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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雍正帝头脑也不简单，对于事实还是要调查清楚的。六月派遣刑部侍郎海寿、工部侍郎史贻直为钦差大臣，到河南审理黄振国等案。海寿等查明张球贪污不法之事，证明田文镜确实是在袒护张球，但却又揣摩上意，把李绂对田文镜的参劾视为是朋党行为，反之田文镜打击科甲官员就不是朋党行为而是打击朋党行为。这多少有些讲不通。朋党的本质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党同伐异。田文镜袒护张球与李绂袒护黄振国都是朋党行为。雍正帝却只认李绂是朋党行为。
雍正帝为什么特别警惕朋党？原因就在于多年的储位之争。太子与皇子们各自结党营私，雍正帝本人就是靠结党营私登基的，隆科多、年羹尧等人如果不与他结党，他就没有今日。自己靠这个方法上台的就决不允许此法再被别人所用了，一定要把朋党生存的空间挤得死死的，一丝一毫的空间都不能留。不是朋党问题也要当做朋党问题处理，尤其是科举朋党，宁可冤枉人也不放过人。雍正帝对朋党一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严重的病态程度。
钦差承审中，河南管河道佟镇向钦差揭发了田文镜信用的道员陈世倕。佟镇是隆科多亲属，而隆科多曾说汪是好官，被田文镜冤抑。雍正帝认为这是年羹尧、隆科多对田文镜不满，所以佟镇揭发田文镜信用的陈世倕就是打击自己信用的田文镜，也就是反对皇帝了。那么弹劾田文镜就是与隆科多的结党行为。钦差到河南，证实黄振国并没有被田文镜害死，当时只是“血流不止，饮食不进”而已，李绂听到他已死的传言就相信了。人总是相信愿意相信的事情，就难免犯主观主义的毛病。黄振国原是兵部尚书蔡珽在四川巡抚任内的属员，本来考核政绩时已被参革，由于蔡珽的推荐才得任知州，李绂与蔡珽的关系向来密切，这就是出于朋党之间的庇护了。
田文镜也要承认错误，他毕竟袒护了张球，但不是朋党，田文镜“羞愧无地，悚惕难安”地谢罪，但这是虚的；然后就要奖励他，这是实的，因为他打击了朋党，有功。一虚一实，人主用权之道也。雍正帝安慰道： “何罪之有？……此等人此等事阅历一番，亦未尝无益。”特地赐给田文镜风羊、荔枝。当年雍正帝赐给年羹尧荔枝，由兵部快马发送，从北京至西安几天之内就到，人们都说，只有唐玄宗为杨贵妃能做这等事，现在雍正帝又送田文镜荔枝，虽没有特别使用快马，如此一虚一实的处理，也使河南“通省臣民惊为异数”了。田文镜也就在雍正帝的虚实兼用的权术中受到保护和鼓励。
此时，李绂也还在受雍正帝的信用，他就还敢于为自己辩护并一再攻诘田文镜。对于指责自己袒护同年的说法，他不承认，他不是也题参过同年张玢、陈世倕及广西官员孙来贺吗？怎么能说是朋党呢？他说这种言论“立说甚巧，而实未合”。田文镜确实是巧妙地利用了雍正帝的弱点，李绂这话也等于是暗中对皇帝提出批评了。对于他的置辩，雍正帝加以严厉申斥，说是“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与田文镜的认罪乞怜相比，李绂身上读书人刚直好辩的坏毛病就太可恶。李绂被调离直隶总督，改任工部侍郎，不久，又受到蔡珽在直隶总督任内徇庇昌平营参将杨云栋之事的牵连，把他降为奉天府尹。
四年十二月，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题参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罪”。雍正帝把他的奏章掷还，不让他参劾，他却偏要坚持。雍正帝认为，他所奏内容，与李绂所说完全吻合，显系受人指使，这是公然结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如果说李绂参劾田文镜不免有偏袒同年科甲的话，那么谢济世的弹章却不是。他不过是听了好友陈学海的话，是以“济世”为己任的言官本分而已。翰林院检讨、员外郎陈学海跟随海寿、史贻直赴河南审查，了解了实际情况，当时曾据理力争，钦差大臣海寿不敢与皇帝唱反调，没敢完全揭发事实真相。陈学海回京后向谢济世说明了事实真相，谢济世就上奏了。雍正帝当然要袒护田文镜，乃将谢济世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
钦差大臣为了与皇帝保持一致，就不得不欺君，此时欺君就不是罪，而是忠。谢济世实事求是却是欺君了。雍正帝认为谢济世是受了李绂、蔡珽的指使。他要查清李绂与谢济世关系，命令广西提督、署巡抚事韩良辅调查谢济世在其家乡的行止，了解李绂在巡抚任内同谢的关系。韩没有查出他们的朋党关系。后来，谢济世在阿尔泰军营效力，思想得到改造，承认了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珽的指使。李绂终被下狱，但也不杀。据说，有两次决囚，雍正帝命将李绂陪绑，刀置其颈，问现在知道田文镜的公忠了吗？李绂却回称，我是愚笨之人，虽死也不知道田文镜的好处。李绂颇有些“以道抗权”的精神，坚持这一原则是儒臣的本分，理学名臣本该如此。
