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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头来看，1991年夏天的福州会议在计算机历史上是可以留下一笔的，它标志着中关村第二代软件工程师登上舞台。BDWin现在成了北大新技术公司的招牌产品。那一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楼滨龙把它卖出至少1000套。每套680元，用一张5英寸软磁盘就装下了。
24岁的王志东现在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他既不需要、也不向往公众的欣赏和追捧。他羞于面对记者的访问。他内心深处那种散淡自由的性格发生了作用，他打算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于是他逃离舆论中心，筹划婚事，把那个一直用信任和仰慕的眼光看着他的女学生娶过来。到了这一年11月，他决定离开北大。王选问他为什么。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他对北大把他的发明冷落一年之久耿耿于怀，甚至对王选团队也感到失望。他还特别讨厌公司内部帮派争斗。他就这样转身离开，走之前留下了BDWin的源代码。他打算到新加坡去留学，尽管前程无法预测，但他希望告别过去，轻装前进。有一段时间，他在中关村的朋友们全都感到，他们就要失去这个软件天才。
在被人们解释为天才的人身上，总有一种本能，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甚至就连他自己也不能控制。就在等待新加坡使馆签证的那几个星期，他又写了一个新程序，他把它叫做中文之星。按照他对新婚妻子的解释，是因为闲着没事，写着玩儿的。可是几个月后，全中国的计算机经销商和消费者都不会把它当做一个玩笑。
如果说BDWin把中国计算机的软件工程师们带上一条新的道路，那么中文之星则是这条路上的一座丰碑，并且成为90年代中期中关村传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文操作平台，简洁、机敏，而又符合汉字世界的习惯。然而在1992年的这个春天，只有一个人意识到中文之星的价值。他叫贺文，是王志东在北大读书时的朋友。此人学的是政治学，满脸憨厚，工于心计，虽然不懂技术，但却极有商业眼光，善于蛊惑人心。当他在王志东的电脑上看到中文之星时，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财源。于是他下决心说服王志东放弃出国，留下来和他一同创业。这贺文摆出一副热血青年的样子，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振兴中华，一会儿中国硅谷，一会儿又说中文之星简直就是一棵摇钱树。直到把王志东弄得热血沸腾。两人凑了15万元，注册一家公司叫北京市海淀区新天地信息技术研究所。说是研究所，其实是专门兜售中文之星的。王志东成了公司的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从此再也没有加入出国潮。
贺文没说错。当计算机的显示屏上悠悠滑出中文之星四个汉字的时候，人人称羡，都说汉字世界的新纪元已经开始。中文之星一炮打响，第一个月就赚进90万元纯利润。贺文把它标价680元一套——与BDWin同价，因为挂在视窗3？0上特别好用，所以买家也不嫌贵。
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所有那些中文平台的缔造者中，王志东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以他的发明为基础的中文之星，在它最后从市场上消失之前卖出至少1000万套——不是正版的就是盗版的，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在使用它。但是王志东却没有从他的发明中获得财富。他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财富暴涨，而在于他的技术想像力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微软产品的进入将会扫平中国的一切竞争者。在王志东早期的合作者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知难而退，就连王志东本人也不认为自己拥有和微软抗衡的力量，所以他那时最强烈的念头就是把自己的公司卖给微软。有证据表明，尽管微软公司还没进入中国大陆，但是他们设在台湾的机构已经注意到中文之星的市场表现。1992年5月，一个叫陈秋潭的台湾人代表微软来到北京，一定要见到王志东才肯罢休。此人是微软视窗中文版的项目经理，一个行家，而且心地善良。他在一番仔细考察之后，终于相信中文之星在技术上有不少地方优于微软视窗中文版，不免对这小伙子心生敬佩。然而他更相信，微软能以远远高于其他公司的效率来开拓市场。
他对王志东说：我就当你是朋友，给你一个忠告。你这个产品要赶紧卖。
