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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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 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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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奥斯陆之行”丑闻      首先接受审讯的是皮达可夫。随着他的被审讯,爆出了第二次公开审判 最大的丑闻: “奥斯陆之行”的神话。      皮达可夫不失知识分子的端庄,但老了许多,瘦削、苍白。他的供诉有 求实之心,无浮华之意,适可而止。他承认自己要对恐怖破坏集团的形成及 其行动的策划负责,但他说计划并没有实施,他本人没有参加过任何暴力行 动,与阴谋破坏分子没有联系。法庭举出大量证明阴谋集团内部联系的口供。 于是,皮达可夫顺着法庭的提示,举出了集团的联系和活动。他说,在乌克 兰活动的人主要是洛吉诺夫及其一班人马,活动范围是炼焦工业。他们把没 有建好的炼焦炉投入使用,尽量延宕炼焦工业重要设施的建设,使炼焦的大 量副产品白白消耗掉而不加以利用。很显然,这样的问题即使存在,也是生 产计划和技术问题,谈不上阴谋破坏活动。他还供认,有的破坏分子大量囤 积物资设备,使其闲置不用。工厂延期两三年开工生产,有时制造纠纷,从 而延期开工。工厂给工人创造恶劣的劳动条件。他还供认,军事化工发展计 划是错误的。制碱工厂的建设受到拖延,使盐和碱蕴藏量丰富的苏联缺碱和 盐。很显然,这些是官僚主义、计划欠妥或玩忽职守的问题,有的问题并非 重工业部单独存在,而且又不是这个部本身所能解决的。皮达可夫谈的是确 实存在的事实,但它们显然不是阴谋破坏活动造成的,不过是在招供时冠之 以破坏的罪名罢了。当皮达可夫受审时,有些被告被叫起来作证,但皮达可 夫仍然否认自己参与犯罪,只是承担责任而已。      维辛斯基:被告皮达可夫,您同意舍斯托夫所谈的吗?      皮达可夫:舍斯托夫可能与某人谈过话,只是没有和我谈过。他说,有 人手拿铅笔对矿石的价值计算过。与我之间这样的谈话没有过。      另外一次讯问也是这样。      维:现在你记起与拉泰恰克关于进行间谍活动的谈话了吗?      皮:没有,我否认有这样的谈话。      维:和洛吉诺夫的谈话呢?      皮:对此我同样否认。      维:可是,您的组织的这些成员与外国情报机构有联系吗?      皮:至于这种联系存在这一事实,我不加否认。但是我否认我知道这种 联系的建立。②      甚至在谈到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时,皮达可夫的说法也是含糊不清的,似 乎是让法庭和听众不要相信他的供词。      维:在您和托洛茨基 1935年 12月谈话时,他向您阐述了自己的方针, 您是把它当作指示接受呢,还是只当作一次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谈话呢?      皮:当然,是当作指示。      维:这样说来,可以认为您同意这些方针吗?      皮:可以认为我执行了这些方针。      维:于是您执行了这些方针。      皮:不是 “于是我执行了”,而是“我执行了”。      维:这没有任何差别。      皮;对我来说,差别是有的。      维: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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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如果谈到行动,特别是应该受到刑事惩罚的行动,那是没有任何差 别的。③      根据内务部的设计,皮达可夫 1933年因公出国,借机与托洛茨基会面, 托洛茨基面授机宜,为国内的阴谋集团规划了一个详细的反革命纲领。当时 托洛茨基在挪威,而皮达可夫出差去的是德国,况且出差期间从没有离开过 柏林。为了弥补漏洞,自圆其说,内务部着令皮达可夫承认他曾较长时间脱 离他在柏林的工作。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供认说,1935年底,他和拉狄克决定 与托洛茨基建立联系。这时,他正好要作为政府贸易代表团成员到柏林访问。 拉狄克让他去找 《消息报》驻柏林记者布哈尔采夫,后者与托洛茨基保持着 联系。       “那是在12月10 日,这个月的上半月。那一天或者第二天,我遇到了 布哈尔采夫。他趁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对我说,他几天以前听说我要来,便 告诉了托洛茨基。他现在正等待着后者的回音。第二天,托洛茨基的通信员 来了,布哈尔采夫带我去见他,在动物园的一条林荫道上谈了不多几分钟。 他给我看了托洛茨基写的便条,上写着:‘Y ·L。带条子的人完全可信’。 ‘完 全’两字底下划了一条线,我于是知道从托洛茨基那里来的这个人是他的亲 信。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自我介绍说名叫海因里奇还是古斯塔夫,我不能 确切地回忆起来,但我想是叫古斯塔夫。这大概是个化名,或许他真叫海因 里奇。他说他受列夫·达维多维奇 (即托洛茨基)的委托来安排我与托洛茨 基的会面,因为托非常想与我谈一谈。后来知道,这种特意强调的意思是由 于拉狄克给托洛茨基最近的一封信的缘故。他问我是否想坐飞机去。我说想 这样去,尽管我懂得这种做法是何等地冒险。因为我已经和拉狄克谈过这个 问题,而且因为有极其重要和微妙的问题要进行讨论,我想还是冒险作这次 飞行并与托洛茨基见面,也比避免冒险,安于我们那种心神不定的现状要好。 一句话,我决定了,尽管——我重复一句——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冒险,是 冒暴露和被人识破等诸如此类的风险。于是,我决定去走这一趟。我们商定 第二天早晨在特姆佩尔霍夫机场会面 他在候机室门口等着我,陪我进去。 他先给我看了为我准备的护照。这是一个德国护照。所有海关手续都由他办 理,我只需要签上我的名字就行了。我们坐上飞机,起飞后,中途没有着陆, 大约下午3 点就到了奥斯陆附近的一个机场。有一辆汽车等着我们。我们坐 上车就开走了。我们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一个郊区的住宅区。我们下了 汽车,走进一幢虽小但陈设不坏的房子,看见了我从 1928年以来一直没见过 的托洛茨基。我与托洛茨基的会谈就是在这里进行的。”④      从皮达可夫的交待看,他是 12月12 日上午持德国假护照从特姆佩尔霍 夫机场离德,下午3 点到达挪威的奥斯陆的赫列尔机场,然后乘车到托洛茨 基的住地进行秘密会晤的。在谈话中,托洛茨基首次向他透露,他见过德国 法西斯头目赫斯,与他商定在战时和平时合作的事宜。托洛茨基据此向皮达 可夫规划了一个详细的行动纲领。      这个故事非常具体生动。它是皮达可夫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的主要罪 证之一,是这个集团作为间谍卖国集团进行活动的中心环节。但是,正是由 于编得太具体,因此,经不起人们的分析,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奥尔洛夫 在其所写的书中说,这是因为斯大林当时坚持要托洛茨基参加阴谋,于是才 出现了托洛茨基与皮达可夫会见的情节。侦讯人员在杜撰这个情节时,又像 布利斯托里饭店之说一样,碰到了不了解当时国外实际情况的困难。他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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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好地进行实地调查,于是又出了一个大纰漏。      公开审判的第三天,即 1937年 1月25 日,挪威报纸 《晚邮报》发表声 明说,1935 年的整个 12 月期间没有一架民航飞机在奥斯陆的赫列尔机场着 陆。这一通告见报后,西方舆论大哗。苏联当局非常难堪,赶紧筹划补救办 法。让皮达可夫改口已经不行,因为审讯情况已经见报。改在别的机场降落 也不可能,因为奥斯陆附近只有这个机场允许民用飞机降落。况且改在别的 机场后,挪威方面还会再次辟谣。正当审判组织者一筹莫展之时,挪威报纸 又出新闻。公开审判仍在进行的 1月29 日,挪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人日 报》登出了一篇实地调查的消息: “今天,本报的一名记者在赫列尔机场做 了进一步的调查。机场场长古莱克森通过电话声明,1935 年 12 月没有一架 外国飞机在本机场降落。”机场场长还向报界保证,根据他们正式的记载, 从 1935年9 月到1936年5 月1 日的整个期间,没有一架外国飞机在本机场 降落。⑤托洛茨基也在外国报纸上登出声明,要求询问一下皮达可夫这次飞 行的所有细节,包括他是哪一天从柏林飞往奥斯陆的,是否有挪威方面的入 境签证,护照上用的是什么名字。托洛茨基还要求苏联法庭通过官方渠道向 挪威政府验证一下上述问题,而且要求趁皮达可夫这个活口还没有被枪毙以 前予以验证。苏联法院和法律的代言人维辛斯基当然不会去搞什么验证,不 会自己出来揭穿自己制造的谎言,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托洛茨基甚至给莫斯 科当局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挑战:他要求苏联政府同挪威政府交涉,把他作 为皮达可夫的同案犯引渡回国交付审判。当然,苏联政府没有理会。因为这 样做须让挪威法院审查托洛茨基的罪名,其结果必然使丑闻闹大。1月25 日, 托洛茨基还向美国报界正式声明,断然否定了苏联法院对他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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