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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楠名为写先父宫白羽的传记小说，实在是写旧社会一代文人悲惨的生活、暗淡的写作生涯，以及被摧残的艺术才能和作品。
在此以前，育楠写过两篇报告文学，题为《文坛悲士宫白羽》、《一个小说家的悲剧》。两个“悲”字和这个“泪”字，都用得好，既反映了作者对先父一生的同情和惋惜，以及对先父艺术才华的欣赏，也反映了先父八年间（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其间中断四年写作）撰写数十部近千万言武侠小说的矛盾心境。
先父白羽一九三九年在自传《话柄》的自序中说：“一个人所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销场，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我……可不负责。”这是先父生前的真心话。
先父白羽在“五四”前后，投身文学事业。二十年代初多次亲聆鲁迅先生的教诲，白羽的许多创作和译文，得到鲁迅先生巨笔的精心润色，并向报刊推荐。可惜这类珍贵资料，我现在手头上仅残存一篇了，这就是先父以竹心署名、根据英译本翻译的俄国文学大师契诃夫的《坏孩子》，鲁迅先生又据德文本校正，推荐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先父本来可以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但旧社会夺去了他的艺术生命。二十年代，他是在饥寒、冷眼中挣扎的十年；三十年代，他是在忙累、打击中奋斗的十年。在这二十年间，他总算写过许多同情劳苦大众、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创作，也写过大量宣传抗日救国的杂文。到了三十年代末，日寇侵占天津，他不得不写武侠小说糊口。
早在我国新文学运动初兴的时代，一些文学批评家曾对武侠、言情小说掀起一阵批评运动。先父少年时很爱看侠义小说，青年时却也写过杂文指责侠义小说对青少年的毒害。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先父却想借用读者喜爱的这种文学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部历史武侠小说《黄花劫》（署名杏呆）。这部小说当时影响很小，也可以说写作没有成功，早被人们忘却了。
到了三十年代，先父携眷由乡下重返天津谋生。自命具有五种谋生手段的宫竹心（先父真姓名），到此时际，却有四种本领无所施展。做机关小吏、编报采访、写杂文，就等于当汉奸，先父不想干。想教书，学校大都停办。只剩下一种谋生手段写小说；又被报社文艺编辑套了一个小小的紧箍只准写不要历史背景的纯武侠小说。为了吃饭，先父只得束手就擒，开始从事不愿做而又只得做的武侠小说写作生涯。这总比当汉奸强。先父本是一介书生，对武术是一窍不通，甚至连切菜刀也没拿过（这一点也不夸大，先父从未操过家务）；怎么办呢？当时已写过武林技击小说、自称会武功的郑证因老伯，也苦于没饭吃，两位落拓文人便搭手写起长篇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来了。
武侠小说的当代研究者，包括台湾的叶洪生先生诸专家，都认为：先父写武侠小说，得助于郑证因先生、张玉峰武师，郑先生是精于武功的。其实不然，郑先生也只是“纸上谈兵”的武术家。郑先生寄寓我家多年，我从来没见他练过一招一式（郑先生离我家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据敝友王慰曾先生最近采访郑先生在天津的亲属（如郑连增等），其亲属也说，家中只有为数很少的几本拳谱剑谱而已。先父结识张玉峰老武师甚晚，那是在先父写武侠小说成名之后，张武师才慕名而来，请先父为之写传（即先父撰写之《子午鸳鸯钺》）。可惜此书出版后，张武师未再光临寒舍，很可能已不在人世了。先父生前总以此为一憾事）。当此时，先父已熟知写作武打之套数，也成了“纸上谈兵”的大侠，并未再向张武师请教武功。这是插入的一段题外话。
一九三八年初，先父亲自把题为《豹爪青锋》的长篇武侠小说的前两章，送到报社。报社文艺编辑大概认为这个书名纯文学味太浓，大笔轻轻一挥，改做《十二金钱镖》。细心的叶洪生先生发现了《十二金钱镖》初版版本有豹爪青锋的副题，来由即是如此。
先父回到家中，很感慨了一番，大骂文艺编辑的无知、庸俗，对家人说：“我不能丢姓宫的脸，写《十二金钱镖》的，姓白名羽，与我宫竹心无关；白羽就是轻轻一根羽毛，随风飘动。”牢骚是发作了，却只能在家中大喊大叫；署名权属于自己，书名《十二金钱镖》，仍得听命于编辑。