王志东问：赶紧卖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的视窗中文版9月份就要推出。
不用说，这是在委婉地宣布，微软产品进入中国之时，就是中国产品的灭亡之日。王志东一边催促贺文赶快推销中文之星，一边半信半疑地等待末日来临。可是到了9月，他没见到微软产品，却见到另外一个人。此人来自台湾，却有个日本名字，田本和，自称是微软公司的，要在北京开设微软的分支机构，而他也的确带着微软公司那种目空一切的风格。就在王志东兴致勃勃地向他解释中文之星的好处时，被他打断。
你不用说了。我只是劝你千万别和微软作对。田本和说：不论前进的路上有什么障碍，我们都会一炮把它轰平了。
然而中文之星还是让微软感到压力。微软不肯买它，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相信拥有足够优势改善自己的技术。事实上陈秋潭的大陆之行以后，微软便把视窗中文版的整体方案全部推倒重来，所以发布产品的时间一再拖延。这给了中文之星至少两年去席卷市场。
这件事让不少人对王志东刮目相看，把他当做振兴民族软件的英雄，可是他本人并不喜欢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技术至上主义者、一个讲求实际的梦想家，对国家的界限没有真正的兴趣，也从来没有想过挑战微软霸权这样的事。事实上他对微软的感觉相当复杂，有时候佩服得五体投地，有时候又觉得不过如此。对于陈秋潭的善意，他说我非常感谢；对于田本和的狂言，他说我会记一辈子。如果说他做了什么事情真让微软这样的跨国公司感到压力，那也不是源自一个民族主义斗士的激情，而是出自他的纯粹技术的追求和商业眼光。
出类拔萃之辈：第二代创业者——我没别的本事，只是玩儿命想办法满足消费者。
中关村的商业体系是一种发财欲望和胡打乱撞相结合的结果。它不是从技术的发明而来，而是从技术的应用而来；不是由什么人预先设计的蓝图来指引，而是在万千商家的买卖中自发形成。它是下列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对技术的崇拜，一方面是对利润的追求；一方面是市场急速地成长，一方面是零打碎敲、缺少法律、漠视规则、以人际关系和口头承诺来维系的交易；一方面是独具匠心，一方面是模仿剽窃；一方面是雄心勃勃眼光四射，一方面是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一方面信守自由主义的原则，一方面仰赖政府的袒护和资助；一方面秉承天时地利，一方面凭借个人善恶。那些最杰出的人几乎全都充满矛盾百出的品格，他们是破坏规矩的大师、自我保护的奇才、狂热的梦想家、孤注一掷的冒险家、兢兢业业的实用主义者。它提供了一条途径，把中国人的破坏性和创造性牢牢扎根于一块已经僵化的土地。在这个国家的改革史上，它可以说是浑水摸鱼、乱中取胜的典型一例。
与其说他们擅长创造，不如说他们勇于探索。这个被后人视为富有全新意义的体制，最初只不过是一些不肯安分守己的人们左冲右突的产物。它的精髓是摆脱旧秩序的束缚，解放人的精神。开拓者的无知、粗陋和胆大妄为，不仅不会成为障碍，而且正是驱使他们迈出第一步的原因。中关村早期商业体制的主要内容，比如计算机部件进口、整机批发、建立零售商店以及上门推销，实际上是在模仿城市商业和农村供销社的既成模式。只是前人身陷公有财产的体系，又有政府计划约束，不能感受到真正的激励。而中关村的公司从一开始就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宗旨，其中要害，并非开辟新天地，而是将新的种子播撒在原有的土壤中。然而这完全是过渡性质的。新种子拥有吐故纳新的奇特力量，一旦生根开花，就不仅创造短期的买卖合同，而且从中生长出影响商业体系的长期因素，这正是中关村开拓者们留下来的遗产。
新因素是伴随着新人物一起诞生的。1992年，中关村出了两个销售奇才，杨元庆和冯军。这两个人，如今一个是联想集团董事长，一个是华旗资讯总经理，都是中关村的出类拔萃之辈。当时他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都曾想要出国留学、又鬼使神差般地留在中关村大街上。他们的第一份工作都是推销员，拎着产品上门兜售。除了这些，这两人还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都属于中关村的第二代，身上带着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本色，这让他们看上去很像那些前辈；同时他们又有一种对新事物的敏锐和对现代文明的亲近感，这让他们看上去更像那些后来人。中关村第一代人常用下海描述自己的行为，那里面包含着一种挣脱传统的喜悦和惶惑，而中关村的第二代人更喜欢说创业，他们没有旧时代的重负，只有创造新世界的豪情。他们中间的流行语是风风火火闯九州。
令人惋惜的是，现在很少有人记得他们当时是什么样子了。尽管代与代的年龄距离越来越小——中关村的第二代比第一代差20岁，第三代比第二代差10岁——但是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今天的年轻人不仅不了解第一代人，甚至也不了解第二代人。报纸电台电视台上那些成功者的趾高气扬和耀武扬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