李绂、蔡珽、黄振国、邵言纶、汪、谢济世都是科甲中人。此次科甲案的结果是： 黄振国、汪论死；邵言纶戍边；蔡珽、李绂下狱；张球绞监候。后来，谢济世在充军地又因为注疏《大学》、《中庸》获罪，但是也没有杀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可以视为常规，一般来说，皇帝是不轻易杀言官的。雍正帝之所以开恩不杀谢济世就是因为杀言官的皇帝名声不好。直到乾隆帝即位，李绂、谢济世才恢复官籍，蔡珽也获释。
李、蔡一方受到了沉重打击。田文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宠臣的地位稳固了。本来田李二人都是雍正帝的宠臣，对于两人互参相争，雍正帝先是调和，希望挑起争端的李绂认错，至少不要再辩解，再攻讦田文镜了。毕竟他是欣赏这位理学名臣的。李光地曾说，六百年以来，没人能超过欧阳修和曾巩，而李绂大有希望。诗坛领袖王士祯也说： 通观当时的文士，没有一个顶得上李绂。李绂在康熙末年待罪于永定河工地，雍正帝对之迭加升赏，迁任督抚，当他就任直隶总督陛见时，皇帝赐宴内廷，赏四团龙褂、五爪龙袍，赐对联。雍正帝曾在李绂的奏折上批道： “汝与田文镜二人，实难辜负朕恩也”。雍正帝说李绂“乃不由旁人荐举，为朕所特用之人”，“尔实非他人可比”，“汝之出处与众不同”。（《朱批谕旨·李绂奏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曾说过： “诚然不党者李绂也。”（《朱批谕旨·李绂奏折》）可是最后李绂却以朋党罪下狱。雍正帝本来不愿意过度打压李绂，但是当谢济世参劾田文镜以后，雍正帝认为李绂既然非与田文镜斗到底不可，那么李绂与田文镜二者之间就只好舍掉一个了。
李绂不是朝臣或言官，河南与直隶也风马牛不相及，他为什么要死咬田文镜呢？说到底，他是在争取大臣制衡君主的权力。田文镜坚决贯彻皇帝的意志，他也只能向田文镜发难。首先，田文镜非科甲的监生出身就与科甲出身的官员有矛盾。明清时期，监生可以捐钱买得，未必一定在国子监读书，也可取得乡试资格。有监生的资格就可以做县令了。这象征着对“学而优则仕”的否定。监生出身的田文镜等人打击科甲官员也可以视为是进一步在否定“学而优则仕”的原则。李绂作为理学名臣，他的理念和地位决定他必然要与打击科甲的非科甲官员作斗争。科甲出身的谢济世、陈学海等官员与李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说到底都是向皇帝为儒臣争地位，鸣不平。
雍正五年二月，雍正帝谕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 要把官场中科甲人的自“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雍正起居注》，五年二月初三日条）。七年，上谕说，科目进身官员以“科甲流品相夸尚，其风自唐宋以来就有之，至前明而流弊已极”。又说： “科甲之习一日不革，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尔等当豁然醒悟，庶可使历代相沿之弊习，廓然顿除也。”他的决心很大，甚至有废掉科举的意思。雍正帝有计划地打击科甲官员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其本质却是要打击相权。说起中国的相权，当数汉朝最盛，其次为唐朝。科举制完成于唐朝，有利于把人才选拔出来，但是弊端也就同时产生。朋党营私即其一。唐朝牛李党争，就是科甲士人与非科甲士族的斗争。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前，没有科甲官员，也有朋党。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此种现象发生。既然是朋党之争，就至少有两个对立面。现在雍正帝所要打击的仅仅是科甲朋党一面，就不公平。
田文镜犁剔陋规严猛苛刻正符合雍正帝的既定方针，而李绂与田文镜相斗又是儒臣与酷吏的斗争。一般人们都是说雍正帝袒护田文镜，打压李绂，是为了打击“科甲朋党”。雍正帝把李绂与田文镜的互参案看成是朋党问题。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从根本上说，这些科甲官员都是孔孟之徒，骨子里都是有限制君权膨胀倾向的。只要气候稍微温暖一点就敢于廷辩，不顺旨。比如李绂一定要论辩是非，坚持己见，就是藐视君权，或挑战君权了。
五年，田文镜又题参进士出身的知县周知非“顽废不职”。雍正帝认为这是科甲入仕者怨恨田文镜而废弛政事，用今天的话说叫“消极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