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状态没有切实的了解，那么决策的正确性往往会打折扣。
焦点访谈自创办以来，依靠栏目定位的准确和领导、编辑记者的努力，不仅“上情下达”，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更把视点投入到“上情上达”上，揭示社会矛盾和一些腐败现象，表达百姓所思所想。而这些节目的播出，不仅作为一个窗口表达了民声，也使上层有了一个真实了解基层情况的渠道，从而为他们的决策提供了某种参考。我想，朱总理之所以对焦点访谈评价颇高，很大程度上是栏目所反映出的问题恰恰是其需要了解，而通过其他渠道又常常无法了解的情况。
一个栏目，之所以能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所以得到观众的认可和领导的肯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焦点访谈始终关注着百姓的疾苦，关注着民生。作为一国总理，朱溶？？基在作出某项决策时，也是根据百姓的利益而定，而他想了解百姓的要求，也是需要多层次、多渠道的，而焦点访谈正是为他了解这些信息提供了一定帮助。
作为焦点访谈的一名记者，能够参与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并通过自己辛勤的努力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百姓呼声，无疑是幸运的，而当自己的这种努力得到朱总理的肯定时，又使自己感到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在几年的采访、调查当中，我看到诸多腐败、不公的社会现象，百姓的疾苦欲说无门的现实，而自己又无力解决这些问题时，我时常感到一种无奈。但是，当自己的所见所闻通过节目能够引起上层关注，使这些问题得到或有望解决时，我又感到一种欣慰。
在座谈中，朱总理能给予我们这些长期奔波在采访第一线的普通编辑记者如此的关注，使我深受鼓舞和感动，这种关注对我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激励。在今后的采访报道中，我将保持一种荣辱不惊的平常心，以一名电视人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更加扎实、深入的采访，将更加真实的社会现实在节目中反映出来。（黄瑛）
…
朱镕基亲审《焦点访谈》／孙杰
…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
伴随那个炎热夏天的，是媒体对十四大以来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热烈宣传。
作为社会影响广泛的《焦点访谈》栏目，自然要投入到这场被认为是当年最重要的宣传任务之中。负责这次报道的是当时主管《焦点访谈》栏目的评论部副主任袁正明，报道的总策划是声名卓著的钱钢，主持人是白岩松，此外还请了一位顾问，经济学家曹远征。
当时他们计划要制作一个十几集的大型特别节目，在《焦点访谈》栏目连续播出。如此大规模的特别报道，在《焦点访谈》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且这组节目是在十五大召开之前播出，被认为是中央电视台在这次会前宣传的高潮，是重中之重。为此，台里还特别批准，特别节目的长度由《焦点访谈》的常规节目的13分钟延长至15分钟。
新闻评论部自然对这次报道更是重视异常，专门从各个节目组抽调了一些骨干记者，成立了特别节目组，全力以赴做好节目。报道组的具体负责人是当时《焦点时刻》制片人梁建增。我当时是记者二组的编辑，也被抽出来制作特别节目。
记得当时正好是义务献血期间，每组都有完成的指标。我所在的二组验血合格的只有我一个。当袁正明副主任听说我要去献血，立即找到我的制片人，说：要保证孙杰做特别节目，不能去献血。制片人担心会影响完成献血任务。袁主任说，由他想办法。从中可见领导对确保完成这次报道任务的重视。
按钱钢他们的策划思路，是以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改革的各项举措为纲，评价五年来的成就。尽管在叙述上没有跳出按改革、开放、国企、农村、教育、国防、外交等领域划分的常规思路，但整个设计以各项举措为主线，这是非常高明和超前的，当时的报道似乎没有采取这条结构线的。而且，他们设计的节目形态也非常新颖独特且便于操作：所有节目都以微观具体的事例进入，并过渡到宏观情况介绍，再列举中央的相关举措及成效，最后是对权威人士的连线采访，发表评论。
尽管我对这种既非新闻又非专题，既像政论又像述评的“四不像”表达方式不熟悉，但因为有总策划钱钢宏观把握，所以我们做具体采访、编辑工作的人，压力并不大。
那时几乎每天都要在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开“神仙会”。编导领到自己的报道任务后，要根据总体思路，写出自己那集节目的拍摄提纲，并由特别节目组全体同仁评头论足，彼此启发。记得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报道五年来的经济改革情况。但这集的题材太空、内容太广，而且与反映国企、农业等集的节目会有重复，钱刚说他还没想好，让我再等等，实在不行就改成金融领域。
看着节目组的同事开始一个个投入采访拍摄，而我的任务还没有定，心里的确有些急了。
