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嗖。这一次，我打中了什么硬东西。是一把黑色摇椅的椅背，它与多丽。希勒的那把不无相似处——子弹打在前背上，椅子立刻摇晃起来，那么快，那么起劲，这时，不管谁进了屋，都会为这两种奇观惊得目瞪口呆：那把摇椅在恐惧地拼命摇晃，而我紫红色的靶子刚刚坐过的那把扶手椅，也已空空的没有了活物。他的手指胡乱在空中抓挠，屁股飞快地抬起，嗖地逃进了琴房。紧接着我们就在门里门外又踹又拽，气喘嘘嘘；琴房门上有钥匙，这被我忽略了。不过这次我还是胜了，反复无常的克莱尔突然挪动了一下，就坐在了钢琴前，很粗暴地弹了几个强有力的和弦，琴声轰鸣，歇斯底里，他的下巴颤抖着，伸开的手指紧张地往键上狠砸，鼻孔里发出一种声带的喷气声，这在我门搏斗中还从没出现过。他仍然唱着那些让人不堪忍受的高调子，一边试图用脚开开钢琴近旁的一个象水手用的箱子，但没成功。我的第二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胁，他从椅子上抬起身，越抬越高，象又老又病、头发灰白的尼金斯基，象老费斯弗尔，象我过去的一些恶梦。他把身子抬到非常的高度，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他撞破了空气——空气里仍颤动着那宏大、沉重的音乐回声——
一声嚎叫，他的脑袋向后仰去，手压向额头，另一只手抓住腋窝，仿佛遭了大黄蜂的蜇咬，他很快站住，又恢复成一个正常的穿晨衣之人，急匆匆奔进大厅。
我三步并两步，象袋鼠似地跳跃向前，追着他穿过大厅，保持着笔直的身子，笔直的腿，紧跟在他身后跳了两下，然后我象跳芭蕾那样奋力跳到前门和他之间，目的是阻止他，因为门没有关严。
突然间，他开始走上宽阁的楼梯，神态严峻而痛苦。我换了方位，不再追他上楼，一连串射出三、四发子弹，速发速中，而每一次射中，每一次那可怕的东西射中他，他的脸都扭成一副滑稽荒唐的样子，好象是在夸张疼痛；他慢下脚步，眼睛转了几转便半闭上，发出了一声女气十足的“呵！”只要一粒子弹打中他，他就剧烈抖动，好象我在挠他痒痒；每一次我缓慢、笨拙、瞎乎乎的子弹打中他，他就用假冒的英国口音压低嗓音说——同时骇人地扭动着、颤抖着、傻笑着，尽管如此，仍用一种奇怪的超然，甚至温和的口吻说道：
“呵，疼呵，先生，够了！呵，钻心的疼，我亲爱的朋友，求求你，住手吧！呵——很疼，非常疼，真的……上帝！啊！这真是可恶至极，你真的不该——”他到了楼梯平台上，声音逐渐低了下去，但他仍坚决地继续往上走，尽管肿胀的体内带着那么多铅弹——我感动苦恼和沮丧，我明白我不但不能杀了他，反而给这可怜的家伙注人了暂时的能量，似乎那些子弹是药物胶囊，一种猛烈的万灵药性正在发生效力。
我再一次压上子弹，两只手黑乎乎，血乎乎——我碰到了什么东西，那上面被他浓浓的血污染了。接着，我追着他上了楼，那些钥匙象金子一般在我口袋里叮铃作响。
他步履艰难，从一个屋走到另一个屋，鲜血如涌，试图找—扇开着的窗子，又摇摇头，仍企图游说我放弃谋杀。我瞄准了他的头，突然间，他退进了那间主人的卧房，原来耳朵所在的地方进出了一团盛大的紫红色。
“滚开，滚出去，”他说，咳嗽着，愤怒已极。真是恶梦般的奇迹，我看见这个血污淋漓，却依然神采奕奕的人上了床，把自己裹进乱糟糟的毯子里。我站近些隔着毯子朝他开枪，于是他躺倒了，嘴唇上面开出了一个大大的、满带不成熟涵意的紫泡，开成玩具汽球那么大，而后破灭了。
一刹那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噢，绝不是那种一般罪犯感觉的短时间眼前发黑；相反，我想强调这一事实，对他流出的每一滴鲜血我都负有责任。但，突然间发生了瞬间的变化，我象是站立在那间夫妻卧室里，夏洛特病奄奄躺在床上，奎尔蒂病得很重。我手里拿着他的一只拖鞋，而不是手枪——我坐在枪上。然后我又坐到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去，稍稍定定神，看看表，表面的玻璃已掉了，可指针仍在走动。
