琴，拿起电话耳机，听见冷冰冰的声音：
“学校里贴了你许多大字报，今天下午你必须到学校看大字报！”
一位好友劝马思聪最好写一份表态大字报。马思聪犹豫，妻子和女儿马瑞雪赞成。于是，女儿马瑞雪上街买了三张黄纸，以马思聪的名义，写了《我的决心》。
在马家工作多年的司机信师傅从车房里开出了轿车，马思聪抱着那卷黄纸头，上了车。
一进中央音乐学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马思聪”的大字报，满目琳琅。
看着，看着，马思聪渐渐发觉：那些大字报往往标题惊人，帽子大，其实没有多少足以吓人的内容。因为马思聪在解放后一直受着党和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几乎没有什么“反动言论”。大字报说来说去，无非讲他教西洋音乐是“崇洋媚外”
啦，说他培养音乐尖子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啦，说他拿着高薪而不上班是“吸血鬼”啦……
就这样，马思聪领教了“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滋味。
“几天以后，附中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去。我一到学校，就被几百名乱喊乱叫的学生围住了。他们疯狂地喊着‘打倒资产阶级臭权威！’……还有人用书包砍我，可谁也没打着。我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在幻梦之中，这一切显得是那样的可笑。”
琴声绕梁的马家小院，变得寂静无声。马思聪放下了他那把又老又旧的小提琴。
那是17世纪一位意大利名匠精心制作的，发音纯正、优美而宏亮，三百年来成为艺术珍品。最后，是70多岁的俄国老提琴家哈廷伯把它让给了马思聪。马思聪手不离琴，每天跟它在一起。然而，此时此刻，他无心于拉琴，他哪有心思拉琴？
他终于与心爱的小提琴分手。他被送进了社会主义学院。“在那里可以碰到各式各样的人物。如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演员、作家、文化工作者，艺术院校、电影学院及其他院校的教师和教授。我们共五百人左右。和我住在一个房间的，也是一个国内很有名气的小提琴家。我在这里住了50余天。从六月中旬呆到八月初。
那里十分寂寞、厌烦。但是对我们还不残酷。在军官的看管下，我们被分成许多小分队学习文件，进行讨论。空余的时间里给自己写大字报，或互相揭发。当然，也要揭发党内的‘当权派’。”
终于传来消息，“学习班”即将结束，明天可以回家。许多“学员”高高兴兴去洗澡，换上了干干净净的衣服。
万万没有想到，“晚上，从别的院校及军事院校开来许多卡车，在一辆车后面写着‘黑帮专用’四个大字。电影学院的全部“学员’坐上这辆汽车走了。第二天上午10点，我们也爬上了汽车，回到了中央音乐学院。这是8月3日的事了。刚进大门，就看见一大堆人，把我们从卡车上推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就不知道谁把一桶浆糊扣在我头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贴大字报’，还给我戴了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理人’。不多久，又添了一块小牌，上面写着‘吸血鬼’。然后，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铜脸盆——‘丧钟”，让我们敲。
“在赵氵风的高帽上，写着‘黑帮头子’几个字。还给他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采访赵氵风时，他说，叫他披羊皮祆，为的是咒骂他是‘披着羊皮的狼’——
引者注）。这天天气非常热，正是北京的八月，气温起码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场面。这些围攻我们的人就如同疯子一样。他们赶着我们在全院游街，人们高呼口号，一路上他们连推带搡，还往我们身上吐口水。我认出人群中有几个我的学生，他们的脸色都变得很难看。
“最后，他们强迫我们在教室的讲台上站成两排，要我们低头，还拼命地骂我们。那些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黑帮，站在第一排。而那些较小的牛鬼蛇神站在后面，后排里有1958年参加过莫斯科钢琴比赛的凡·克莱本（Van Clibun，生于1934年，美国著名钢琴家，在第一届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夺魁——引者注）的对手、钢琴家刘诗昆。后来他们把他的手腕脱臼了（据刘诗昆说，是左臂骨裂——
引者注），使他再也不能演奏了（现在刘诗昆的左臂已恢复功能——引者注）。”
就是从那一天起，对马思聪的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开始了……
催人泪下的厄运！
“那时，爸爸被抓走，剃光了头发，脸上涂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这体鳞伤，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作为一个有高度自尊心的知识分子，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人格上的侮辱……”（马瑞雪对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85年2月20日）
尽管往事不堪回首，然而，直面人生，难堪的往事必须回首。不忘血的教训，将有助于防止产生新的血的教训；不忘“左”的苦难，将能抵制“左”的苦难重演。
忘记了过去，意味着背叛！
马思聪这样叙述他在“文革”中遭受的非人凌辱：
“我们被带到学校后头的一排低矮的小房子，那是以前的琴房。我被带到一个窄小的房间里，那儿放着一张床，一面墙完全是玻璃。因此，每个人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想来，就可以来看我。他们宣称，既然你们是畜牲（指“牛”——引者注），那就把你们像牲口似的任人观看。房间的墙上醒目地写着：‘打倒牛鬼蛇神！’‘如果你不老实，就砸烂你的狗头！’房上挂一木牌，上面写着‘黑窝’。
“每天早上我们6点起床，学‘毛选’或社论。早饭后8点到中午，就干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把零乱的大石头堆在一起，或者把一些东西从一个房子搬到另一个房子里去。每天下午和晚上就写检查，检查里要有这样的词：如‘我们是赵枫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对我们可以进行斗争，对我们要进行改造’。每天我们把这些书面检查交给看管我们的人。早上和晚上，我们要集体唱‘嚎歌’，歌词的内容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要把我砸烂砸碎！’
“最使我可怕的，是他们折磨我们的时候。红卫兵可以命令我们‘低头’，然后让我们爬在地上。有几次他们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把书扔了一地，翻我的床，把床单也撕了。有一个红卫兵把我的被子扔到屋顶上，并喊道：‘这是为了革命，怎么干也不能算犯罪。’有时候红卫兵命令我们脸朝墙站着，一直站到他们让我们转过来为止。有时简直就把我们忘了。他们还强迫我们低头站在烈日之下。一天夜里，我躺下以后，就听见有人乒乒乓乓地敲门，接着闯进来两个红卫兵——一男一女。
“‘起来！’他们命令道。
“我站起来，男的用皮带抽打我，那女的朝我脸上吐痰，我还没受多少罪，赵氵风被打得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这一切发生在8月的第二周或第三周，那正当红卫兵在北京猖獗到极点的时候，同时在北京的其他地区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件。在一个中学里，学生们把所有的老师都打得半死。这闻所未闻的暴力恐怖，迫使我和我的家属从北京逃亡国外……”
以上是马思聪1967年到达美国之后，对“文革”暴行的血泪控诉。
马思聪所讲述的，都是事实。他没有夸张，没有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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