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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感慨道：“人生苦短，而包公的人生却是长而又长，几乎可与历史并行与并存。他那长而又长的人生，当然不是用生命的方式，而是以清正廉洁、铁面无私的高风亮节！”
她说，要动包公墓的消息一传出，她就像被谁当胸扎了一刀。这些日子，她有事无事去了几回包河，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包河公园里的包公祠、包河藕，还有闻名天下的那个廉泉，无一幸免，均被毁坏，看了让人心寒。
谈起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古迹惨遭破坏，丁宁的心情有说不出来的难受。她说，包河原只是合肥护城河的一段，至于这一段为什么称作“包河”，还真与包公有关。一次，宋仁宗赵祯封赏功臣，包公不仅被封为“龙图阁大学士”，还由于包公曾替仁宗找到过亲生母亲李太后，仁宗十分感激，所以又决定把半个庐州城封赏给他。包公却执意不受。宋仁宗很纳闷地问他为什么，包公说：“臣做官，为的是社稷和百姓，不是为邀功请赏。”但宋仁宗执意要赐，包公没法子，便主动要了这段护城河，说是留予后代子孙。宋仁宗听了不免更加诧异。包公解释道：“臣将这段护城河交给后代，自有想法。有了这段河，再富富不到哪里去，但也饿不着，河面虽然不大，却可以养鱼，也可以种藕。那都需要劳动，臣只希望自己的子子孙孙能自食其力，不要做不劳而获的人。”仁宗听了非常感动，就依了包公。
这当然是传说。但是北宋年间就建成的包公祠，世代修缮，一直就巍巍然坐落在这段护城河的一块名叫香花墩的绿洲之上。祠堂四面环水，长桥卧波，竹树阴翳，夏日荷花万柄。说也奇怪，满世界的藕，藕丝一般都是很多的，且藕断丝连。惟独这包河里的藕，丝却极少，有许多根本就没有丝，一刀切去，清清爽爽，粉白，脆嫩，光润。这既不是民间的传说，更不是名人的演义，包河里的藕就是这般出奇。因此，包河藕远近闻名，外埠客人来到合肥，总要先睹为快，然后设法先尝为快。由此引发出一个典故来，这就是：包公一身无私，包河的藕竟也一身无丝！
丁宁说，随着这场文化大革命，包河已经被彻底毁掉了。
聊到这个话题，程如峰的心情同样不轻松。他说，包公祠早先的模样，在包公墓清理发掘现场的工作人员中，除去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三十四代孙包遵元，就数他最清楚了。一九四九年早春二月，他随大别山的游击队进入合肥，分配在皖北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处当宣传员，当时他去得最多的，就是包公祠。倒不是因为闲情逸致，而是去为战士们上文化课，讲政治时事。那时候祠堂的回廊里拴着几十匹曾身经百战的高头大马，一个个膘肥肚圆，不时地振鬣长嘶。那情景，现在想来未免有辱斯文，可那是在战争年代，一切又都那么平常。正殿是当时的课堂，有着端庄威严的包公塑像。那塑像白脸长髯，与程如峰脑海中锅底脸、额头有一月芽的包公形象迥然不同。或许正因为此，才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脱下军装，转到地方，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合肥了，包公祠自然便成了他陪伴友人观光游览的好去处。他发现，包公祠很快被人修复一新，殿堂内那高大的包公坐像，已不再是一张白脸，古铜色的塑像蹙眉平视，长须飘拂，倒也显得威严而又冷峻，透出一股浩然正气，使人一看，敬慕之情顿然而生。那时塑像的正上方早恢复成了先前的模样，悬挂着清朝康熙、乾隆、同治和光绪年间分别题写的横匾，让人过目不忘：“高风岳立”、“节亮风清”、“色正芒寒”、“庐阳正气”……
还有几副楹联，写得情景交融且发人深思，程如峰至今记忆犹新：
一水绕荒祠，此地真无关节到；
停车肃遗像，几人得并姓名尊。
凡吾辈做官，须带几分骨气；
谒先生遗像，如视三代典型。
照耀千秋，念当年铁面冰心建谠言不希后福；
闻风百世，看至今妇人孺子颂清官只有先生。
包公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好比阎罗一样不讲情面，休想打通他的关节；但他当年在河南陈州（今淮阳县）放粮一事，又是一副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救济了多少大荒之年的贫苦百姓。因此包公祠的大殿之中，就有北宋时陈州的黎民百姓所赠的一副楹联：
