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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萧萧》是徐訏的一部力作。他的上述艺术个性在这部长篇中得到了较为成熟的展示。
抗战爆发后，作者曾一度羁留上海孤岛，后又在内地辗转奔波。日本侵略者的血腥屠杀疯狂破坏野蛮蹂躏给我们民族造成的沉重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伤害，在民族危亡面前全民族高昂的抵抗情绪和沉痛的屈辱感危机感，每一个生命个体在战争中深切感受到的人生的凄凉和苦难、生命存在的焦虑和忧患，等等 ，对这一切作者与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一样感同身受，而且由于他诗人的敏感，这感受更深更细。正是这种民族斗争的现实孕育并催化了这部小说，也成了这部作品故事衍生的时代背景。虽然，正面表现血与火、生与死的现实斗争及激烈复杂的社会政治冲突，并非他之所长，从认识论角度作为一部抗战小说解读，也并无多大价值，但描绘人的心灵世界却是作者所长，小说对抗战时期民族心灵的描绘却是异常感人的。作品是将抗战的大背景融化在具体的景物人事，特别是人物的内心世界中来表现的。这种从心理写社会的写法比那种表面的轰轰烈烈更显底蕴丰盈。 比如小说第十二、十三章，对沪杭路上及西子湖畔荒凉景象的描 绘，笔底流出的正是一种铅样沉重的血泪 ； 全书中主人公“我”的种种感觉印象，无不涂有浓郁的悲痛感伤色彩 ； 还有“我”的种种反省、忏悔、苦闷、矛盾心理的郁结搅动，无不是根源于民族的屈辱和忧患。这种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意识，构成了小说的基本色调，也造成了叙述者对人生、人性等抽象问题给予现实思考的强大动力。与作者前此的作品相比，这部作品增加了浓重的悲感色彩和沉实的社会现实内涵。这当然由那时的时代氛围使然，也是作家感应了时代的脉动对主体艺术机制一次自觉调整的结果。因此，把《风萧萧》视为徐訏创作历程的一次转折，也未尝不可。
一如他既往的小说一样，青年男女的感情纠葛仍是《风萧萧》的一条情节线，但明显不同的是爱情已减少了前此的浪漫情调，而且也不是唯一的一条情节线。它附着在一个抗日的间谍故事上，后者制约着前者，而不是前者制约着后者。而这两条情节线又都附着在小说叙述者“我”的居留上海孤岛时的一段精神历程的主线上。全书是从“我”这个感受主体出发进行叙述的。除这三条情节线之外，还有一条和这三条线索若即若离的副线，这就是美国少女海伦的一段人生历程，多条线索互相交叉、融合、渗透、重叠，构成了这部小说较为复杂的情节结构。
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的视角，作者对这种叙事角度把握很严，对于“我”视听之外的情事，则很少采用引用他人书信、日记的不得已的叙述方式。这对于一个三十余万字的长篇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我”是一个研究哲学的青年学者，想撰写一部关于浮华与考学的研究的书。从生活态度上看 ，“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只对异性持距离的欣赏态度。对独身主义 ，“我”在给海伦的信中表现出特定的理解：“需要一个独身主义的爱吗？ 它属于精神，而不专一；它抽象，而空虚 ； 它永远是赠予而不计收受 ； 它属于整个人类与历史，它与大自然合而为一，与上帝的胸怀相等。人类的可贵就因为有理想，而理想属于上帝。向着理想、努力，那就是在接近真接近善接近美。”（这里的理想、上帝和真、善、美是可以划等号的）叙述人的这种特定的事业追求、生活态度就大致透露出全书的主题意向和情节趋向。下面我们就看看他是如何在现实实践和理想精神的矛盾冲突中研究道德与美向着上帝靠近的吧。
抗战爆发后 ，“我”羁留上海租界，想利用这个孤岛的宁静自由，完成一部著作。一次 ，“我”救助了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史蒂芬，从此成了要好的朋友。通过史 ，“我”结识了三个美妙绝伦的女性： 一是通晓日语、笑起来如初放百合的红舞女白苹 ；一是有着中国父亲、美国母亲、生长在日本的风华绝代的梅瀛子 ；一是纯情、温柔、富有声乐天才的美国少女海伦。