我在《人民日报》的一位朋友曾跟我说起，朱镕基对这五年宏观经济调控取得的成就非常重视，亲自推荐了一篇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刘树成写的关于称赞经济“软着陆”的文章，让他们登在《人民日报》上。在一次聊天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钱钢，他眼睛一亮，说，对呀！为什么不做这个题目呢！
我虽然看过那篇东西，但没想到能做节目；钱钢是报道的总策划，他对经济问题的了解，比我要丰富得多，他说能做，我自然没有异议。
钱钢立即把顾问曹远征和另两位经济学者请来，一同商量这期节目的内容。但专家的结论却很令人泄气，他们认为这个题材是所有节目中最好的，但基本不具备电视表现的可能。因为它实际上是要对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经济工作进行整体展示，政策把握要求高；而宏观调控又涉及到财税、金融、投融资等诸多领域的体制改革，理论准备要求也太高，15分钟的电视节目根本说不清楚。
但钱钢还是坚持可以试一试。我也认为任何复杂的问题都可以简化，可以强化结果，虚化过程，这样就能进行电视化表现。
其实我们可以给五年来中国经济的成就划出一条简单的主线：宏观经济环境明显改善的标志是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而“软着陆”成功的标志，就是在显著地降低物价涨幅的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不过，对我而言，披缕出这样一条主线并不容易。当时有关宏观经济环境明显改善的文章虽然有一些，但并不多，质量也不高。那阵，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人们对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深刻意义的认识和评价，远不如后来高。为了弄清楚这次宏观调控的特点，我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文献110余篇逐一研读了一遍，同时还通过关系拜访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向他当面请教。
对于广大的观众来说，电视是感性认知的载体；表达理性思维，本不是电视的长项。最后，我决定用“账本”作为符号，通过消费物价的降低和经济平稳增长来反映宏观调控这一一个大话题。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宏观调控”这个概念离他们太远，也太陌生，而物价则是他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感受，几本家庭流水账无疑成为物价变动的最好载体和见证。这样，一个理论色彩非常浓的经济问题，被化解为普通老百姓可知可感的话题。
我的一位同事给我提供了一个例子——锦州市一对青年夫妇记了九年的“家庭理财薄”。我去采访，发现他们表达也不错，就把这一内容作为整个节目结构的主线。
我为这个节目制定的叙述原则是：“事”与“理”的统一。这个节目一方面要说“事”，它反映了我国（可能也是世界）经济史上顺利实现了一次最为成功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要讲“理”，表明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同时，还要把“事”理论化了，而把“理”通俗化。“事”与“理”的杂糅，使观众在看“事”的时候，悟到的是“理”，而在悟“理”的时候，看到的又是“事”。这种理性认知与感性表达的统一，使理论问题的电视化不仅变成了可能，而且取得了成功。
任何一件好的作品，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新闻报道，都要有悬念、冲突和起伏。否则就很难让观众看下去。“家庭理财薄”为节目引入了一个很好的玄念，接下来的冲突和起伏便成为节目结构的难点。对于像特别报道这类节目的题材和形态，营造冲突和起伏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对比的手段。
为了增加对比的丰富性，我就说“事”的横断面，在从微观的“家庭理财薄”到宏观的国家统计帐之间，又楔入一个中观意义上的（锦州）城市统计帐；同时，又就讲“理”的纵断面，在从中央发觉经济过热现象到采取措施之间，楔入一段历史的教训（经济上的“大起大落”）。这样，就如同在一个四边形中仅仅增加两条对角线，便可以分割出八个三角形一样，各种各样的对比便有了对应的基础，节目的动态和变化一下子便突出出来。比如，节目中青年夫妇对宏观调控实施前和“软着陆”成功后不同的物价涨幅感受是一种对比，（锦州）城市和国家统计帐前后的变化也是一种对比。同时，这三者同期的情况仍然构成一组对比。再如，老百姓对物价的感受与中央领导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心是一种对比，而中央政府以前治理经济过热的措施和结果与此次情况又构成了一种对比。对比，不仅增加了这一节目的深度，而且增强了节目的感染力和可视性。
大量的对比并没有搅乱节目的叙述线索，而是使结构层次更加分明。第一段落是加强宏观调控的背景；第二段落是中央所采取的举措；第三段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