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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事实，这已是常识，可一旦应用到目前各种问题上，各国政府不免糊涂起来。常常把经济问题看颠倒了，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厉害。从这方面看，战争结束时发生的事情，其荒谬程度，真让人难以相信各国政府中的要员不是从疯人院里出来的。他们要惩罚德国，而历来习惯的方式就是索取赔偿。因此，他们便要索取赔偿，这也未尝不可。但他们要德国付出的数额比德国所有的黄金，或者说全世界所有的黄金都要大得多。为此，毫无疑问，德国人除了以实物偿付外，别无他法：他们只能拿出实物，否则什么也没有。
在这时候，政府突然想到他们有这样的惯例：以一国的出口超过进口来衡量国家的繁荣。一国出口多于进口，这是贸易顺差，否则就是逆差。但若向德国索要的赔偿黄金超过它的支付能力，他们断定是德国和协约国在贸易上会有顺差，而协约国则是逆差。他们发现这会刺激德国的出口贸易，无意间替它做了一件美事，这使他们大吃一惊。对于这个一般的主张，还有其他更为专门的理由。德国能生产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协约国不能生产的，况且德国竞争的威胁到处为人所不满。英国人不要德国的煤，因为他们自己的煤矿工业很不景气。法国人不要德国的钢铁制品，因为他们有新近获得的洛林矿砂，可增加自己的钢铁产量，等等。所以，协约国在决心要德国赔偿以此来惩罚时，同样做出决定，不让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付赔。
对于这种难堪的局面，他们竟想出了一个错乱的解决办法。他们决定借给德国它所需付出的全部款项。结果协约国是这么说的：“我们不能让你免除赔偿，因为那是对你邪恶的一种公正的处罚；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让你赔付，因为这会毁坏我们的工业；为此我们愿意借给你钱，你以后要归还全部贷款。这样，维持了原则，却无损于我们自身。至于你们的损害，我们希望那是日后的事了。”
然而，显而易见，这只能是援兵之计。借款给德国的贷方需要他们的利息，而关于付息一事，与偿付赔款一样，同样遇到了两难。德国人木能以黄金付息，而协约国不希望他们以实物来偿付。因此又不得不借给他们付息的钱。显然，人们迟早会厌倦这种游戏的。当人们把钱借给一个国家，因一无所获而感到厌倦时，这个国家的信誉也就可想而知了。到此境地，对于应得的款项，人们开始索要实际的支付了。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破产接二连三，首先起于德国，然后是破产的德国人的层层债主。结果是大规模的萧条、苦难、饥饿、毁灭，以至一系列世人遭受的灾祸。
我并不是说德国的赔偿是我们诸多困境的唯一原因。协约国欠美国的债也有影响，所有的债务，私人的或是公共的，在较低的程度上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借方和贷方被一个高高的关税壁垒分隔了。因而用实物来偿付是很难的。德国的赔偿，即使决不是困境的全部来源，却是一个思想混乱最明显的事例，这一混乱使得处理这样的困境束手无策。
思想的混乱给我们带来了不幸，而这一混乱恰恰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立场间的混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消费者与一个在竞争体制下的生产者立场间的混乱。当索取赔偿的时候，协约国把自己看做消费者：他们把德国人当作临时的奴隶，替他们效劳，他们则无需劳动，可以消费德国人生产的东西。而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他们突然想起自己也是生产者，他们索取的德国实物的大量涌进会摧毁他们的工业。他们开始搔头皮，茫然失措，即便他们会聚一道（称之为国际会议），也无济于事。事实很简单：世上的统治阶级太无知和愚蠢了，他们无法想通这样的问题；而且太骄傲了，不肯向可以助其一臂之力的人们请教。
为简化我们的问题，我们设定协约国之一是由一个人组成的、住在一个荒岛上的鲁滨逊。德国人遵守凡尔赛和约，务必要无偿地给他提供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但如果他像列强们那样作为，他定会说：“不，不要把煤给我带来，因为它会毁坏我的拾柴工业；不要带来面包，因为它会破坏我的农业和我的虽是原始而巧妙的研磨设备；不要送来衣服，因为我有一个兽皮制衣的初创工业。如果给我送来黄金，我并不介意，因为这不会对我有损害；我会把它放在一个山洞里，它是一无用处的。但是我无论如何可不愿接受可以利用的任何形式的赔偿物。”假定我们想像中的鲁滨逊是这样说的，我们就会认为孤寂已经夺走了他的才智。但这确实是所有主要国家向德国说的话。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个人，发了神经病，大家就以为这显示了出工业方面的聪明才智。
