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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帝师熊赐履
前文说到，汉族大臣们不可能求得“冢宰”分权的地位，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求帝师的地位了。早期儒家都是以周公事业为理想模式的，唐宋时期士大夫还有“致君尧舜”的气象，就是在最昏暗的明朝，还有过一次张居正辅政，都是“冢宰”分权的先例。惟独到了清朝，皇权的旁落除了鳌拜擅权就是太后垂帘听政，都没有积极意义。在清朝初期，汉臣只有做顾问参谋的份儿，士大夫的地位低于满族家奴者，有时甚至连士大夫的尊严都保不住。
康熙初年，参与决策的除四大臣之外，还有议政王大臣、贝勒。这些满洲贵族大多对汉儒文化不以为然，其中孝庄太后的影响力也不小。她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偏爱，自然也是讨厌汉语、汉俗，认为“汉俗盛则胡运衰”，不赞成顺治帝和康熙帝学习儒家文化。但是也有人认为，孝庄太后是喜欢汉学的，康熙帝尊重儒学也是受到她的影响。这就矛盾了，然而历史常常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可以肯定的是，康熙帝从小对汉儒文化就十分感兴趣，首先要归功于他身边的两位原明宫太监，张某和林某。二人原是读书之人，他们不仅教授他四书五经，书写汉字，而且经常给他讲述明朝的宫廷轶事和典章制度，使康熙帝幼年就对儒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幼年教养是何等重要。
儒家文化意识最重视教育兴国，对君主的教育尤其重视。虽然说是“君权天授”，但君德却不能不得之于学养。“天”与“德”也可以画等号，把权力赋予有德之人，是古人“尚贤”观念的体现。心术不正之人，一旦处于至高无上之尊位，必然会给国家带来巨大浩劫和灾难。自然灾难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坏皇帝的祸害深重，所以教育皇帝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大事。封建社会既然不能民选皇帝，就只有通过教育皇帝的途径来“选择”皇帝的贤愚。贤明的皇帝是通过道德教育这一选择方式产生的。其实，皇帝的权力是天赋这一观念的本意，不是指神权与皇权合一，所谓“天择”、“天授”，就是要讲道德，因为道德是源于人之天性（自然之性），人欲则是源于外界刺激。儒家认为，向善是人之天性。今人否认人之初性本善，也就会误解“君权天授”的意思。其实，天就是大公无私之意，“君权天授”就是要求皇帝大公无私。历代皇帝故意歪曲儒家的观念，掺入法家观念，后人就搞不清本意了。
康熙四年（1665年），太常寺少卿钱铤上疏，要求教授小皇帝儒学，他指出： “君德关于治道，儒学尤为急务，请将满汉诸臣中老成耆旧、德行温良、博通经史者，各慎选数员，令其出入侍从，以备朝夕顾问，先将经史中古帝王敬天勤民、用贤纳谏等善政，采集成书，分班值讲，每日讲说数条，不使间断，必能有裨圣德。”这在鳌拜辅政之期当然不可能实行，鳌拜所要的仅仅是权力，而非权力的道德化。权力说到底也就是人际关系，以什么为基础呢？以德为基础，抑或是以利为基础？《左传》说： “君能掌握天命为义，臣能承受天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宣公十五年）所谓“天命”也无非是规律的意思，以义与信谋利，就是符合天命，就是保卫社稷，可以做人民的君主。让皇帝学这些知识，鳌拜是反对的。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亲政，汉族大臣再次纷纷上疏，请求教授皇帝儒学，开设经筵日讲（即为研读经史而设的御前讲席），这些建议仍然没有被辅政大臣们采纳。在他们看来，满洲是从马上得天下，如今以马上治天下，乃是顺理成章，满洲皇帝只需精通骑射，所要学习的也只是“满洲家法”而已。后来康熙帝剪除鳌拜，抛弃清朝“祖宗家法”，“悉承明制”。令人遗憾的是，“祖宗家法”中的积极因素也被抛弃了，“悉承明制”却是把明朝的消极因素加强了。
在封建社会，汉族皇帝或皇太子的教育向来受到特殊的重视。汉朝贾谊说： “天下兴亡，悬于太子之手，太子善恶，皆在于少年所受师傅的教育和周围人的影响。”康熙帝后来又为皇子们规定了学习制度，皇子6岁必须读书。以后雍正帝把它作为一条制度固定下来，正式设立上书房，以总师傅、总谙答为首的教育管理系统。自古以来，帝师往往是由名重一时的硕彦大儒来担任，称太傅、太保。不仅是为了小皇帝和太子的教育，成年皇帝的教育仍要照常进行，学习内容从文史知识转为探讨治国之道。对于成年皇帝，师傅又称为侍讲、侍读或经筵日讲官，如宋代的程颐、朱熹、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做过经筵日讲官。经筵为盛典，每月三次，平时则不定日进讲，以收持之以恒的效果。皇帝选官以才能和道德为标准，“以臣选君”既然不行，以道德塑造君主就是惟一的办法。
