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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吸血鬼小说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东欧，当时俄罗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民间传说包含有大量的吸血鬼故事。1732年，英国报纸首次刊载了东欧吸血鬼作祟的报道，其后这类报道愈来愈多，并很快与当时兴起的哥特式文学运动融合起来，成为罗伯特·骚塞、乔治·拜伦等人创作哥特式诗歌的灵感和素材。不过，是乔治·拜伦的私人医生约翰·波利多里创作了英国第一部以吸血鬼为题材的哥特式小说。1816年，约翰·波利多里、乔治·拜伦、波西·雪莱、玛丽·戈德温（未来的玛丽·雪莱），还有她的同父异母姐姐，聚集在日内瓦湖畔。在读完一本哥特式小说集之后，乔治·拜伦提议每人创作一本自己的哥特式小说。于是，玛丽·雪莱开始创作《弗兰肯斯坦》；而乔治·拜伦仅写了个片段就止住了笔。后来约翰·波利多里拾起乔治·拜伦的草稿，续完了整本小说。1819年，该小说以《吸血鬼》的书名发表，顿时引起轰动，许多人都认为是乔治·拜伦所作，歌德甚至称赞它是乔治·拜伦的最好作品，并由此在伦敦、巴黎、柏林戏剧舞台引发了罕见的“吸血鬼热”。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西方产生了不少吸血鬼题材的灵异小说，如大仲马的《苍白的女人》、威廉·吉尔伯特的《最后的加登纳尔勋爵》、詹姆斯·赖默的《吸血鬼瓦尼；或血宴》、冯德根的《坎帕纳之谜》，等等。这些灵异小说中的吸血鬼，同人狼、活尸、鬼魂等超自然幽灵一样，基本上是“骚扰型”的，其对人类的行为虽能引起恐怖，但本意未必邪恶，而且事出有因，或为了对活人的罪孽施行报复，或为了揭露活人的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或为了宣泄对生前某种事物的留恋，或为了成就一项终身奢望的事业。然而，正是布拉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集上述吸血鬼描写之大成，并在此基础上融入自己的创造，勾勒出了一个活生生的邪恶吸血鬼——德拉库拉——的形象。这个德拉库拉，出身异国名门，外表英俊潇洒，但作恶时显现两颗獠牙，刺入受害者体内吸食鲜血，与此同时，受害者本身也成为吸血鬼；而且它颇能迷惑人，特别是对于天真浪漫的女性，其诱惑力往往令她们既爱又怕，犹疑不定；它还具有无可想象的法术，时而幻化成蝙蝠、野狼之类的动物，时而穿云破雾，疾走如飞，不留下任何痕迹。当然，它也有致命弱点：一是不能直接进入居民家，除非主人发出邀请；二是惧怕大蒜和圣物，倘若用木棍刺入心脏便能将其摧毁。所有这些“德拉库拉”的邪恶特征，是先前任何作家笔下的吸血鬼不曾具备的。《德拉库拉》所实施的这种“骚扰型”到“邪恶型”吸血鬼形象的转换，标志着西方现代意义的恐怖小说已经诞生。
但是，《德拉库拉》的重要性决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史上。在审美价值方面，它同样不可忽视。这部小说刚一诞生，就引起了评论界的瞩目。当时的《旧金山纪事》称赞该书是“迄今最有魅力的一部小说”，《底特律论坛》也称赞“它有如（爱伦·坡的）《黑猫》一般生动、惊险”。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评论是贬损多于褒扬。这也反映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意识”。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德拉库拉》一直是作为“地下经典”大量流行，直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通俗文化研究热的兴起，才改变了这种被鄙视的命运。如今，在西方，几乎没有人对布拉姆·斯托克的这部小说的审美价值感到怀疑，有关研究是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深入。
《德拉库拉》为何如此受欢迎？也许它讲述了一个惊悚的故事，给人们的闲暇生活增添了一点波澜，一点乐趣。也许它暴露了丑陋的人性，让人们看到自身的阴暗面，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也许它歌颂了正义，鞭挞了罪恶，激励人们积极生活、勇敢向上。但更重要的，也许它提供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一个社会窗口，展示了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德拉库拉》问世的年代，正值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是西方工业化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中的“人”按照工业化发展逻辑越来越“物化”的时期。“物化”的终极效果造成了人性的分裂、异化，对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价值观形成了威慑和颠覆。“德拉库拉”不啻这种威慑和颠覆之源：它改变纯洁妇女的本性，使之成为贪婪、纵欲的禽兽；它从外邦侵扰英格兰，动摇英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它提倡宗教怀疑，鼓励异端邪说，惧怕任何神圣之物；它敛财聚物，相信金钱万能；一句话，它是物质上丰富、精神上倒退的“现代畸形人”的象征和代表。
