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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988年，帕慕克携同妻子去美国，在美国纽约城哥伦比亚大学和依荷华大学做了三年的访问学者，并开始小说《黑书》的写作，此书于1990年在伊斯坦布尔出版，这本小说让他在土耳其文学圈备受争议，同时也广受一般读者喜爱，法文版获得了法兰西文化奖。1992年他以这本小说为蓝本，完成《隐蔽的脸》的电影剧本。小说描写了一个年轻的律师在妻子失踪后的生活故事，向读者展现了古老的伊斯兰生活和文化的细节。此书以其华丽的句子、后现代风格、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和轻微的讽刺语调获得成功，也倍受指责，还引起了土耳其左翼分子与先验主义者的不满；同时，这部作品又体现了他一贯善于表现的二元对立主题：东方与西方，同一性与差异性，群体与个体，虚构与真实，意义的确定性与模糊性等这些人类在探讨文化身份时普遍存在的方面。
1995年《新人生》一书的出版在土耳其造成轰动，成为土耳其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书籍，被誉为现代土耳其文学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小说主要描写了土耳其大学生的生活，讲述一个大学生迷上了一个全神贯注地读书的姑娘，也爱上了她读的那本书，阅读改变了二人的生活和世界，这对年轻的恋人踏上回归故乡的自由之旅，一路上深切体会了西方现代性文化影响下土耳其文化传统的失落，他们被这一切所困扰，后来年轻的大学生怀抱着书卷，以一个艺术家的方式——“一种西方文化的伟大发明”（让读者想起少年维特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通过这种方式他试图回到国家、民族的历史中去寻找新生活，摆脱文化传统“失忆症的困扰”。
1998年《我的名字叫红》出版，这本书确定了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他由此获得了2003年都柏林文学奖，奖金高达十万欧元，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2002年发表小说《雪》。这是一部关于土耳其东部城市雪城——卡尔斯市政治生活的小说，广泛展现了土耳其伊斯兰教众、军队、世俗政党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现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剧烈冲突。小说问世后引起很大反响，帕慕克则声称这是他“第一本政治小说，也是最后一本政治书籍”。小说作者通过一位到访的带有西方背景的诗人的眼光，发现作为一个土耳其艺术家会觉得同东西方两种文明都有深刻的联系，对哪一边表示效忠都不可能。这也表现了作者自身的状态。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评论说：“一如帕慕克的其他小说，《雪》是一个分裂的、满怀希望的、孤独而神秘的土耳其灵魂的一次深度之旅。”它有着“游戏式的闹剧，可怕的悲剧间的界限非常精妙，是一本男性迷宫小说”。
2003年发表《伊斯坦布尔：城市记忆》，作品主要回忆作者自己一家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史，表达了对故乡的无限热爱之情，书中插入了不少帕慕克家庭人员的黑白照片，增强了作品的时间感和沉思情调，带有突出的自传特色。2005年该作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同时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除此之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帕慕克还写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文章，一些有关自由和少数种族问题的演讲稿，其中的观点与土耳其主流政治意见不合拍，在某些方面还批评国家政策，这些文章加上一部分日记，于1999年结集为《别样的颜色》出版。
目前，帕慕克的作品已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出版。西方批评界把他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大师相提并论。
从思想上看，帕慕克作品主要表现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交织，从艺术上看，帕慕克是公认的当代土耳其最具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小说家，同时他又杂糅进许多伊斯兰传统艺术、现实主义的因素，成为独具一格的小说家。这些思想倾向与艺术的特点突出表现在《我的名字叫红》中。
