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公于私，胡小蝶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县长，上级要调我到哪？”
“省委副书记刘欣田可能对你有些意向。”
“刘副书记对我有意向？”
“就是把你调到身边工作。当然我也只是猜测。”
把秦伟东调到身边工作，的确是个双赢的结果。秦伟东长相帅气、头脑灵活、文笔好、有基层工作经验，是个当高级领导秘书的最佳人选。还有，秦伟东与明珠的王氏、邱氏集团的关系很铁，把秦伟东调到身边作秘书，就等于与两个大财团建立了直通车，两个大财团必将在江南省再现大手笔。省长是管经济的，有两个大财团为江南省注血，江南省的经济发展必会增速。
还有，省委宣传部长郭天明已调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秦伟东做了刘欣田的秘书，就会把常务副省长郭天明完全拉到麾下，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树起省长的威信。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暂时还不得而知。
当然，把秦伟东调到身边做秘书，也有不利的方面，那就是在无形中与将来的省委书记王进阶、省委副书记魏振雄产生了隔阖。
任何事都有利有弊，只要是利大于弊就行。
就秦伟东来说，成为不久就任省长刘欣田的秘书，也是一个飞跃。
省府一秘，可是隐性权力很大的岗位，实际权力可能比实职地厅级干部都大。
一旦外放，最不济也能像孙立强一样，当个县委书记。
秦伟东调任刘欣田的秘书，的确是件大好事。
“县长，我还有两个建议。”
“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到，肯定办。”
“多谢县长，哦，多谢书记。我想苦竹的乡委书记由胡小蝶担任，乡长是否由张植诚担任？另外，乡办公室主任林雪丹在苦竹干了多年，与丈夫长期分居也不是个事，是否调到你身边工作？林雪丹干办公室是一把好手。”
“好的，我会按照你秦书记的要求办理的。”
“谢谢书记！”
张植诚一年来的时间，就从一个股级干部提为实职乡长，可说是格外关照了。
跟着老大就是好！这官位来得就是快！
至于苦竹乡派出所长毛大勇自会也有个好去处。苦竹乡副书记李锋、纪委书记朱剑虹、宣传委员张文，也会安排妥当。
待姚倩倩正式就任县委书记，掌管了干部人事大权，一切都好说。姚倩倩书记对秦伟东自是有求必应。
秦伟东与刘欣田的谈话是在园区办公室进行的。
就秦伟东与刘欣田两人。
省委副书记刘欣田亲自与未来的秘书谈话，在官场上还是不多见的。从这，也可看出刘欣田工作的认真态度，以及对秘书岗位的重视。
“小秦啊，我是22岁毕业于首都师大中文系的。时间真快啊，一晃20多年了！你是在哪所大学毕业的？”刘欣田笑道。很是平易近人。
“刘书记，我是江南大学毕业的，中文系，毕业已两年多，如今已进25岁。”秦伟东道。他没有说我也是22岁从大学毕业的，读的也是中文系。那样，就有与首长“并列”的意味。
这是官场之大忌。
“哦，好，好，看来我们还真是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在古代的众多杰出文学家中，你最欣赏哪个的文章？”刘欣田道。
“苏东坡。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秦伟东道。
“嗯，苏东坡的词的确不错。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秦伟东道。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刘欣田缓缓说道。
看来，刘副书记的文学与历史知识很好。身处官场，还是没落下。
堂堂的省委副书记，不久的江南省长，与秦伟东大谈特谈苏东坡，出于何种考量？
刘省长选秘的试题也太奇怪了！
他是在考察未来的省府一秘哪种品质与能力？
第173章：你就调任省委办公厅吧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写道：皋陶为土，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秦伟东不徐不疾，缓缓说道。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刘欣田笑道。看来，刘欣田的文史知识很是丰富。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秦伟东道。
刘欣田越发高兴了。一个出色的领导秘书，综合能力全面是基础，文笔好也只是基本条件之一。
而领导秘书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就是忠诚。
忠诚是指对一个人、一种理想、一种习俗、一个事业、国家、政府等的忠实状态或程度，因此忠诚有三层涵义，即对个人的忠诚、对信念或信仰的忠诚和对组织的忠诚。
刘欣田出苏东坡考题，实际上就是考量秦伟东对事业、对习俗的忠诚程度。
一个人如果对事业、对习俗都不忠诚，那这个人的品质绝不会好到哪里去。事业上的成就也会极其有限。
并且刘欣田与秦伟东谈的是苏东坡的一生主要经历，而不是苏东坡的文章。在交谈中还具体到年份，这可比谈论苏东坡的文章远为困难。
从与秦伟东谈苏东坡一生的主要经历，可以看出秦伟东是不是“忠诚”。
而秦伟东之所以说自己喜欢苏东坡的文章，主要是他曾在《江南日报》上看到省委副书记刘欣田发表了两篇关于苏东坡的文章。
两人聊苏东坡的文章，就有共同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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