缜密，雷厉风行，敢想敢干著称。他喜欢亲自处理大小政务，他时时通过批答奏折的方式，了解和处理全国的政务。雍正之世，为政严刻。然而，他施行的多项改革措施，都是经过反复调查验证，深思熟虑之后而付诸实行的，并非一意孤行。在大清王朝正在由强转衰的关键时刻，经过他的励精图治，力挽狂澜，遂把清朝的发展又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雍正帝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并有实际统治才能的政治家，他所以能够在短短的13年内取得超乎寻常的业绩，与他在皇子时期能充分研究朝政，了解吏情有关。同时他也善于探求统治方法。他在藩邸时就洞悉官场弊端，对官场中盛行的欺上瞒下，逢迎隐庇，因循苟且等等颓风恶习，一方面深恶痛绝之，一方面又精心揣摩对治之法。他细心考察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矛盾，以及官场社会的人情世故，所以能够一登皇位便做到心有定识定见，立即大刀阔斧地革旧布新。
雍正帝曾经说： “朕在藩邸四十年，对于臣僚之间的结党营私，狼狈为奸，欺上瞒下，贿赂请托，阳奉阴违，假公济私等种种恶劣之习，朕早已深知灼见，可屈指而数之。朕对于民情事理、利弊得失等等，所知也无不周详。朕洞悉下情之处，得之于亲身阅历，这是皇考当日所不曾亲历的。比起自古代那些以藩王而登大位者，如汉文帝，朕所见所闻之深广，也远远超过他了。”真知来源于实践，雍正帝胸怀策略权谋，是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之后，他抓住国务朝政的要害之处，做出有针对性的整顿，其兴废革新无不有章有法。
雍正帝为人苛刻，性喜猜忌，却又有任贤使能的胸襟。他所倚重的大臣如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人，在性格和作风上与他十分相似，成为他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
模范疆吏田文镜
雍正元年九月，云贵总督高其倬上疏反映情况，说： “云贵两省土司承袭一事，向来有向地方衙门送礼的陋规，上下衙门，每每因为文书中有错字，借故刁难土司，意在索取陋规。臣已严行禁革，并请求今后上报六部的文册中，若有个别几个错字，无关大局者，免予驳换。臣于疏内代为声明，以便土司承袭一事易于了结。”高其倬的奏疏正符合雍正帝整顿吏治的精神，所以立即得到雍正帝的嘉奖。可是高其倬为人圆滑，不大肯弹劾官员。当时有一位以弹劾官员而得到皇帝赏识的封疆大吏，就是田文镜。
田文镜（1662~1745），清汉军正蓝旗人，后因受雍正帝宠爱，被转入上三旗之正黄旗，田文镜仅是监生出身，历任县丞、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田文镜祭华山经过山西，见到山西正闹饥荒，百姓大量流亡，而巡抚不闻不问，也不上报朝廷。他返京后，把山西的情况如实汇报皇上，雍正帝十分欣赏他的坦率直言，命他前往山西赈灾，拯救了七八十万灾民。事后，他授任山西布政使，并不断提升，他由一个八品小吏快速升至一品大员，完全靠的自己的才干和勇气，当然也是因为遇上了雍正帝。他由河南布政使而巡抚而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雍正帝又置河南、山东总督，由田文镜任之。
雍正帝用人惟贤，或因事权授，往往不拘定制。督抚的设置时有变化。比如，直隶原设巡抚，为李维钧改作总督，后成为定制。闽浙总督先为一人，雍正帝用李卫为浙江总督，兼理江南五府二州的盗案，于是福建也单独为一总督。鄂尔泰改土归流时期，两广总督辖下的广西割归云贵总督。巡抚，历来各省只有一个，当王国栋署理山东巡抚时，雍正帝又用吏部左侍郎刘于义协办山东巡抚事务。伊都立为山西巡抚等等。这是雍正帝用人行政敢于打破成规的表现。
田文镜在河南厉行廉政，毫不瞻顾，不避嫌怨，弹劾贪官污吏数十人，他因此屡遭攻击和贬抑。从朝廷大员到下辖官民，反对他的人非常之多。陕西延安知府沈廷正原系雍王府旧人，颇不满意田文镜。雍正二年，他调任河南开归道，田文镜因他是雍王府旧人，有所顾虑。雍正帝在田文镜的奏折上批道： “听说他未到河南即先存成见，欲与你作梗。试想朕岂有命一属员前来约束上司，使之掣肘于你之理？他要是露有不肯尽心协助，实力承办，反而倚仗其雍府旧人身份，借端生事，妄作威福，出卖你而取媚于他人的情景，你可严加参劾，待朕重惩，决不姑息，你接到此谕可与他共观之。”
当时，雍正帝常常以在一位官员的奏折上批示，同时令其他官员知悉的方式发布上谕。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使官员互相监督。有人认为，田文镜所以提升极快，因为是雍王府旧人，所以格外受到重用。其实田文镜并非雍王府旧人。雍正帝既然做了皇帝，再偏袒雍王府旧人就太狭隘了，对沈廷正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
