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那个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鸟屿人。这时驼子的哥哥李师建出现了。李师建在城里工作，周末带着个公文包回来，带了些农村少见的玩意儿回来。他来到缝纫间里，和我小姨聊天，做小姨的思想工作。他的智商可能是全村最高的，我小姨当时二十出头，也许还不到二十，涉世未深，他要让我小姨走入死胡同是很容易的。就像现在的我，要说服一个女孩子上床一样，小菜一碟。李师建挡在我母亲身前说，你不能够强迫她走，你这是侵犯人权知道吗？侵犯人权是要坐牢的。我母亲听不懂这么高深的语言，只是喊，你让我妹妹出来，学什么裁缝，我看你这里是狼窝。我母亲的一句话点明了李师建的本质。李师建说，只有她愿意你才能带她走，她要是不愿意，你就不能这样做。然后他朝里屋喊，林贵清，你愿意回去吗？我小姨喊，不回去！李师建就挡在门口，不让我母亲进去。他额头很高，头发上竖，真的像一头狼，我都不敢靠近他。我母亲就开始骂小姨，你这个小婊子，你是不是一辈子要烂在这里。你要死在这里也要跟鸟屿人交代清楚，别把麻烦背在我身上！然后就骂到李师建，说你仗着读过几年书就居心不良，你有种就去骗城里女孩，别把农村姑娘往火坑里拖。每次骂的内容差不多，骂到快结束了，我就去拉着母亲的衣角回来。我们回家经过一条街，母亲就余怒未消地买点菜回去。由于火气还没下去，菜往往做得不好吃。一提到小姨，母亲总是在憋着一股气。
像这样的次数是很多的。有时候母亲把外公叫来，也不能让小姨回来。她已经死心踏地地想一辈子呆在缝纫间里了。我母亲做的工作就是心怀歉意地把姨夫送走，然后把歉意转化为对小姨的怒火。如此循环，符合生活中任何一条法则。
有一天姨夫在我家过夜。那天晚上，我母亲给他开了小灶，做了一碗面条给他吃，剩在锅里的一点残余捞给我吃。而且，他的面条里有蛋，我的没有。第二天，他就在我家里死翘翘了。我没有见过他死的样子，他的死我并不奇怪，我觉得他肯定要早死的，因为他身上看不到活人的气息。但是，我父亲和母亲吓坏了。他们派了人去姨夫家报信，那个报信的人先回来一步，通知我们赶紧躲起来，鸟屿的人很快就要杀过来了。父母亲带着姐姐和我，连忙躲到村中的一户大房子里，那是以前地主的房子，很大，住着很多户人家，我们躲在二楼。当时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父母亲是不会让我看见姨夫的尸体的。他们带着我匆匆地来到那个大房子，二楼一间别人的卧室。母亲说，我们就呆在这里，不能出去，一出去就会被人打死的。我吓得连为什么会被人打死也不敢问了。我从那个房间的窗口往外看，外面一片平静，我的伙伴们依旧在玩耍。但我相信母亲的话，我相信有危险隐藏在生活之中，而窗外的平静也让我平添了一份恐怖。接着有人来悄悄报信，说尸体被移到我家的大厅了。鸟屿村来的人砸碎了我家的锅碗瓢盆，打碎了一切可以打碎的东西，在大厅里布下灵堂。有几人在四处找我们家人的踪迹，一找到马上痛下杀手。我父母亲听着，面无人色，他们活了半辈子，从来没遇到这么恐怖的事情。母亲紧紧地搂着我，坐在床边。天色一点点黑下来，事情越来越严峻了。报信的人传来了第二次消息，公安局的人已经来验尸了。同时公安局的人命令我们家的当事人主动去自首投案，录口录。若不主动去协助处理案件，将以妨碍公务论罪。听了这话，我母亲就看着我父亲，征求他的意见。那时候我父亲的烟还没戒掉，他一根接一根地抽，掩饰他毫无主见的窘态。全家人就这么静静地坐着，等待着灾祸从天花板砸到头上。我肚子饿得再也受不了了，我低声说，我想吃饭。说这话时我不抱任何指望，我知道现在有比吃饭重要一万倍的问题摆在面前。出乎意料的是，我父亲对我这句话很重视。他问，你想吃什么？我脑袋转得很快，一听父亲的话，我就知道我的要求不但可以实现，而且还有选择的余地。我想吃蛋糕。那种蛋糕是我平时根本没机会吃的。于是那天晚上我们每个人吃了一块大蛋糕。吃完，我就在父母亲的不眠中入睡了。
验尸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姨夫是吃了大量的老鼠药死的。在公安局破案之前，街头巷尾传着这个案件的两个版本。一是我母亲用老鼠药药死了姨夫，原因是她收了驼子的贿赂，要毁掉小姨和姨夫的婚约，把小姨嫁给驼子。第二个版本是姨夫对小姨表示绝望，只好以死殉情。这只是最主要的两种说法，其他的说法不一而足，难以统计。它同时能看出中国农民逻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我们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父亲在去不去公安局这件事上徘徊，他半辈子没去过这些部门，连门往哪儿走都不知道。每天不断有消息传来，比如鸟屿的人已经把姨夫装进了棺材，去叫来我外公和舅舅一拨人，让他们披麻带孝。所有治丧的费用由我外公垫，将来要由我家来出。最后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是，鸟屿的人和姨夫的尸体都走了，同时我们家被贴上了封条。未经公安局允许，所有撕开封条的人都要坐牢的。