“德拉库拉”的人物原型，据西方学者考证，是中世纪罗马尼亚著名历史人物弗拉德·德拉库拉。1970年，美国两位历史学家麦克纳利和弗洛里斯库在费城罗森巴克博物馆意外发现了当年布拉姆·斯托克创作《德拉库拉》的笔记。这些笔记表明，布拉姆·斯托克在构思这部小说时，曾研究过东欧吸血鬼的资料，接触过弗拉德·德拉库拉伯爵的史实。他们由此撰写了专著《追寻德拉库拉》，大胆地把《德拉库拉》中的吸血鬼伯爵同现实生活中的弗拉德·德拉库拉挂起钩来。弗拉德·德拉库拉，1431年生于罗马尼亚西格伊索拉要塞，父亲任职特兰西瓦尼亚都督，后又受封瓦拉奇亚公国亲王。出于政治纠纷，年幼的德拉库拉曾被土耳其人扣为人质，并在长期的关押中目睹了国家沦陷、父亲被谋杀。获释后，德拉库拉开始率军复仇，并最终打败了土耳其人，夺回了失去的土地。战斗中，成千上万的土耳其战俘被各种刑法折磨，被活活用尖木桩钉死，为此许多编年史都将他描述为暴君。然而，布拉姆·斯托克为何要借用这样一个暴君作为人物原型，而且书中有关他的经历几乎没有提及，这依然是个谜。正因为如此，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书本中的“德拉库拉”同现实生活中的德拉库拉伯爵并无多大联系。也许当年布拉姆·斯托克带着妻儿在约克郡海滨胜地度假时，曾在公共图书馆接触弗拉德·德拉库拉伯爵的史实，因而下意识地采用了他的名字。也许布拉姆·斯托克起初确有把弗拉德·德拉库拉伯爵的史实写进小说的打算，但后来计划有了变更。
在小说结构上，《德拉库拉》采用了西方传统的书信体形式，这种形式在18世纪很流行，其优势是可以隐去叙述者，让作品中的人物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和心理，如塞缪尔·理查逊的《帕梅拉》、卢梭的《新爱洛伊丝》、范妮·伯尼的《伊芙琳娜》，等等。时隔一百多年，布拉姆·斯托克重新启用这种叙述方式，固然有花样翻新之意，但更重要的是借助其人物心理刻画的优势，营造阴森、诡谲的恐怖气氛。而且，布拉姆·斯托克在具体运用时，视角变换十分频繁，既最大限度地制造了情节悬念，又始终如一地保持了读者的新鲜感。此外，书信形式也不再限于一般的个人来往信件和日记，而是增加了航海日志、备忘录、电报、剪报、墓志铭、留声机录音，等等。正如大多数西方学者所公认的，布拉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书信体叙述框架，把这种小说创作技巧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
1997年，《德拉库拉》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美国费城罗森巴克博物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作为活动的一个部分，该馆展示了与这部小说有关的资料，并影印出版了布拉姆·斯托克创作这部小说所做的部分笔记。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了研究《德拉库拉》的最新成果。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布拉姆·斯托克的这部伟大著作的不朽。
漫谈恐怖小说
李长声
欧姆真理教放毒杀人过去好些年了，阪神大地震也日益被淡忘，虽然经济仍不见景气，但人们惊魂已定，还有什么可恐怖的呢？原来恐怖的不是眼前的现实，而是小说和电影里虚构的。书店摆出一架书脊漆黑的小说，影院轮番上演海报阴森的电影，这些足以让那些胆小的人吓得不轻。
恐怖小说，早先日文用语是“怪奇小说”，后来照搬外来语，叫“horror（恐怖）小说”，近年又与时俱进，改称“modern horror（现代恐怖）”了。怪奇之称令人联想以往的恐怖小说是“在中国式恐怖的阴影下开放的花朵”（荒俣宏语），而换成英语外来语，则表明现今流行的恐怖小说是从欧美移植的。虽然可以在《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古籍的神话里探寻源头，但要从文学缕述，上田秋成于1776年印行的《雨月物语》应该是恐怖（怪奇）的雏形。近代文学中，泉镜花的《高圣野》（1900年）以及《春昼》、《春昼后刻》（1906年）堪称恐怖小说的杰作。1930年代“变格型侦探小说家”梦野久作的《神父的魔术》描写特异功能和异常心理，现实与超现实交错，那“看了就发疯的画卷”传承到当代，就变成“看了就死人的录像”（铃木光司的长篇小说《链》）。恐怖小说本来是俗不可耐的，近年才开始摘去低档的标签，连获得纯文学奖项的作品如奥泉光的《石的来历》、笙野赖子的《二百回忌》也得用“新恐怖小说”、“纯文学恐怖小说”作招徕。这个翻身仗，归功于美国恐怖小说的翻译，特别是现代恐怖小说三大家，在日本拥有不算小的读者市场。
美国恐怖小说家洛夫克拉夫特说过：起源最古远、最强烈的感情是恐怖，起源最古远、最强烈的恐怖是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怖。或问：你为什么写恐怖小说？美国恐怖小说家斯蒂芬·金回答：想让读者害怕。所谓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