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柳宗元建立的政权的合法性在人，在人的表现就是查天下治乱，乱的时候要及时更正，治的时候要努力坚持，实际上是非常先进的，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旧两党除了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间的争执，轮流上台执政的理论基础就在这里。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两党制国家轮流执政的内在原因，哪怕徐平前世，世界第一大国依然是如此。
仁义之道就真是没有弊端了？当然不是。只是意识形态下这个弊端不是弊端罢了。这样做要求政权对社会的掌控力足够，调整还得及时，对政权的执政能力要求很高。一旦政权失去这样的能力，对社会掌控不足，仁义之道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此时宋朝对农村的掌控力还是比较弱，在城镇的掌控力过强，徐平在制度上的改革措施，就是针对这两个方向来的。农村要开始收权，建立自助的各种组织，由官方进行制度和财政上的支持，帮助他们对抗地主的剥削。在城镇开始放权，放松对行会的管制，放开价格管制，并引导农村的资金投向城镇，引导工商业的发展，开启工业化时代。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徐平前世改革的过程，不过面临的条件不一样，所取的方向和政策措施不一样罢了。前世改革面临的是农村和城镇的掌控力都过强，表现出来的就是城乡同时放权，放下官方的包袱，向社会要发展的动力。
过了这个阶段，社会推动发展的动力枯竭，用于发展的社会剩余向少数人集中，新的社会危机便又出现。改革的措施便就要反过来，重新收权，官方来背起发展的责任。
城乡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改革措施的不同步，只是现在改革初起，徐平同时向城乡一起下手罢了。随着生产力发展，工业化的进行，城乡差别慢慢消失，政策措施才会同步。
改革初起，必然会出现负作用。如在农村，收权之前一些利于发展的基础设施，道路和桥梁，开渠和开荒，诸如此类，是由乡村的势力之家完成的。甚至新式农具，也是由这些人家购买，投入到实际使用当中去。一旦收权，农民的自助组织尚不具备这个能力，可能会出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倒退。此时要由官方出面，及时扼制住这个倒退趋势，使社会生产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来。
以矛盾论的观点，政策措施必然是有利弊两个方面，会相互转化，真正的万世法其实是没有的。为万世开太平，不是固定一个政策，从此无忧，而是告诉后人，这个政策有利有弊。现在用是利大于弊，当矛盾转化，利不是利，弊不是弊，要及时改革。
不管是势力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是政权之下的民，没有好与坏，没有哪个是朋友哪个是敌人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平苦之民可以成为势力人家的一员，势力人家也会跌入平苦之民，这都是社会的正常现象，不必视作洪水猛兽。在内部分阶层，阻挡这种转化，就是在给自己埋地雷。
不管是把自己人当朋友，还是把自己人当敌人，都是丧失了政权的执政立场。执政党不要在内部找朋友来支持自己，这是革命党的办法。找到了朋友，也就分出了敌人，一旦社会矛盾转化，政权的基础就轰然崩塌。苏联的崩溃从内从外可以找一万条理由，可以揪出来无数个罪人，但最根本的，是作为执政党，采取了革命党的办法，最后亡于内部。
政权有立场，但不要让立场左右，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一旦丧失，政权就非常危险。
**留给后人的关于社会的最伟大的理论财富，一是发展的观点，发展是社会的必然。二是阶级矛盾是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并由此而发展出来的中国化的矛盾论。
矛盾是对立的统一，否定之否定体现了矛盾的对立，却没有体现出统一。这是由此支持的政治理论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哲学基础。科学主导了生产力的发展，哲学则主导了政治理论。政治失败，内因大多都是在哲学基础上。
徐平为什么在出现两党制萌芽的时候，要一道德，改为一党？便就是因为从哲学基础上生出来的两党制，历史上的宋朝已经走过一遍了，没有必要再走一遍。
第24章 祖先的呼唤
今天是年假的第一天，官员三三两两出来饮宴游玩。正饮酒谈论之间，欧阳修看见叶清臣、宋祁一起进来，后面跟着李参和司马光，急忙招呼一起同座。
众人叙礼落座，饮过几杯酒，欧阳修见宋祁闷闷不乐，问道：“待制因何不悦？西北战事正酣时，待制上章去三冗，颇得徐相公称许。此时相公当政，待制正要大用。”
宋祁摇了摇头，也不说话，只是喝酒。
叶清臣道：“前几年京城的织业大兴，子京与人一起，开了几间制衣的铺子，颇是赚了不少钱财。相公没待制以上的官员在京产业所得入官，子京少了这一注钱财，如何愉悦？”