这一场悲剧持续一个多小时。他终于安静了。我根本没有如释重负之感，相反，一个甚至比我希望摆脱掉的那个重负更沉重的负担挨近了我，袭上了我的身，重重地压住了我。我不能过去碰他，证实他确已死了。看上去他是死了：四分之一个脸己被打掉，两只苍蝇团团围在边上旋转，开始意识到自己交了天大的好运。我的手不比他的手好多少。我到隔壁浴室里使劲搓洗。现在，我可以走了。当我重又出现在楼梯平台上时，我惊奇地发现一片轻松快活的聒噪果真是从楼下客厅里传来的嘈杂人声和收音机里的音乐声，而刚才我还以为是我的耳鸣。
我发现那儿有一群人，很显然是刚到的，正兴高采烈地喝着奎尔蒂的酒。一个肥胖的男人坐在安乐椅里；两个黑头发、面色苍白的小美人，无疑是姐妹两个，一个大一个小（小的这个几乎还是个孩子），挨在一起，拘谨地坐在一张两用沙发上。一个面色红润的蓝眼睛小伙子正把两杯酒从酒吧式厨房里拿出来递给她们。厨房里，两三个女士正在一边聊天，一边把冰块敲得当当响。我在门口站住，说：“我刚刚把克莱尔。奎尔蒂杀了。“你真是太好了，”那面色红润的小伙子说道，一边把一杯饮料递给那个大点的女孩子。”“早就该有人这么做，”那肥男人说。“他说什么，托尼？”一个憔悴的金发碧眼的女郎从酒吧那儿问道。“他说”，红面颊的小伙子答，“他把丘杀死了。嗯，”另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从一个角落里站起身，他刚才一直在那儿弓着腰翻找什么案卷，他说，“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该在哪一天把他干掉。“不管怎么说，”托尼道，“他最好还是下楼来，如果我们还想去看球赛，可就不能再等了。“谁给这个人倒一杯酒，”那胖男人说，“喝啤酒吗？”一个穿宽松裤的女人问，隔着老远朝我递过来。
只有那两个坐在长沙发上的女孩子，都穿着一身黑衣，年纪小的正拿手指拨弄着戴在雪白颈项上的一件亮闪闪的东西，只有她们什么都没说，只是微笑着，那么年轻，那么淫荡。音乐暂停了一会，突然，楼梯上响了一声。我和托尼大步走进大厅。正是奎尔蒂。他已经挣扎着移到了楼梯平台上，我们看见他站在那儿，摇摇晃晃，喘息不止，接着就缓缓地倒了下去，这一次是永远倒下去了，一堆紫红色。
“快点，丘，”托尼哈哈笑了一声说。“我相信，他仍然——”他又进了客厅，音乐一下子淹没了剩下的话。
我对自己说，这就是由奎尔蒂筹划、演给我看的具有独创性的戏剧终结。我心情沉重，离开了这幢房子，穿过斑驳的光影，向我的车子走去。车的两边停着另外两辆，我费了不少劲才挤了出去。
36
剩下的事情就太单调、太平淡了。我慢慢地开车下了山坡，忽然间，发现我正以懒洋洋的速度往帕金顿相反的方向开。我把雨衣丢在小房里了，把丘姆丢在浴室里了。不，那不是我会喜欢住的房子。我茫然地想，如果有哪个天才的外科医师能用一双妙手使已成一团死肉的奎尔蒂，“西盟的克莱尔”起死回生的话，他是否会改变他的职业，甚或改变全人类的命运。对此我并不关心；总的来说，我希望忘掉这乱糟糟的一切——当我确信他已死时，它给我的唯一满足是，我从此不必在精神上一连几个月地守着一个令人痛苦、使人厌烦的恢复期，这中间，会有各种各样无法细说的手术和旧病复发来干扰，而且，’也许还会有他的鬼魂的干扰，我这方面还得努力分辨他是人是鬼。没有这一切，我很感宽慰。托马斯那儿有些好东西。很奇怪，触觉对人们来说远比不过视觉重要，可它在关键时刻就变成了我们最主要的——即若不是唯一的——回到现实世界的途径。我满脑子挤满奎尔蒂——全是流血事件前那场扭斗的感觉。
路正向一片开阔地延伸，我忽然想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不是作为一种象征，或任何相似的原因，而只是作为一种新奇的体验——既然我已无视了人性的法律，我同样也可以无视交通规则。于是我横开到高速公路的左边，看看感觉如何，还真不错。是一种令人很舒适的消融感，其中有扩散了的触觉因素，又因想到没有什么能比存心在公路左边行驶更近于消除自然的基本法则，这感觉愈益增强了。从某方面看，这是一种精神的渴望。我靠公路奇异如镜的左边前行，稳稳地，象在梦中，每小时车速不超过二十英里。交通并不拥挤，不时有车从我弃给它们的那一边驶过去，开车人很粗鲁地冲我鸣喇叭。迎面而来的车，先是犹豫不决，后又突然转向，最后惊怒地大叫。不久，我发现就要进入居民区了。闯一次红灯就象我小时候偷着咂一口大人不准喝的葡萄酒。这时，混乱的局面终于出现。于是，我受到了跟踪，又受到了护送。接着在我前面，我看见两辆车正摆出阵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