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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表现他们是男子汉的能力。宦官没有高深的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受到教育。宦官多少怀着对常人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只因贫苦而被阉割，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宦官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践踏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当宦官一旦掌握大权之后，我们不能希望他们比皇亲国戚，或知识份子士大夫阶层更为高明，那超过他们的极限。
东汉王朝皇帝老爷跟皇后家族（外戚）的斗争，开始于四任帝刘肇。这种斗争，皇帝必须获得外力支持，才能取胜；没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平民没有分别。所谓外力：一是知识份子士大夫，一是宦官。但跟知识份子士大夫结合很少可能，因为平常太过疏远。唯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刘肇就是仗着宦官郑众，诛杀窦宪。十一任帝刘志，更跟五位宦官结盟，对付梁冀。在消除了皇亲国戚之后，宦官遂以正式的政府高官身份，出现政治舞台；他们的家族亲友，也纷纷涌进政府，而这些贫贱出身的新贵，几乎除了贪污和弄权外，什么都不会，比皇亲国戚所做的，更要恶劣。于是知识份子士大夫遂跟皇后家族联合，利用所可以利用的力量，打击宦官，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回报，中国遂开始第一个宦官时代，从一五九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一八九年全体被杀，三十一年间，搏斗惨烈。
不过，我们特别注意到，所有宦官的罪行，多来自知识份子士大夫的一面之词。而宦官滥杀无辜，也不过只有三件：一六○年杀赵岐全家，一六六年射杀民女，一七九年杀人悬尸。
相形之下，知识份子士大夫事实上却更残忍：一六○年，连宦官的宾客都杀。
一六六年，连宦官的朋友也杀，更牵连到宦官的娘亲。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颁布赦令之后再杀，更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乐。可能有人说知识份子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实对小民也是一样。一位守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孩子的赵宣，他只不过违背了一星点儒家学派的礼教而已，并没有犯法，但宰相陈蕃却把他处死。
北海国（首府剧县「山东省昌乐县西」）宰相孔融，竟把一个他认为在老爹墓前哭声不哀的人斩首。
第一个宦官时代在血腥中结束，宦官彻底失败。但知识份子士大夫的胜利，却很悲惨，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们的脖子之上。
蔡邕
一九二年，东汉王朝宰相董卓被杀时，皇家左翼警卫指挥官（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正在宰相（司徒）王允家作客，听到消息，不禁发出一声惊叹。王允立刻翻脸，厉声斥责说：「董卓是国家的巨贼，几乎把东汉王朝颠覆。你是国家的高级官员，应该跟国家同一立场，全心愤慨。想不到你却怀念董卓对你的一点私人恩惠，反而为他悲痛，岂不就是叛徒？」逮捕蔡邕，交付司法部（廷尉）监狱。
蔡邕承认自己有罪，道歉说：「我身虽居于一个不忠的地位，可是，君臣古今的大义，耳所常听，口所常言，岂肯背叛国家，袒护董卓？请免一死，我愿脸上刺字，双下，允许我完成正在撰写的汉史（当蔡邕贬逐朔方郡「内蒙古包头市」时，曾上书请求续写汉书各志；蔡邕一生精力，在此一书）。」高级知识份子士大夫，很多人怜悯蔡邕，极力营救，王允一律拒绝。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马日，对王允说：「蔡邕，对东汉王朝史蹟典故，了解最丰。如果能完成这部史书，将是一代巨典；而他的罪名，微不足道，杀了他，岂不使天下失望？」王允说：「从前，武帝（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不杀司马迁，使司马迁写出谤书（史记），流传后世。而今，国势中衰，兵马就在郊外，不可以使奸的文化人，在幼主（十四任献帝刘协）左右执笔，对主上的圣德既没有帮助，却毫无疑问的，我们将受到他的讪笑讥刺。」蔡邕遂在监狱中被处死。