得到皇帝支持的田文镜，在河南以极严厉的手段大刀阔斧地整刷吏治，剔除陋规。整顿吏治成效不大的原因之一，在于上下不同步进行，往往是对下严而对上宽。约束下属官员容易，抗拒上峰则难。有一次，钦差大臣何国宗到河南办公，按照通常的规矩，地方官要送礼给钦差大臣。田文镜的左右对他说，您对下面可以严禁陋规，对上面却不可不敷衍一下。他却说，岂有对下严而对上宽之理？欲禁州县之火耗，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除陋规。他坚决不送规礼。何钦差没有得到红包，认为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回京后就到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可是皇帝反倒因此更加器重田文镜。因为他的行政风格，恰恰体现了雍正帝振刷数百年颓风的革新精神和政策，雍正帝对他雷厉风行施行严政的手段十分欣赏，特为他设河南山东总督一职，并把他树立为“模范疆吏”。所谓“数百年颓风”是把明朝也算在内，在明朝初期，朱元璋曾经下大力气肃清贪污，以后就没有皇帝再大力整治贪污了。清朝，康熙帝大力提倡清廉，对于贪污的官吏有时虽然也严厉打击，但更多的是以规劝的方式教育，效果不太好。康熙帝晚年吏治松弛，以至于国库都空虚了。雍正帝眼里不揉沙子的性格决定他行事的坚决果断，打击贪官污吏绝不手软。
田文镜对治下的贪官污吏，毫不徇情，坚决题参革职审查，三年之内，他共参奏属员22人。雍正帝赞许说： “田文镜参官最多，鄂尔泰从不轻弹，然二人皆各有道。”鄂尔泰的事情，后面再说，这里只说田文镜参奏隆科多一案，颇有些戏剧性。有一天，他的师爷邬先生问他： “公愿为名巡抚呢，还是做普通巡抚？”
田文镜说： “谁不愿意做名巡抚，庸庸碌碌有什么意思？”
邬师爷说： “公若愿为名巡抚，须任我草一疏上奏，但疏中一字不能令公看，可以吗？”
田文镜平时上的奏折，凡是由邬先生代书的，往往得到皇帝嘉许，所以对他极为信任，于是同意了。邬先生的奏折由田文镜盖印发出。奏章发出去以后，邬师爷才告诉他，是弹劾国舅隆科多贪污受贿等罪行的奏章。田文镜听罢，连连叫苦，生怕因此惹出大祸来。
邬师爷却笑着说： “皇上早欲除去此人，不过苦于没有借口而已，公无须顾虑。”
果然，皇帝将田文镜的奏折交部臣议处，结果，隆科多被罚为永远监禁。朝野上下都佩服田文镜有胆量。
以后田文镜又对邬师爷的孤傲性格有些厌烦，邬师爷便辞职不干了，田文镜的奏章就常常受到皇帝的申斥，田文镜只好再把邬师爷请回来。有一次，雍正帝还特意在批复奏章中问候邬师爷。于是田文镜再也不敢轻视邬师爷了。田文镜死后，许多封疆大吏争相以高薪聘请邬师爷，邬师爷一概拒绝。传说，后来邬师爷到了京城，有人还在宫中见过他，因此怀疑他是雍正帝派在田文镜身边的人。这也并非不可能，封建政治黑暗的一面，怎样估计都不算过分。
言归正传，犁剔陋规可要比弹劾某一位高官困难得多，因为它是全体官吏的命脉所系，所谓“千里做官只为钱”。陋规也是官场腐败的一面镜子，官僚体制的运转的主要动力就是陋规，所以骂田文镜的人特多。
田文镜也深知自己的处境，就任河（南、山）东总督之际，他上奏折说： “臣在河南行政，使贪官墨吏、玩法士民不得遂其私，多称不便。因此谤腾毁积，物议风生。臣到山东仍照河南一样行政，山东也会怨声蜂起。臣一如既往，不恤人言，坚决把河南的政策移到山东，以不负皇帝之宠眷。”田文镜在山东总督任上，一口气剔除官衙陋规数十项之多。
田文镜为犁剔山东粮驿道衙门的陋规，直接向雍正帝奏报户部等中央衙门接收陋规的情况，请求禁止。廉政要想实际有效，必须上峰不收规礼才行，否则地方也难于实行廉政。一时，从地方到中央，怨声蜂起，田文镜屡遭弹劾，但是雍正帝却十分信任他，支持他。陋规是官场痼疾，既然是下级向上级送礼，只整顿地方，不整顿中央，本末倒置，起不了作用。整顿下级，叫下级不送，何如整顿上级，叫上级不勒索？田文镜反腐败搞到中央六部，能不遭人忌恨？田文镜铁了心就是不怕，因此很得雍正帝的青睐。
高其倬、田文镜奏请革除这一弊政得到了雍正帝的坚决支持，却得罪了中央大员。因为京官没有机会直接搜刮百姓，必然要吃外官。而外官只要有事报批，就只好被吃，送礼不断。“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乡同年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敬。”通常是在夏至之前或冬至之以后不久，派专人持“问安函”附“敬费”奉赠京官。至于具体的钱数，也有一定之规。以“别敬”为例，外调的官职较高或所任是肥缺，送钱就多一些，反之就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