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看铜锈。
也有人说看器型，看工艺。
总之，莫衷一是。
面对满市场的“大明宣德年制”款识的各式各样的香炉，方又琨想，干吗把简单的事情弄得那么复杂！不就是玩儿吗，自己喜欢自己觉得是个有年份的东西，买就行了。反正他见到的香炉都不贵，不像某些瓷器动辄上千上万，香炉的开价多在五六百元之间，经过讨价还价，二三百元就拿下了，有时一百元也归他了，这点儿钱，他不在乎。何况，玩儿古董，缘分很重要。有缘分，就许能收到好东西。奶奶得到那座神品，也没有先学香炉鉴别知识，也没有刻意追逐啊，是爷爷不经意地得到了，简直是从天而降！自己收的那座弘治香炉，不也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吗！只要有点儿好运气，就能收到好东西。
当然，他也像那些搞收藏的人一样，怕别人说自己的东西是新活，是假货。对他说来，那不是金钱的损失，而是到手的快乐扑楞楞飞走了，非常令人懊丧。
他有办法保护自己。他尽量不让别人看自己收的东西，没人褒贬，没人挑剔，他的快乐也就保住了。毕汉光他是无法回避的，因为他们总是一起出入文物市场，好在毕汉光对他的香炉毫无兴趣，虽说有时也在旁边参谋几句，但并不坚持。不像面对瓷器，他要买，毕汉光认为不对，就不许他付钱。在香炉面前，毕汉光总是说，你看着办吧，几百块钱的事，瞎就瞎了——就当交学费了。
女儿有些讨厌。每逢星期六他从潘家园回来，女儿只要在家，便会从她的房间里跑出来，说快看看，爸爸又买什么假货了！
妻是贤惠的，连忙阻拦女儿，干你的事去！你爸爸喜欢这些东西，也没花几个钱，就让他糟蹋吧。
他大不以为然，问妻，怎么这样说话？我这是真品！再晚也是乾隆年间的。
妻笑了，我没别的意思。我看你真喜欢这些东西，花钱买个高兴，值得。
女儿也笑了，安慰他，爸，我下礼拜去采访景德镇的陶瓷学院，我正看材料呢。香炉没有，但我一定给您带回一件好瓷器，让毕叔叔害一回红眼儿病！
他知道女儿跟当今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也有那个臭毛病——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忙说，你别瞎买！瓷器里的学问深着哪！
女儿说，我傻呀！我让陶瓷学院的老师陪着我去，让他们给我掌眼。
这话还贴谱儿。他想象着女儿将带给他的瓷器，玩赏着刚刚到手的乾隆古香炉，心情好极了。
晚上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会把新买的香炉托在怀里，手指轻轻地滑过长方形的口沿，很光润，不拉手；手指再滑过炉颈上的万字条纹，也很光润。将香炉倒过来，四只圆足的突出处，都光亮而润滑，这是二百多年间圆足和木案接触的磨痕。炉身的包浆很厚，很自然，那里有前人和岁月老人的手泽，令他浮想联翩。没错，是一座古炉。他的心是沉静的，像古香炉一样沉静。那沉静中，却有一个欢快的旋律在徐徐飘响。
临睡觉前，最后一眼，他要留恋在香炉上。
如果起夜，经过客厅时，他会把屋顶的大灯打开。香炉摆在玻璃书柜里，迎着灯光，闪烁出一片片柔和的光亮，沉穆而幽深，古雅极了。他会把那份愉悦带进梦中。
有时他会想起奶奶的那座香炉，想起奶奶爱抚香炉时那娴雅的姿态，一缕浓浓的怅惘就会久久地缠绕在心头，最后总是消失在他深长的叹息中。
有一段时间，在潘家园或报国寺的旧货摊儿前，他会突发奇想，总是睁大眼睛，想侥幸邂逅奶奶的那座香炉——不是有人说过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让奇迹在我身上出现一次吧！
他在人丛中挤来挤去，在一个个地摊儿上、店铺里寻寻觅觅，眼睛涨得生疼，头也晕晕的，连那座香炉的影子也没看见。
这想法是愚蠢的，他却明知故犯。他知道，然而有时就是控制不住。终于他狠狠地嘲笑了自己一次，然后警告自己，再也不要去想奶奶的那座香炉了——不要自寻烦恼了！
那天下午，下着大雨，还刮着冷风，雨点子一阵阵噼里啪啦地扑到阳台的玻璃窗上。毕汉光突然打来电话。
毕汉光说，你不是喜欢香炉吗，让你开开眼！我在项紫星这儿，你快过来。
项紫星是毕汉光的朋友，前些年靠经营家用电器发了家，后来又用赚到的钱买古董，做再次投资。他确实收到了不少好东西——宋朝的耀州窑刻花瓶，定窑婴儿枕，明朝的青花大券缸，康熙素三彩双耳瓶，雍正青瓷八卦尊，此外还有十几个清官窑的大盘子和一些难得一见的鼻烟壶。毕汉光带他去过几次项紫星家，看了项紫星的藏品，他真觉得大饱眼福，叹羡不已。他知道，去项紫星家不会白去的。
他犹犹豫豫地说，正下大雨呢！去项紫星家什么时候不行，非得今天？