我们松了一口气，但也没敢回有封条的家。我父亲的胆量慢慢恢复，开始骂我母亲了。他说，都是你，把那个婊子引到家里，现在粘上一屁股屎，你自己去擦好了。他说的婊子就是指小姨。最初小姨和我家并无瓜葛，她是外公最小的女儿。她没有像我母亲或者大姨那样勤劳，那样辛苦。她没有干过农活，有一天她觉得到了自食其力的时候，她就想着找到一个可以摆脱农村生活的手艺。她和我外公住在一起，四处打听哪里可以学裁缝手艺。我母亲多管闲事，知道我们村的驼子那儿有授徒。也就是说，是我母亲介绍她到驼子那儿学手艺的。我母亲对后来的事毫无预感，她怎么会想到小姨会和驼子有一腿呢。恐怕上帝都料不到会有这一结局。把驼子和女人联系起来是一个很恶心的想法，特别是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女人。他的身体像个折尺，呈九十度的折尺，那活儿深深地藏在凹进去的中央，怎么和女人发生关系呢？在历代的春宫图里，有哪一种做爱的方式适合于驼子呢？以我的想象力，确实想不出驼子会让女人达到一次高潮。但现在事实是，小姨已经死心塌地愿意和驼子厮守了，而且毫不留情地逼死了已经订婚的姨夫。就凭驼子那副不像人不像鬼的样子，就能把在方圆百里也算是个美人的小姨给泡走了；要是驼子长得像我这么帅，岂不是让全中国的女人都难逃其手！一想起这个我就不舒服，不知道是和驼子比泡妞水平让我不舒服，还是小姨让驼子骗走了让我不舒服。对驼子我只能用恶心二字来形容。
而我母亲另有不同的观点。她认为，一切都是李师建搞的鬼。李师建在县城上班，他的老婆孩子都在县城，但他一到周末就回到村里。他是有目的有预谋的。我母亲亲眼看见他和小姨在缝纫间里叽叽咕咕，他是个天才的教唆犯。他有一张白脸，头发整齐油滑，向后梳，露出很高很亮的额头。这是一个典型的绅士，但在农村人看来是一个高智商的流氓，发亮的额头里装着满满的鬼点子。他的目的让人琢磨不清，不知道是他自己打我小姨的主意，还是为驼子作准备。在他的蛊惑下，小姨的思想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初小姨住在我家，白天去学缝纫，晚上回来睡觉。后来说忙，晚上不回来了，就在缝纫间搭个铺将就吧。我母亲此时还没在意，还觉得小姨也像她一样能勤劳吃苦。后来小姨就更不提回家的事了，还把在我家的行李都搬过去。最初姨夫来我家时，她还能抽空回来相聚，后来心里就根本没有姨夫了。我母亲想起小姨和李师建窃窃私语的样子，终于明白了一切都是李师建策划下的一场阴谋。
李师建。我母亲提起这三个字就咬牙切齿，同时令人想起他那发亮的额头，锐利的双眼，走路像幽灵一样快速飘忽，在人群中的少言寡语及在女人面前的甜言蜜语，难以猜测的心思。他是职业的蛊惑仔。我母亲在诅咒李师建时也忽略了可恶的驼子。虽然小姨和驼子的交好令她脸上无光，外人都说小姨怎么会有这样的眼光，眼睛肯定是被狗屎给蒙住了。从而引申出来的一句话就是我母亲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妹妹。但母亲还是认准了，罪魁祸首就是李师建。
现在是我母亲最痛恨李师建的时候，但对他毫无办法。李师建正在享受阴谋的成果。而我们家，面对的是一件棘手的死人案。父亲终于在外公的陪同下去了公安局。外公早年当过兵，先是当国民党兵，是被抓去的；后来改邪归正，成了人民解放军，那时还在享受政府每月几块钱的补贴呢。当过兵的人胆子壮，外公说又不是你下的药，有什么好怕的，到那儿去说清楚就行了。父亲说，如果他们认为是我干的呢？外公说，还是去吧，话不说不明，你不去，人家更以为是你干的。再说你就这样带着家小躲躲闪闪，也不是个办法。当时我们还是寄宿在别人家里，都等着公安局早日揭掉我们家的封条。父亲咬咬牙，哼了一声，这个小婊子！就跟着外公走了。我们等着父亲回来，就像在等一个让我们继续生活的机会。夜里母亲在床上翻来覆去，甚至在半夜惊叫起来。我们借住的是二楼的一间木板屋子，我和母亲睡在床上，姐姐们睡在木板地上。她们睡得很沉，但我却不像其他的小孩一样嗜睡。我在半夜里常会睁着眼睛看天花板，静谧的、古怪的念头冒出来，夹杂着恐惧、无望的期待。我从小就被这种感觉折磨得敏感、易惊。我还会被母亲在夜里的怪叫惊醒，我知道那是她的梦呓，她的恐惧也传递到我身上。怪叫之后是出奇的安静，静得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