鲁滨逊和一个整体的国家间唯一相关的不同之处，就是鲁滨逊明智地安排他的时间，而国家并不这样。如果一个人不费什么就得到他的衣服，他就不花时间去做衣服了。但各国认为它们应当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每种东西，除非有某种自然障碍，如气候。假如国家有理智的话，它们会遵照国际协定，安排国家该生产什么，而不试图生产多干自己所能生产的东西。没有人尝试去做他自己的衣服、鞋、食物、房屋等等；他很清楚，假如他这么做，只能满足于一个很低的生活水准。但是各国还未明晓分工的原则。如果他们明白，本可以让德国偿付某些各类的实物，自己则不必去生产这些实物了。从工作队伍退出来的那些人，可以用公共资金教给他们另一种行当。不过这需要生产的组织化，这同商业中的正统观念正是相反的。
对于黄金的迷信真是坚固得令人难以理解，不仅在那些从迷信受益的人身上，而且也在让迷信带来不幸的人身上。1931年秋天，当法国人迫使英国人放弃金本位时，他们料想是在害英国人，而英国人大多数也待相同意见。一种羞耻之感、有如国耻，席卷英国。然而所有最高明的经济学家一直主张放弃金本位，后来的经验证明他们是对的。实际管理银行的人是如此无知，使得不列颠政府被迫做出有利于英国的事情，而只有法国的不友好使英国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在所有素称有益的职业中，最荒唐的是黄金开采了。黄金从南非的地下挖掘出来，非常谨慎地防止被盗和意外，运至伦敦、巴黎或纽约，到那里再放到地下，保存到银行的金库里。这与留在南非的地下并无两样。只要认为它们偶尔才使用，它们也许在银行的储备上有所效用，但一旦实施政策，决不让它们低于某个最小数额，那这难物品就等于不存在了。如果我说我要储蓄100镑，以作未雨绸缎，我会是个聪明人。但假如我说，无论我贫困到如何地步，我决不花费这100镑，那样它就不是我财产中的有效部分，这等于我可以把它扔掉。假使在任何情况下不动用它们，有关银行储备的状况确实就是如此。国家信誉的任何部分仍然依据实际的黄金，当然这仅仅是野蛮状态的一种残余。一国之内的私人交易，黄金使用已经消失。战争前，小额交易还使用黄金，但战争后成长起来的人们，很少一睹金币的风貌了。然而由于某种稀奇古怪的谎言，人们仍然认为，每个人财政上的稳定性依靠国家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战争期间，潜水艇运送黄金变得异常危险时，这样的奇谈走得更远。在南非开采出来的黄金，人们认定有的运到美国，有的运到英国，有的运到法国，但实际上它们都留在南非。为什么不把这个奇谈说得更离奇些，说黄金已被开采，而仍安然地躺在地下呢？
从理论上说，黄金的好处在于为防止政府的不诚实提供一种保护。如果有办法迫使各国政府在危机中守住黄金不放，那就很好，但事实上每当适合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弃之不顾了。所有参与这场战争的欧洲国家都使它们的货币贬值，以此就抵消了他们一部分债款。德国和奥地利以通货膨胀的方法抵偿了他们的全部内债。法国把法郎降到以前价值的1／5，从而赖掉了以法郎计算的4／5的政府公债。英镑只值以前的3／4左右，俄国人坦白地声称他们将拒偿债款，不过大家认为这行为恶劣：体面的赖债需要一定的礼节。
事实就是，政府像其他人那样，如果有利可图，就偿付债款，否则就听之任之。一种纯粹合法的保证，例如金本位，在紧张的时候一无是处，在其他时候则毫无必要。就私人而言，只要他很想再贷款而且能够借得，就以为诚实是有益的，但当他信誉毁坏时，他可能认为最好是逃债了。一个政府对待自己的国民和对待其他国家，持着木同的态度。它自己的国民受其左右，所以对待他们无诚实可言，除了要求再向他们借款。战后的德国，当国内负债毫无希望的时候，它就是让货币贬值，这样消除全部的内债。但外债则是另一回事了。当俄国人拒付其它国家的债务时，不得不面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战争，并夹杂着一种凶猛而敌对的宣传。多数国家并不是处于面临这类事情的境地，所以对于外债就谨慎行事。就是这一点，而非金本位，在贷款给各国政府的时候提供了安全。这种安全是糟糕的，但要直到成立一个国际政府才能做得更好。
经济交易依靠武装力量的程度往往是不能实现的。财富的占有权一部分是以商业技巧取得的，但这样的技巧只有在陆军或海军威力的框架里才有可能。正是使用武装力量，纽约被荷兰人从印第安人那里夺过来，从荷兰人那里落进英国人手里，又被美国人从英国人手里夺回。当在美国发现石油时，它属于美国人民；但当石油在某一个不太强大的国家中发现的时候，它的主权或这或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