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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乐一度跟国家关系有点紧张，摇滚青年在中国刚亮相的时候，看着确实像美军空投下来的。崔健把革命歌词跟摇滚节奏嫁接在一起，别说老革命了，谁也听得出“别有用心”。但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世俗理性的普及，“滚爷”们再用咆哮癫痫似的唱、念、做讴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就听不出歹意了——当然也听不出诚意。
再说美术。八十年代西方对中国画布的影响要比对绕道港台的曲调更观念更直接，当然也就更扎眼。如果要分门别类的话，当年的“星星画展”应该跟西单民主墙分在一个小组；而那次“人体艺术展”也肯定是距体改委近而离美术馆远——虽然它是在美术馆举办的。国家与西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剑拔弩张，分析其中原因，除了世界社会主义大厦将倾、文化精英要改换门庭的总背景，似乎还跟美术的市场化程度有关。改革初期国内不可能有发达的绘画市场。普通百姓，有限的收入要用它买吃的穿的，不大的墙壁要用它挂总理遗像和各种奖状。至于暴发户，这时都埋头于大鱼大肉，莫奈石涛连听都没听说过，绘画的赏玩与收藏尚属没影的事。这样，中国的新兴画家只好向海外或广义的西方寻找市场。‘他们虽然没有机会读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东方文化冷战的战略战术，但料定西方有钱人看社会主义国家肯定极不顺眼，于是设计打造各种适销对路产品。先是用非现实主义的画风来骚扰社会主义的现实。到后来闹行为艺术的时候，更把革命导师画在臀部，然后到西方镜头前野合。那时中国的各级美展，起着一个跳板的作用：由画过解放军战士勃勃英姿的陈逸飞打头，一个后空翻转身动作，干净利索地投入欧美收藏家的下怀——他画的那些如梦如幻的仕女，很像当年被解放军查封的青楼和豪门里的名花名嫒。其他画家紧随其后，也向西洋南洋溅起欢乐的水花。不过进入九十年代，富翁们经《格调》、《上海的风花雪月》以及“土大款金镏子”之类民间舆论的提醒栽培，已经知道用绘画装点新居了。发展到后来，有些贪官只收书画拒收人民币。这时有了闲钱的国家也前来订购城市雕塑。艺术家手里攥着本土订单，眼前的红（国家）黄（民族）两色真就不那么烦人了。
那天在书店翻阅最近的先锋画作，发现他们把肯德基炸鸡、美元、好像还有避孕套什么的拼贴在一起。他们对西方的态度，显然不复往日一听到大都会艺术馆就要立正的状况。从失眠的纯情少年变成流里流气的青年，说来也是一种成长。
四
电影向来是国家反“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战场，就是到了投资、生产、销售都由艺人商人一手操持的今天，许不许公演的图章还是牢牢把持在广电总局手里。国家对意识形态不同部门控制的宽严差等，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并引起轩然大波的《走向共和》，其反思中国革命的保守主义思路在以书籍为媒介的学术思想界都徐娘半老了。这种“时间分裂”构成中国转型期的特有风景。再以裸体镜头为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把银幕上衣服脱到什么地步当作中国开放到什么程度的一个便利指标——说这些人耍流氓还不如说他们“讲政治”。有些电影编导为“现代化”着急，电影局只让女演员脱一尺一，他把人家脱到一尺二，审查便通不过，一压多少年，等别家都脱到二尺五它才解禁。还有反贪，这是九十年代以来广为老百姓喜爱的题材。广电总局的贪官标准和反贪局的不大一样。反贪局是有贪必究，无论职位大小；而广电总局几年前只许副省副部以下犯错误，这两年才上调到正省部级。一些为贪官提前加官晋级的电影电视编导于是麻烦重重。