王允坚持非杀蔡邕不可，他说的那些理由，至堪玩味。如果因为蔡邕事奉过董卓，王允也事奉过董卓。如果因为蔡邕受到董卓亲信倚重，王允也同样受到董卓亲信倚重。如果因为蔡邕是董卓所征召，王允也同样是董卓所擢升。仅只一声惊叹，罪何至死？
只有两种解释是合理的，一是，王允妒忌蔡邕史学上的成就。另一是，王允本属于董卓的摇尾系统，他如果不把董卓的马屁拍得舒舒服服，董卓焉能把中央大权，全部托付，其中一些丑态毕露的行为，蔡邕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王允不得不预防蔡邕泄漏他的底细。他抨击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谤书」，充份显示出他恐惧什么──恐惧蔡邕的「谤书」。
冠冕堂皇的理由虚晃一枪，真正的理由因为太卑鄙的缘故，往往说不出口。
王允是另一类型的文妖。
王允
王允诬杀蔡邕两月后，董卓部将李件反击，攻陷长安，逮捕王允，连同妻子儿女一齐处死。李件命把王允的尸首拖到闹市，任人参观，没有人敢去收葬。旧部属平陵（陕西省咸阳市西平陵乡）县长、京兆（陕西省西安市）人赵戬，放弃官位，把王允尸体掩埋。
当初，王允把诛杀董卓的功劳，全部揽到自己头上，宫廷秘书署执行官（仆射）士孙瑞的功劳，也归给王允，因而封不上侯爵，但也正因为如此，逃过李件报复的灾难。
司马光曰：「易经说：「辛劳而又谦让的君子，吉祥。」（易经？
系辞）士孙瑞有很大的功勳，却不自夸自负，用来保护身家性命，岂不是智慧过人？」确确确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却坐在必须有政治头脑才能坐的板凳上，实在是一种灾难，他的最大的特征是，深信凭他主观的意志和手中的那点权柄，就可以随心所欲，使太阳从西边升起。
董卓是一条疯狗，他相信军事万能。王允虽是一位高级知识份子，但发疯的程度，不亚于董卓，他相信他的智谋超人。只因为文武殊途，表现的方式所以各异。董卓满身背着诟骂，王允却披着忠贞的外衣。他创造了东汉王朝复兴的契机，不仅不能把握，反而把东汉王朝拖向谷底，使人民受到更长期的痛苦。在影响上，王允跟董卓相等，都罪大恶极。
告状也有罪
一九三年，天下已乱，右北平郡（河北省丰润县）人田畴，回到故乡无终（天津市蓟县），率领田姓家族，深入徐无山（河北省玉田县东北凤凰顶）中，寻觅到一块广大的盆地定居，亲自耕田，奉养父母。各地流亡的难民纷纷前来投奔，只数年时间，增加到五千余家。田畴遂制定法条：互相杀伤、偷窃、告状诉讼的人，考察罪行的轻重，分别处以适当的刑法，最重的是死刑，共十余条。又制定婚姻嫁娶的礼仪，兴建学校，讲授课业。法条制定后，公告实施，人民都乐于遵从，风俗优美，甚至遗失在道路上的东西，都没有人去捡。
田畴制定的法条中，诉讼告状的行为，竟成为一种罪行，可看出穷苦小民所处的地位。咦，君王从不告状，告状的都是臣僚；奴隶主从不告状，告状的都是奴隶；手握权柄的人从不告状，告状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小民。财产被吞并，妻子女儿被掳去当婢女小老婆，儿子或老爹被乱棒打死……中国人只能无穷无尽的忍受，如果你胆敢向「圣明的君王」，或胆敢向「贤能的父母般的官员」，哀求发还被吞并的财产，哀求放回被抢夺的妻子女儿，哀求处罚那个打死儿子或老爹的凶手，你就成了刁顽之徒，犯了滔天大罪。
田畴反对诉讼告状的观念，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腐败的官场产物。任何事情，不公平则一定有反弹，国家设立法庭，就是要消除这种不公平。不消除这种不公平，却只禁止反弹；不消除痛苦，却只塞住嘴巴不准哭叫；不用法律解除人民所受的迫害，却只不准人民诉讼，结果必然产生下列后果：一是奴性被培养得更深，国民品质低落。二是血腥抗暴，用斗争代替诉讼。
世界上只有公平的审判才可以消除不公平，而我们古老的文化中却传播一种思想，认为不准诉讼就可以消除不公平。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用诉讼解决争端，不必含垢忍辱，更不必使用刀枪，中国才能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度。
箕融
徐州（江苏省北部）全权州长（牧）
陶谦，任命融当下邳国（首府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宰相，教
他负责督导运输广陵郡（江苏省扬州市）、下邳国（首府下邳）、彭城国（首府
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的粮食到州政府所在地郯县（山东省郯城县）。融取得这项权力后，竟把三个郡和封国缴纳的物资，全部扣留，大肆兴建佛教庙院，命人民诵读佛教经典，吸引邻郡的佛教徒移往下邳（下邳国首府），多达五千余户。每逢释迦牟尼生日（四月八日），举办「浴佛会」，在路旁摆设筵席，往往连绵数十华里，费用多到亿亿钱。后来，曹操击破陶谦（参考一九三年秋季），徐州（江苏省北部）惊恐，朝不保夕，融率领部众男女一万余人，南下广陵郡（江苏省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