先父铺设了《十二金钱镖》全书的结构，开了头，请郑证因先生修改第二、三章的武打场面。但报纸每日连载不久，郑先生另有高就，留下几本拳谱剑谱，辞先父而去。（约半年后，郑先生又回来了。）
当时先父手捧剑谱，心绪烦乱，感慨万分。还没学会武打套数，如何往下写？在感慨中，回想起一生遭遇，忽然触动了写作灵感，赶快把《十二金钱镖》中失镖的镖头胡孟刚押进监牢，描写起旧社会的虚伪奸诈。先父积二十年的社会经历，对这些道貌岸然、居心险恶的官场人物是熟悉的，于是写了舒盐商勾结张哨官、赵管带诬良为盗的故事。其中有一封数百字的卸责诬陷密信，得到叶洪生先生的评语是：“此信颇有绍兴师爷刀笔味。”先父受过刀笔吏的害，小说中的这封信自然是带着情感写的。至于官场中官绅的虚伪、狡诈，先父更是把自己的亲身所遇写进去了，把自己的恨，活现在纸上。
武侠小说不能不写武打，而神奇的武打，往往造成少年的模仿，因而起了毒害作用。先父对此早有所感，于是在《十二金钱镖》第四章写了一段武侠小说作家批判武侠小说对青少年毒害的奇特故事。故事的大体情节是：十三岁的少年陆嗣清，看了侠义小说，便模仿着行侠仗义、抱打不平，惹了祸，闹了笑话。少年陆嗣源看了姐姐打弟弟，他也抱打不平，结果遭到那姐弟二人的同声臭骂。（这个小故事的素材，直接来源于先父自身经历；也可以说是从先父自传《话柄》中移植过来的。）在书中，先父又借大侠俞剑平之口，对这一不良影响作了正面说教。先父本来牢记鲁迅先生对他的当面教诲，不要在小说中边叙边议；在这里却写了几千字的说教文字。这也反映了先父写武侠小说的矛盾心情。
《十二金钱镖》是以丢镖开始，便总得寻镖，寻镖就得开打，先父又不敢写武打，于是就在头脑里转圈子。小说的主人公俞剑平，也只得随着先父的思路，东奔西窜的乱转，但是总摸不着镖银的下落。然而这种转圈子的结构却意外地获得读者的兴趣。《十二金钱镖》第五章，先父写了一段小打，练习着纸上武功，开始摸索着武打描写的新风格。
但先父自知写武打终非所长，亦非所愿，他要扬长避短，刻画活生生的真人，于是第六章出现一个小人物九股烟乔茂。这个乔茂，既无本领，又想逞能；既胆小，又贪功；想冒险，又怕死；自以为聪明，反而上了人家的当，以被活擒告一段落。先父对这段细致的心理描写，自己还感到满意。
九股烟乔茂这几万字的小插曲，不能无休止地拖下去，《十二金钱镖》从第八章起在情节上来了个硬邦邦的大转折，甩开了丢镖找镖，插进很大一段江东女侠柳研青的故事。用当时的评语来说，柳研青出场获得“开帘红”。
也有些读者和评论家指责《十二金钱镖》中插入柳研青故事是败笔。叶洪生先生在批注中曾再三批评这一点。先父生前完全承认结构上的这个缺陷，他曾著文说：“从第八章起不得不敦请柳研青姑娘先行出场，直岔到第三十章共三十多万字，所以金钱镖在结构上竟被折成两截。”但先父当初写武侠小说是谋生而不是创作；此时小有名气，可以不受报社文艺编辑的束缚，在一定限度内随心所欲地发泄自己的情感，结果是意外地奠定了白羽武侠小说的独特风格。
美学家张赣生这些年来对近代中国武侠小说作了深刻研究，他对所谓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的作品，分别赠予言情武侠小说（王度庐）、武林技击小说（郑证因）、神怪剑侠小说（还珠楼主）等桂冠，他对笔者说，拟称白羽武侠小说为社会武侠小说。天津作家冯骥才著文说：“白羽是有才华的作家，中外文学修养都较深，作品多借武林中的恩恩怨怨发泄对世态人情的感慨，余味尤浓。”（原载《蓝盾》）
白羽武侠小说武打很少，仅仅是借武林人物间的种种矛盾作外壳，发泄在心灵里埋藏多年的情感。他擅长揭露，更擅长描写青年的心理，在内容上又把二者融合起来，通过青年的个人奋斗历程中遇到的种种挫折，揭露旧社会人间的尔虞我诈，赞扬青年的百折不挠精神，再写点外态冷漠、内心热情的善良长者。这是白羽武侠小说的基本公式。
先父对自己文字功力之长短，有点自知之明，注意扬长避短，在武侠小说中尽力表现现实生活。
白羽笔下的青年虽然身份不同，性格有异；但都有志气、很自信、缺乏社会经验，因而到处碰壁。吃了亏，并不从自身找原因，却总是埋天怨地嫌自己运气不好。在碰壁中，既揭露了碰壁的外部原因旧社会的人间奸诈；也揭露了碰壁的内部原因青年的无知、傲慢。
白羽武侠小说流行于四十年代，事隔四十余载，一些知名人士，像作家（如刘绍棠、冯骥才、邓友梅先生）、文艺评论家（如姜德明、张赣生等先生）、以及资深教授（如全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学仲、范伯群、徐斯年等先生）和其他方面学者，至今还留有印象，海外还在重版印刷。其艺术上成功之所在，就在于先父在小说中把自己写进去了；小说中的青年，正是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