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要对吏人发难，抓了一个张押司，必然会扯出宋押司的事情来，跑不掉的。这个时候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必须要合作应对。
斗了一会嘴，宋押司道：“二哥，事已至此，总要拿出个办法来。此次若是让知县得志，以后巩县再无我等立足之地。不要说富贵荣华，身家性命也难保！”
张押司点了点头：“哥哥如此说就对了！此时危难之秋，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同应对才有活路！只要我们起内讧，知县相公收拾起来，我们便如土鸡瓦狗一般！”
几个吏人见两位领头的押司说得如此郑重，才知道事态严峻，都一起看着他们。
宋押司想了一会，道：“二哥，若是有什么办法，不妨说出来商量。”
张押司看着众人，沉默了一会，才道：“惟今之计，只有鱼死网破一条路！”
谭节级吓了一跳：“押司是说，把知县相公”
说到这里，手里比了个砍头的动作，连连摇头：“这哪里使得？吏不与官斗，知县相公只要稍有闪失，我们就是诛连满门的罪过！”
“说什么呢！”张押司一拍桌子，“如今清平世界，朗郎乾坤，谁敢做那种造反谋逆的事情！我们只要让知县相公在巩县待不下去，便就足够了！有现在知县的教训，再换一个知县来，必然不敢再追查这些事情！”
宋押司呼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二哥的意思，还是要着落在夏税上？”
“不错，只要夏税收不起来，或者引发民变，知县相公的官还想做下去吗？”张押司目光锐利，手指轻刮着桌子，看着众人。
谭节级小声道：“依着旧例，势力人家的钱粮半月内完足，现在时限已过，这些人家的税赋大多已经收上来了。无非是在各地里正和乡书手那里，专等解到县里。如今剩下的都是小民小户，只要县里一催逼，谁敢不纳？此事不容易做！”
宋朝税赋账簿，势力人家，就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包括官户、上等户、在州县有家人为吏的户，等等，专门立账。到了开始收税的日子，这些人家先交，限半月内完足。剩下的平民百姓，则还有两个月的期限，慢慢催收。
这样做的目的最少有两个。一个是势力人家有钱有势，还有的有权，钱粮是最难收上来的。最开始，官府先向这些人家下手，前半个月集中对付他们。不收上他们的税，其他平民百姓的税就先不收，逼着地方官府不得不啃硬骨头。除了开封府外，各地的势力人家占比不大，一般不足一成，是社会上的少数，孤立起来也容易对付。再一个原因，把势力人家的税赋收上来，可以利用他们，去收其他平民百姓的税，减少官府收税的成本。
这样做一举两得，收大户的税成本低，官府下力气是划算的。一般的平民百姓收税成本高，官府一一去催收不划算，再逼着势力人家去收，税收成本转嫁到他们身上。
宋朝的税赋科捐，一个根本原则是“先富后贫，自近及远”，从制度上对乡村上等户特别是形势户从严，对下等户从宽。制度上如此规定，哪怕制度执行不彻底，也不会让国家的税赋负担全压到最贫穷的人家身上，是缓和阶级矛盾的举措。
夏税从五月十五开始征收，七月三十是最后期限。现在已经六月，巩县的形势户钱粮已经催收完毕，最难啃的骨头啃下来了，想让县里夏税难收，不好操作了。是以谭节级觉得让县里收不上来夏税，把知县逼走，现在已经晚了，多半行不通。
张押司冷笑：“只要钱粮还没有解到县里，就有办法可想。里正和乡书手，只要得我们一纸文字，库里的钱粮，要散回去还不容易！”
听到这里，宋押司猛然一惊：“二哥，你这意思，是让我们全都不做了？”
“不错！”张押司猛地一拍桌子，“一不做，二不休，知县相公让我们活不下去，那就干脆把事情搞大！把收上来的钱粮散回去，我们去太室山躲些日子，说落草为寇，那就落草为寇好了！只要逼走了知县相公，我们回来依然过自己的好日子！”
第65章 要将功赎罪
政事堂里，徐平看着京西路关于巩县的奏章两眼发直。全部吏人逃亡以逼长官，这种事情发生了不止一起了，从景年间之后特别多。但别的地方发生这种事，往往是官员完不成任务，或者被劾，或者调任，路监司为官员求情。巩县不同，吏人集体逃亡，王安石没有比毫完不成任务的担忧，而是主动上章，要求对逃亡吏人重惩。
放下奏章，徐平对一边的晏殊道：“巩县吏人逃亡，地方上奏说他们落草为寇，要发海捕文书。此种事情不少见，如此做的倒还真是第一次！”
晏殊道：“王安石此人，才是有才的，只是锋芒太露。吏人逃亡，长吏躲不过逼下太严的罪过。京西路虽然上奏是吏人贪渎，害怕事情败露而潜逃，我看未必就如此。动辄一两千贯的弊案，令簿难逃失察之过。依我看，此事不可逼吏员太过，当从容商议。”