在促使恢复经筵、日讲制度这件事上，弘文院侍读熊赐履起到了重要作用。
熊赐履（1635~1709）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顺治进士，东阁大学士，居官清廉敢于言事。康熙六年，他上著名的《万言疏》，列数朝廷上下存在的种种弊端，特别指出教育皇帝是建国之本，“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薰陶德性。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读书。不徒然从事讲读之虚文，不徒然虚应经筵之故事，不以天气寒暑而有停辍，不以日夜晨夕而有间断”。帝师的作用初步表现为教授小皇帝基本的文化知识、道德修养，而且有很明确的目标，是为了“行政出治”。同时注重民间教育，如今“学校极其废弛，士子惟揣摩举业，为掇取科名富贵之工具，不知读书讲学是求圣贤之道理。乞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中国古人有“仕必由道”的观念。创立科举就是为了使“以道取仕”有一个标准，然而读书人大多都把科考与富贵紧密相联系，却与“圣贤道理”远离了，入朝为官，鲜有不做贪官者。
熊赐履提倡讲学以明了道理，这是做官的基础。与做君的基础一样，君臣都是同一个基础，这是儒家的君臣观，如臣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立君为民，无为；君以道驭臣，纳谏等等。法家君臣观念则不然，讲的是君势、法术一类的关系。一般来说，君主所注重的都是法家观念，熊赐履要求康熙帝学习儒家观念。
次年，熊赐履又上《清除积习销隐忧疏》，“皇上聪明，而朝纲独断，讲学与勤政二者不可偏废”。熊赐履两次上疏均遭鳌拜斥责。康熙帝受到鳌拜的压抑，对于权力分散的满洲家法十分厌恶，立志要朝纲独断，以儒学为治国经纬。从此，“满洲家法”中的积极因素被否定，而汉文化中的法家毒素却被发扬光大了。“朝纲独断”与其说是儒家的思想，倒不如说是法家的思想更确切。
在擒拿鳌拜一个多月之前，康熙帝采纳汉官建议，亲自到国子监去祭祀孔夫子。皇上亲自祭孔，这是一个象征，表明清王朝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尊孔崇儒，孔孟之道仍然是中国人的正统思想，这既起到了笼络汉族官民的作用，也给清王朝的统治增加了合法性，因此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一个月以后，康熙帝剪除鳌拜及其势力，满洲贵族中的仇汉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康熙帝立即着手施行经筵日讲制度。
康熙九年（1670年）七月，康熙帝召国史馆学士熊赐履到瀛台试讲。熊赐履进讲《论语》“道千乘之国”一章，继讲“务民之义”一章。康熙帝听后，感到哲理深奥，切中事理，大有所获。
十月，康熙帝命改内三院为内阁。内阁之制始于明代，其所以名之“内”，是因为“以其授员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是统率百僚“行政总汇”的封建官僚政治的中枢机构，协助皇帝治理庶政，商议朝政，传宣御旨，而内阁大学士称为“枢臣”、“相国”。内阁地位在六部之上，首辅虽无宰相之名，却被人们视为宰相。又重设翰林院，并选择翰林数人入值内廷，以后又设立专门供皇帝咨询和顾问的南书房。
康熙十年（1671年）二月，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经筵典礼，由工部尚书王熙和熊赐履分别进讲。此后，每年春秋两季照例举行。经筵讲官都是由皇上慎选的德才兼备的学问优长之士，如熊赐履、王熙、吏部尚书黄机、刑部尚书冯溥、都察院左都御史明珠等，此后这些讲官便担任大学士，所谓“以大儒为名臣”，即以帝师为大臣。日讲地点初在弘德殿，后移乾清宫。讲官由翰林院官员担任，有熊赐履、史大成、李仙根、张贞生、严我斯、蔡启尊、孙在丰、杨正中、杜臻、张英、沈俭、史鹤龄、陈廷敬等，还有满族学官折库纳、傅达礼、莽色、喇沙里等。从此，清代帝王的培养、教育制度得以制定完备。经筵日讲的恢复有重大意义，满洲皇帝学习汉儒文化必然对帝师由尊重信任而重用。康熙帝说： “朕政事之暇惟好读书，始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倦。继而张英、陈廷敬以次进讲，于朕大有裨益。”
一般人学知识，多为谋生之资本。既然是皇帝，“我要什么就是什么”，何必学知识？儒家认为，学习的最高目的不为谋生而为修身。贵为天子当然须求学习最高目的之实现，老百姓也就有福了。此时，康熙帝作为十七八岁的青年，正是嗜欲日开之时，他把精力用于治国，尤能勤奋治学，确是十分难得。康熙帝的学习精神不仅使那些庸碌懒惰、淫乐无度的明朝皇帝黯然失色，也使那些专为科举考试而读圣贤书的汉族士人相形见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