毕汉光说，告诉你，是宣德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
他心头一震。如今宣德炉几乎变成故事了，哪里还见得到！但毕汉光是不会骗他的。
毕汉光又说，是从东北来的一位朋友的，明天上午人家就上飞机了。莫失良机！
毕汉光真惦记他，怕他错过开眼的机会。他忽然想起，奶奶的那座香炉不也是来自东北吗！莫非有什么内在的渊源？他心里慌乱起来。
他说，我这就过去。
从的士上下来，他竟忘记张开雨伞，冒着雨，冲进楼门口。
项紫星开门迎接他。
毕汉光将一位坐在沙发上的客人介绍给他。
是“王先生”还是“黄先生”，他没听清。四十多岁，穿一身铁灰色西装，打着领带，黑而壮，却有一种儒雅的气质从那双沉静的眼睛中流露出来。他没走过去握手，只是点头致意。
毕汉光一脸郑重的神色，黄先生，这位是方又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方兄的收藏专题是香炉，在北京独一份儿——大概在全国也是独一份儿。这可是位专家呀！
这回他听清了，是“黄”先生。
被毕汉光戏称为“学者”“专家”，他脸上有些发烧，正要向黄先生纠正，却被毕汉光截住了。
毕汉光笑嘻嘻地对他说，方兄，别客气。
黄先生已经走到他面前，热情地伸出手，说，能见到收藏界的前辈，这次来北京就不虚此行了。
他握着黄先生的手说，你误会了——汉光在开玩笑。
他们在沙发上落座。
黄先生说，我们家老人传下几件小玩艺儿，以前也没当回事，在箱子里压着。这两年有了几个闲钱，便附庸风雅，也跟着朋友玩儿玩儿古董，才把那几件玩艺儿找出来。不懂，想多请几位朋友给掌掌眼。上个月在哈尔滨，有幸认识了项先生。项先生热心，叫我把东西带到北京来。我只带了座香炉，请您多指教！
方又琨说，家传的东西，能逃过“文化大革命”那一劫，太幸运了！
黄先生说，其实，我爷爷我父亲都任过伪职，不过都是军医，没拿过枪，没打过仗，可那时候那也是“阶级敌人”哪！1966年8月，抄家的红卫兵们都冲进我们家了，眼瞅着大难临头，我妈吓得瘫在椅子上，我们只能任人宰割了。谁也没想到，这时会来一位救星。我有一位没出五服的哥哥，比我大二十岁吧。我那位大妈年轻守寡，又没家产，当年，带着我这位哥哥走投无路。我爷爷念在祖先的情分上，一直接济他们，还让我这位哥哥继续读书。我爷爷对他说，想让你妈过好日子，你就好好念书。你能念到什么程度，我供你到什么程度——全看你自己。可惜，我这位哥哥就爱踢足球，对念书不上心。我大妈锁上门不让他出去，他跳窗户也得去踢球。所以凑合到初中毕业，他就进厂当工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成了他们厂造反团的头头儿，就在红卫兵们要抄我们家的时候，他带着十几个工人赶到了。他向红卫兵们说，我爷爷反动透顶，案情重大，工人造反团将直接查办，其他组织不得干预。那些红卫兵都是厂里的工人子弟，一听我哥哥的话，立刻作鸟兽散了。就这样，我们躲过了抄家这一劫。
琉璃厂的那位老人曾经告诉方又琨，1966年8月红卫兵大抄家后，北京古玩行的几个“反动学术权威”，分别被派往几个抄家物资仓库，负责挑拣各种文物。老人说，抄家的东西海了！红卫兵押着大卡车一车车地送，也有蹬着平板三轮来的，仓库哪儿装得下！后来就都卸在院子里，堆得像小山头儿。一个点儿上就一两个人，哪儿挑得过来！那些天还总下雨——下大雨，瓢泼似的。我疯了似的在那堆东西上爬上爬下，木器、瓷器、玉器、漆器不怕水，都不管，只挑字画儿。先抢宋朝的，元朝的，明朝的，清朝的，白天黑夜连轴儿转，也抢不过来。那些书画——有的是国家一级文物，“文革”前，倒卖一级文物是要枪毙的——就在院子里被大雨淋着，泡着。至于齐白石的，徐悲鸿的，张大千的，什么什么的——顾不上！任它们在泥水里，在我们脚底下变成一堆堆废纸。好东西糟蹋多了！作孽呀！说到这里，老人连连摇手，没法儿说，没法儿说！
真的没法儿说。他对黄先生说，幸运！真幸运！“好人有好报”，看来这话不假。
毕汉光在写字台前招呼他，方兄，过来看看吧——比你那些香炉如何？
台灯“啪”地亮了，在衬着绿绒布的玻璃板上，一个枣红色的香炉，像一个紫红色的光团凝固在那里。他大步跨过去，将香炉抓到手中。
毕汉光提醒他，小心！
香炉很沉重，不大，近似成人的拳头。炉身紫中透红，没有纹饰，特别之处是出奇的光润。
那光是从炉体深处透出的，油润润的，暗淡淡的，轻柔柔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仿佛可以将手指伸进炉壁去触摸一下。这种感觉使他一下子想起奶奶的那座香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