杜衍也道：“不错，出现此等事，必然是官与吏均有过错。巩县欲发海捕文书，说那些吏人为寇，只怕有些言过其实。可着京西路监司，从附近选谨慎强干的知通，去巩县查一查到底是如何，不可听县官一面之辞。”
徐平想了想道：“不妥，纵然我们觉得此事别有委屈，也不可此时去查。官与吏，吏与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朝廷都不可站在公吏一边，此天下大义。不然，官吏一有冲突便就去查官，恐在地方养成不好习气，从此吏人有恃无恐，仗势以临官长，地方难治。”
吏是与民接触最密切的政权基层，朝廷大部分的制度和政策，都由他们执行。面对老百姓，他们代表的就是朝廷，往往耀武扬威。一旦再让他们对官员占了上风，那就成了上下通吃之势，再也难治。是以对吏人，朝廷可以站在百姓一边，可以站在官员一边，惟独不能站在小吏一边。朝廷用吏人，最主要的就是啖之以利。不管是用重禄，还是让他们在百姓身上占便宜，总之就是有好处才有人来做这差使。
不可否认，吏人中也有重情重义的人，也有深明大义的人，那是个人。从总体上吏是无义的，所以官不可以从吏人中选，吏除了钱，是没有政治前途的。吏要想做官，必须先辞去吏职，才能够受举荐，参加科举。要是不这样做，把持住基层的吏人，就把持住了社会的上升通道，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后果。历史上官吏不分，以吏为官的，有两个朝代，一个是秦朝，一个是元朝，都没有留下好的统治经验。
这个人群的定位如此，是政权为了稳定基层，同时又不被基层挟持，而有意做出的官吏之分。这个分别对大一统政权非常重要，封建制下则可有可无。
想了想，徐平道：“要不这样，夏税未完之前，一切依巩县上奏为准。如果县衙不能完成夏税，则论如律，此不必多言。税能完足，再从临州抽调得力人员，前去彻查。”
程琳道：“如此自然也可。只是现在逃亡的吏人该如何处置？巩县说他们上太室山落草为寇，此无异于反叛，要发海捕文书。秋后再派人去查，这些吏人罪名可就定了。”
徐平道：“既已逃亡，罪名自然就定了。不管事出何因，这些吏人都不能再用，不然以后谁能够治他们？官不能制，他们不就成了地方之主。为朝廷计，为百姓计，逃亡的吏人决不可于用。不只是巩县，其他地方一样如此办理。”
跟县官闹矛盾，逃亡之后再请回去，这些吏人以后就没人管得了。所以这次不管是不是他们的错，巩县都容不下他们，最少也要发配他州。所谓强吏猾吏，都是靠着在地方上错综复杂的根基。出现这种苗头就不行，必须要及时铲除。朝廷不能贪有这些能人，便于治理地方，就容忍他们，这样做是掘统治根基，稳固的政权不需要基层的能人。
几人又商议了一会，由章得象执笔拟定熟状。
巩县暂时依王安石上奏处理，只是不允许发海捕文书。既然说吏人已经落草为寇，那便着京西路巡检司，派得力将领前去围剿。由巩县尉带弓手协助，其他人不与。
原由知许州兼任的京西路安抚使司已经撤销，新设几个都巡检司，负责地方治安。前些日子刚刚平定了作乱几年的张海之乱，初显锋芒，刚好再到巩县去再立威。
敕令到巩县，颇有些出乎王安石意料之外。河南府是京府，比不得一般军州，上边管事的婆婆就有好几个。吏人逃亡之后，王安石知道河南府和西京御史台，对自己惹出这么大的动静不满，想派人来查自己。转运使杜杞因张海初平，不欲治下生乱，也有些怪王安石生事。没想到敕令下来，竟然一切依自己所奏。
随着敕令而来的还有徐平一道手札，告诉王安石，吏乱官不能脱罪，只是不能现在治他的罪，而让吏人怀侥幸之心。让他尽快安抚地方，特别是夏税不能出任何乱子。再一个前些日子卖出去的官营产业，有如此大的情弊，王安石失察。接下来的日子，对所有的产业重新梳理一遍，不縻费朝廷之财，也不要让百姓吃亏。
徐平一再强调，官员在地方最重要的是让朝廷取信于民，政绩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考核。大规模发卖官营产业，众官都没有经验，出问题再所难免。最重要的，是在出问题之后进行补救。王安石如果能在重新彻查中，弥补先前的缺失，才可将功赎罪。若是为天下做个榜样出来，那就是大功一件。
原先王安石对工商业改革不上心，为政讲究崇本抑末，农业是本，工商是末。码头附近一处邸店就能出现两千多贯的弊案，让他吃了一惊。两千多贯，顶得上多少良田，让他重新考虑工商业与农业的关系。对于此次的工商改革，有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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