理冤狱，关节不到，自是阎罗气象；
赈灾黎，慈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
包公祠的左侧有一六角亭，亭内有古井一口，这便是“廉泉”了。此井之水，清澈如镜。亭壁嵌有石碑一方，上刻《香花墩井亭记》。说昔日有个太守来此游览，喝下这井水之后，头痛不止。原来这个太守是个贪官，才得到这样的报应。故而起名“廉泉”。意思是说，赃官饮此水定会头痛，而清官喝这水则头脑更加清醒。《香花墩井亭记》记下的虽只是一段民间的传说，但“廉泉”毕竟成为了合肥市一道亮丽的风景，寄托着人们对包公这种清官的爱戴和对赃官的憎恶。
可是，这一切的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包河公园在“破四旧”的浪潮中已改为“人民公园”，包公祠门楣上原有的“包孝肃公祠”五个砖雕大字，也不见踪影。祠堂里所有的匾额、楹联、碑刻，连同建筑物上的彩绘纹饰，全一扫而光。
包公的塑像原是檀香木雕的，轻易砸不烂，有人竟用菜刀将它一块块劈烂，剁碎，抛到了阴沟里去。石碑上那幅巨大的线刻的包公像，也被砸成碎石，最后用水泥镶进了水闸的闸基里。
包公祠的照壁墙、山门、廉亭、美人靠等建筑物，不用说，早已作为“封、资、修”，被彻底摧毁；连“贪官饮了会头痛”的廉泉井，也被湮塞如平地。
满河的莲藕，荡然无存！
包公祠墙上原有好多石碑，“破四旧”并没破光，当包公祠被改作饭店，饭店的工人居然把它取下来，垫在了厨房门口的一堆煤炭的底下。程如峰那次发现后，嗟叹不已，他小心地铲去一块煤，石板上清晰地露出碑文来。他再三恳请在场的工人“手下留情”，希望在这堆煤炭烧完之后，把碑石翻个身，让刻有碑文的这一面朝下，以免在铲煤时，铁铲把字磨损。谁知，隔了几天，当他再去看时，饭店生意不好，已经停灶关门，那块垫煤用的碑石也就下落不明了。
包河公园和包公祠，在战争年代尚能幸存下来，却在和平时期被毁之殆尽，这在程如峰的心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最后，程如峰说出了他此次前来的目的，说自己参加了包公墓的发掘工作，想查阅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希望丁宁能提供。
丁宁高兴地说：“这对你倒不失为一件好事。我这就去给你找。”说罢她就走进了密密匝匝的书架丛中，身手敏捷地取着书。不一会，她就把几摞书放在了程如峰的面前。有史书，有地方志，有名人文集，有宋人笔记，真是应有尽有。丁宁十分自信地笑着说：“这都是有包公内容的，慢慢看吧。我给你找的，史料价值都很高，要不就是权威性比较强的。”又指着宋人笔记说，“这些笔记，所记片言琐事，令人警悟，但有时不够确切，需审慎处之。”
程如峰虽然知道丁宁聪慧过人，业务精通，在古籍的研究上，曾经受到过郭沫若的夸赞，却没想到她竟如此博学多才，竟然一下子找出这么多的有关包公的书籍，这不能不叫他打心眼里佩服。
程如峰望着这些珍贵的古籍资料，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打从那一天起，他便与逍遥津附近的这个古籍部，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开始研究北宋的历史。尽管过去就爱读这一类线装的古书，但那不过是想泛泛地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而已。今天再读它，他就惊喜地发现，这些“故纸堆”确实是解开包公墓中许多谜团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原来，包公墓志铭的作者吴奎，此人不仅如墓志上所述，与包公同朝，同为枢密副使，还曾是包公同榜进士，其名次也与包公一起排在三十名之内。他们起初同为谏官，曾经联手向宋仁宗弹劾过皇亲国戚张尧佐，后来又一道跻身于“二府”，共同执掌国政。并且他们的性格相似，志趣相投，是包公生前最要好的一位同僚。
《宋史》中《吴奎传》一章，就记有不少有关的情况。吴奎为包公编撰墓志铭，应该说是历史上的一件美谈了。
包公墓志的书写者杨南仲，更是北宋一位了不起的大书法家，还是嘉年间最高学府国子监分管书学方面的负责人。那时活字印刷还没问世，杨南仲曾组织当朝几位顶尖的书法家，把《诗经》、《尚书》、《春秋》等九种儒家的经典著作，分别用篆书和楷书两种字体抄写出来，刻在石上，作为全国的范本，被史书称为《二体石经》，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