几个人听了，一起笑了起来，颇有些兴灾乐祸的味道。宋祁为人豁达，跟他哥哥宋庠完全是相反的两个人。宋庠是典型的词臣，文章优美，私生活严谨，持家俭约。宋祁虽然是当年真正的状元，刘太后因为弟不压兄，把状元给了宋庠，但他的文章确实不如哥哥写得好。宋庠持家俭约，宋祁则奢侈无度，而且在男女之事上非常洒脱。
曾经有一次，宋庠路上遇到皇宫的车队，一个宫女向他一笑，叫了一声：“小宋。”宋庠一见倾心，写了一首《鹧鸪天》让人传唱：“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这词最后传到赵祯的耳朵里，把宫女送到了宋祁的家中。
徐平前世看到这种故事，总觉得不可思议。臣没个臣的样子，皇帝也不介意，跟自己印象中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非常不合拍。唐宋这一段历史，在印象中的古代中非常不和谐。
用了近二十年的时候，真正地融入到了这个世界，才明白是自己的印象错了。
文明遭逢毁灭性的灾难之后，会生出应激反应，一部分文明记忆被埋在深处。后人在文明记忆中的恐惧和耻辱中，很长时间不敢把埋藏的记忆再次翻出来。在他前世的文明记忆中，宋为蒙古所灭之前的文明，已经被埋藏在了深处。只有文明战胜了恐惧，洗刷了耻辱，这些埋起来的记忆才会被再次翻出来，接续上从前的辉煌，开启新的时代。
这个再次翻出来文明记忆的过程，就是文明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唐宋之交的儒学再兴，都是同样的思想启蒙过程。为什么后世的历史学家会在研究宋史的时候发现，这个时候的文化和制度痕迹，会跟欧洲文艺复兴的近代化时期，很多相似。
宋朝彻底废除了人身剥削的奴隶制度，改为雇佣制。出现了为社会服务的各种政府机构，发行了纸币，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司法制度开始从制度上保证公平。
因为从思想文化上，政治制度上，宋朝已经推开了近代化的大门，只是这扇大门最后被残酷地关上了。从董仲舒对儒家理论曲改阿附，为汉武帝采纳，在秦始皇完成对中原大地的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化的统一，才真正形成了汉文明。先秦时代，是类似于欧洲古罗马之前的古希腊时期，不过汉文明的延续更加完整，更加有序。
千年之后，人们还是经常回想起那个夜晚。
寒风呼啸着吹过冰冷的土地，异族的铁骑让大地在颤抖，雪亮的马刀如闪电一般划破黑夜。人们在苍茫的大地上无助地奔逃，老人倒下了，孩子倒下了，女人倒下了，他们被异族的铁骑碾成肉泥。人们在夜色中无助地奔逃，不知逃向何方，不知道哪里才是他们的求生之处。前方没有路，回望挥舞着钢刀的敌人，他们只有绝望。
千年之后，人们还是无法从那一天的恐惧和耻辱中走出来。
趾高气扬带着大军赶来的敌人，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祖先，要来灭绝自己的军队中，有很多人与自己有同一个祖先。他们骄傲地穿上了异族的服装，说起了异族的语言，拿起了刀为异族前驱。面对着自己的祖先延续下来的文明，毫不犹豫地挥起了屠刀。
汉人的文明，随着屠刀的落下，随着无数人奔向大海，葬身鱼腹，灭亡了。
一个人生于世间，除了自己的血肉之躯，还有灵魂。一个文明除了繁荣富庶，为人类带来美好生活的各种进步，还有一个灵魂。
在那一夜，汉文明的血肉已经抛洒在了冰冷的土地上。
在那一天，汉文明的灵魂，这个巨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个巨人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失去了自己的庇护后，无助地挣扎。他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站起来，要给自己的血脉以庇，一次又一次无力地跌倒。
是因为自己的错，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恐惧。是因为自己的错，让孩子们感到了耻辱。
因为自己错，让孩子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充满了羞愧，只能在血泊中无力的挣扎。
明朝为什么会从宋朝退回到家天下？不是因为皇帝的贪婪，也不是大臣们的愚蠢，而是来自于文明内心深处的恐惧。对外坚决不妥协，不媾和，是因为对这样做的宋朝倒下的恐惧。对内不调和，是因为来自于宋朝倒下的恐惧。唯有跟那个时候做的不一样，才能再不会倒下去，才能在祖先的耻辱中显示自己的骄傲。
为什么再一次面对外族的铁骑，他们中的很多人主动参与了进去？不是因为他们的蠢和无耻，而是来自于文明内心深处的恐惧和耻辱。
那个血泊中的巨人，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告诉自己的孩子们，当年错在了哪里。不是因为孩子中有人错了，不是因为有人愚蠢，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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