小说以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为背景，围绕土耳其苏丹宫廷细密画师高雅被杀事件，分五十九个叙述单元，讲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作者把高超的现代、后现代艺术同经典的小说叙事方法结合，营造了一部兼容历史小说、哲理小说、侦探小说、爱情小说、心理小说、迷宫小说等于一体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小说每一章更换一个叙述者，都以第一人称自称，每一章的标题含有“我”：1。我是一个死人；2。我的名字叫黑；3。我是一条狗；4。人们将称我为凶手……，这里的叙述者既有活人、死人，也有动物、植物，每一个叙述者都是主人公，又都不是主人公，换言之，叙事群体才是主人公，他们的讲述共同构成完整的故事——1591年，伊斯坦布尔。一位苏丹的细密画师高雅被人谋杀，尸体被抛入深井。画师生前接收了一项苏丹的秘密委托，与其他三位当朝最优秀的细密画师齐聚京城，分工合作，用欧洲的画法——透视法绘制一本旷世之作，颂扬苏丹的生活与帝国。他的死亡显然与这项秘密任务有关。此时书中的一位叙述者“黑”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故乡，他在经受了爱情的波折、东西方不同的绘画艺术为象征的文化洗礼之后，查清了杀人凶手是三位著名画师中艺名叫“橄榄”的，终于获得了多年前相爱的女人谢库瑞的爱情。谢库瑞的小儿子奥尔罕长大后，成了一名作家，把这一凶杀故事和父母的传奇故事写下来，讲给读者听，成了这部小说。
从每个叙述者讲故事的风格看，帕慕克使用了古典的伊斯兰文学技巧，也运用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处理细节的方法，还具备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手法。这使得小说具有了传统讲故事的天然灵韵，又有着后现代小说高奇的技巧，英国《出版人周刊》评论《我的名字叫红》是“以酒馆说书人的遣词用字叙述一则历史悬疑故事……帕慕克拥有迷人的艺术天赋和邪灵般的智慧”。在谈到自己的叙事艺术时，帕慕克认为：“实际上不停地扮演不同的人物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说话非常有趣。我不断地发掘各种声音，包括：一位16世纪奥斯曼的细密画师的声音，一位苦苦寻找战场上失踪丈夫的两个孩子的母亲的声音，杀人凶手的可怕声音，一个死人在去往天堂的路上发出的声音等等。”这种多声部合唱的复调艺术特征，堪与伍尔芙、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对此叙事风格，迪克·戴维斯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文认为：“《我的名字叫红》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一般，超越原有的界线，虽然是以古典的伊斯兰文学技巧来说故事，却富含19世纪欧洲小说处理细节的方法。帕慕克的小说技法融合东方的与西方的两种技艺，而且在两者之间游刃有余并具独创性。”
从小说营构的艺术象征看，揭示杀人之谜的过程就是一个大的艺术象征，“橄榄”之所以杀死高雅画师和另一位叫“长者”的画师，表面上表现了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冲突，内里表现的是伊斯兰文化与欧洲文化、东方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他所掌握的传统细密画法与文艺复兴的透视画法形成了冲突，这样，如何协调传统与外来因素之间的对抗，如何看待过去与现在的冲突就成为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这恰恰就是不同文化与文明碰撞、相遇、交流所要认真处理的问题。“橄榄”之所以成为凶手，是他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的结果，是他不能合理处理两种画风的结果。对此现象，帕慕克认为：“对传统的伊斯兰画师而言，西方肖像画的绘画方式是个极大的挑战，这与他们传统的绘画方式完全不同。基于此，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看、绘画方式，甚至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通过个人的研究观看，另一个通过神之眼观看世界。后者更像是用精神之眼在解读世界。在我的小说里，这种冲突甚至带来了凶杀。但是读者应该发现，我并不相信存在这样的冲突。在我看来，所有优秀的艺术品都来自不同文化的混合。”
从小说细节描写看，小说本身就以文字绘出了一幅“细密画”。帕慕克从六岁到二十二岁一直学习绘画，对绘画艺术有较深的了解，他构思这部作品时有意引入了细密画的方法：“激发我写作这本书激情的主要是伊斯兰细密画。我把我看过的细密画里不可胜数的细节都放在了小说里。在爱和战争背后潜藏的古典伊斯兰故事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不过在今天西方化的大趋势下，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了。我的小说是想对这些被遗忘的故事和无数美轮美奂的图画致敬。”正是凭借着深厚的绘画修养，《我的名字是红》具备了细密画的特色。
（杨中举：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邮编：200234）
失落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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