在国家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中，柏林、戛纳、威尼斯魅力之大，一些人为了魂升西天，就是在这边当艺术植物人他也干。可以说，中国的电影精英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响应，其自觉程度是不亚于学术思想精英的。《红高梁》一手捧着闪闪金熊，一手解开裤子，对着刚遭《河殇》等围殴的乡邦文物和中国革命遗产淋漓不清。不过时移势变，九十年代中后政治精英因俄国改革失败和经济的迅速窜升其合法性得到大补，形势不复八十年代中后的山雨欲来以及九十年代初的千钧一发。于是一贯牵着西方的衣角向国家做鬼脸的文化精英，也都纷纷改飞媚眼。而且，市场化真的一登台，意识形态只能靠边站。冯小刚拍商业贺岁片挣到的人民币，摞起来比真畜生还高，小金熊小金马的气焰只好收敛。
前不久张艺谋的《英雄》上市，这样一个演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刺客要取他命而终于觉悟还是他好的故事，是可以让文化官员笑眯了眼的。笑成什么样我虽没看见，但国家手下的媒体确实将它猛火热油地爆炒，一轮下来就赚了两亿——若按五毛钱一张从天而降，相当于一场北国的雪了。可美国那边却是奥斯卡不买账，观众不买票。这在别人倒也罢了，对张艺谋这样一位西方脸色学的学科带头人，却值得反省。也许分析家会说：海湾战争尤其是9．11以来的美利坚，虽然中国的傻子都会联想到秦始皇，但美国人民暂时还想不到；就算奥斯卡评委想到了，他们既不归美国国防部领导，对这路“英雄”也没有首肯的义务。其实比技术问题更要害的是心态问题：八九十年代西化过程中攒了点“外币”的文化精英，即便在新世纪被人民币活埋了，临终的念想也还是美元人民币1：8的汇率。这种强迫症不治好，对与时俱进、更上层楼怎么说也是不利的。
五
再说诗歌。在国家社会主义时代，诗人每天去作协上班，跟公务员没什么两样。哪里出现百年大旱，他便“衔条燕子河”去慰问；哪条铁路全线通车，他便拉上三山五岳去庆贺。在民间情感与国家意志不分彼此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基本上没有问题，但到了计划体制的后期，当民间与国家之间出现分裂甚至冲突的时候，职业诗人和他们的诗歌就变得十分尴尬。1976年北京的民众跑到天安门广场托物咏志进行政治抗议，受到了国家机器如手铐、棍棒外加职业诗歌的镇压。记得臧克家先生声讨这次运动的诗里有“拳头就是惊叹号”的句子。
后来，知识分子集体皈依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道统。这个新道统或时代精神如日中天的时候，风声鹤唳，都是它的人马；谁说它一个不字，谁就伤筋动骨；它上过哪个厕所，哪个厕所就成了圣地。相比之下，国家那点资源简直算不得数——如果不算负数的话。当时流传领导人让朦胧诗人当杂志主编、朦胧诗人拒受招安的“佳话”，可西方的文化参赞一约见，他们就度日如年了。新道统化作现代主义诗歌，散人沙龙校园，一时蔚然成风，似乎重现了诗歌在旧时代曾享有的日常性和群众性，不少人都通过写诗赚到一个乃至多个女青年。只是好景不长，现代主义诗歌很快体制化，成为社会竞争的一个赛场，社会等级的一张梯子。梯子上面挂着一些新的“职业诗人”，这些人的成功路线图是这样画的：先到西方诗歌节上把蓝眼睛感动得波光粼粼，波光中飞来翩翩白鸟即那边大学东亚系的邀请信，自己于是去指导研究生攻读自己的诗作，其中最堪造就的女生还可以跟她合作打造下一代诗人。我有时好奇，他们的诗为出人头地而唯怪是求，中国人三遍四遍都看不懂，在西方怎么个“朗读”法呢？由于跟言情言志的诗歌本性合不来，现代主义诗歌泡沫很快就崩了。
萨义德的
如果说萨义德（1935~2003）常常与美国主流社会知识分子的声音唱反调，是由于某种种族背景的因素（他本人并不避讳这一点），那么他公开批评1993年奥斯陆的“中东和约”，又支持触怒伊斯兰革命的作家拉什迪，以致被列入了“半打的中东死亡名单之上”，就不是能用萨义德本人的种族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