为了排遣精神苦闷 ，“我”一度与他们尽情玩乐，狂舞豪赌。 杭州之行，遍地的血腥与苦难，使“我”为自己的行为而忏悔，并对游乐感到倦怠。于是，在白苹帮助下 ，“我”重新回到书斋，开展具有“永恒”意义的哲学研究。然而刚刚安顿下来，白苹遇刺受伤、太平洋战争爆发、史蒂芬被俘入狱，一连串事件再次打破了“我”的精神平衡，由安宁复归于苦闷。在这段生活中 ，“我”对三位女性倾心爱慕，但只限于有距离的欣赏和友谊的范围，若即若离，情意绵绵。白和梅既热情友好又互相防范，她们还都告诫“我”在这国际政治背景复杂的上海，不要做了他人政治的道具。 白受伤后，梅则再次提醒“我”， 白可能是日军间谍。她们的身份总使人费解。海伦受“我”的影响，一度放弃音乐，欲攻哲学，梅则把她引进歌舞场中，开始追求虚荣，原来纯情的少女简直变成了交际花。突然的变故，看来也引起海伦的极大震动 ，“我”第一次见到她以自己的灵魂歌唱。
小说的这前二十章，构成一次轮回，可看作它的上部。有人以为，小说“直至二十一章，太平洋战争起，才透视主题，使人有姗姗来迟之感”，从而使“主题与情节不够匀称。”这样理解，是太把这部小说当作社会历史小说来读的缘故。我以为，这部分写得从容不迫，语言绵密而情思深长，恰恰最充分体现出作者的艺术个性，哲理昧、人情味都是最浓的。灵与肉、情与理、美与善、永恒与暂时，精神的自由渴求与现实的不自由选择，这种种矛盾，相依而又相悖，剪不断，理还乱，自以为把握住了真谛，说不定却陷入了谬误。这一切，在作者那细密而朴实的文字中，表现得撩人而又感人，随处可见作家的真歌哭、真生命。读来使人如在山阴道上行，处处美不胜收 ； 在几乎忘记了故事的时候，故事却在悄悄流动。其中 ，“我”与白苹从赌场到教堂的象征描写，史蒂芬太太生日舞会上“我”的议论与感受，杭州之行的景物素描，白苹寓所那象征着“潜在的凄凉与淡淡的哀愁”的银色氛围的渲染，等等，在全书来说，恐怕都是非常出色的章节。从表现主题的角度看，主题已潜在地展开，即使是抗战的一面，也已上路甚久，因为作者重在写抗战时代的社会心理氛围，写谍报人员的秘密活动、歌舞欢笑中已在进行着不露声色的较量。从刻画人物看，每个人物的才情、个性、心理特征，都已给予了深细的描绘，甚至连人物的结局也给予了象征性的预言。只不过每人脸上还都蒙着几层面纱而已。
从二十一章到三十九章，可看作小说中部。由于史蒂芬太太的劝导 ，“我”加入了盟军间谍组织，才知梅瀛子原来也是上级。“我”奉梅之命，两次窃取白苹手中的日军情报，第一次得手，第二次被发现。白奉命“解决”“我”， 连发两枪 ，“我”重伤住院。起初 ，“我”因“参加了抗战，觉得变成了一个光点，通体透亮。”但经过一段政治风云，内心矛盾越积越重，甚至想靠死来解脱。而白苹并未杀死“我”。这使“我”对白是否民族敌人也开始怀疑。这就是“我”精神历程的又一个轮回。如果说“我”在现实斗争的苦闷中越陷越深的话，而海伦却在精神的追求中，心灵得到解脱 ，精神回归到一个更加纯净崇高的境界。她也一度被梅拉入谍海而不自知，在一次和日本人的交往中几被凌辱，幸被白救出。史蒂芬的死，使海伦开始反省，她决心开始真正的生活：“读书，唱歌，不为真理，也不为艺术，只为生活的充实。”然而当她悄然走向青岛，却在大自然中切实把捉住了艺术的脉搏，觉得灵魂靠近了上帝。
与上部相比，中部叙述节奏加快，故事性增强。读者阅读时，可能已会由于关注后事如何而暗暗跳过几行。这不仅悄悄减少了原来的从容，更开始减少了一些哲理情趣、心理深度和对对象的诗意把握。除“我”和海伦外，对其他几个人物的描写已渐渐由心理层次上浮为行为层次，只觉来去匆匆、杀气腾腾，灵魂上却似一池静水，无多波澜，性格也无多大推进。尽管如此，我以为仍可和上部齐肩。这不仅由于作者那“主流的感觉”一贯到底，更由于对“我”的内心世界又开掘出一个新的层次。上部的情意荡漾 ，脂粉昧和才子佳人气毕竟浓了点，而中部的心事重重，却多了些丈夫气，也更加显示出作者超越自己的独特价值：让人性探索结 合于现实人生，使人生现实升腾出人性的光辉。“我不过是苦闷与矛盾的统一体”，“爱与恨、生命与民族、战争与手段、美与丑、 人道与残酷、伟大与崇高、空间与时间。这些哲学概念把我束缚成茧”。这绝不是作品人物的自作多情与庸人自扰，也不是作者空洞的宣言。这种对人性的多元思考与对人生价值的多元观，才会更加逼近真实的人生，将会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