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州青瓷、河南府巩县和怀州修武县的绞胎瓷，是这个年代中原地区的瓷器中的执牛耳者，名满天下，窑场众多。徐平倒是没有想到位于中间的孟州，却偏偏没有窑场烧瓷，童七郎的窑口成了一桩麻烦事。
如果本州有烧瓷的人家，李参大可以把这几口磁窑承包给他们，按这个年代的说法叫“扑买”。以三年或五年为一届，每年给官府交多少钱，这些窖就是他们的，只要按律纳税就可以，具体的经营官府不再过问。
这是这个年代的承包制，凡是官办的工业商业矿业等等实体，一旦出现利润微薄甚至亏损的情况，官员为了不亏了自己的考课，便就会扑买出去。反过来，一旦民间经营得风生水起，官员也会想方设法收归官营，反复不一。当然这个年代扑买时还是明标，官府定出底数，由有意参与的商家竞买。再过几十年，官方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还会实行暗标，即“实封投状”，参与的各商家的报价不再公开，而由出价最高者得。徐平前世的招投标，这个年代大多都已经有了雏形。
徐平本来想的是李参会找孟州大的窑户来扑买童七郎的窑，还想着要特意交待他们不要再烧仿自己家酒器的瓷器了，不然小心治他们。却没想到李参这里根本就没有合适的人家，想“扑买”都“扑买”不出去。
这窑是不能随便关了的，那近百窑工必须妥善安置，不然周围几个州县的治安都是大问题。窑工都是年轻力壮，平时烧瓷时又习惯了协作，组织严密，逼急了上山落草就是一大祸患。那样的后果李参担不起，徐平一样也担不起。
想了一会，徐平对李参道：“此事也不难，左右离着巩县不远，那里开窑烧瓷的人家数不胜数，只是要河南府协助罢了。你且接着说其他事。”
李参见徐平答应下来，出了口气，又道：“还有蒋大有一家，这河阴县里的土地有近一半都是他家的，而且还都是好地。据下官这些日子查访，县里的百姓，十家有九家要租他家的地种，不然就无法生活。蒋家的男丁一抓，而且还很有可能重判，这些租户如何善后也是一桩麻烦事。”
徐平奇道：“这也什么麻烦的？蒋家的男丁抓了，又不是绝户，不是他家大郎已经娶亲而且还有了子嗣吗？以前该怎么办就继续怎么办呗，那蒋家大嫂总不能雇人收租都办不到。等到把子女养大，还是一户好人家。”
李参道：“这却有两个难处。一是那些租户，听闻主家没了男丁，心里便难免有了想法，如今都在观望，秋粮不肯下种。在他们想来，蒋家没了主事的人，要靠着他们这些人生活，跟以前他们靠着蒋家不同，最少田租要降一降。再一个，因为要罚没赌资，官府查封了蒋家的浮财，蒋家的日子现在也不好过。那蒋家大嫂，看她现在话里的意思，不像是个能够守得住的。”
“怎么说？即使查抄了浮财，蒋家还有数千亩的良田，虽然河阴县这里的地价低廉，怎么也值得数百贯的现钱。那蒋家大嫂不在乎这些财产，还想要改嫁？”
李参点头：“听她话里的意思，正是如此。这女子本就出身大户，嫁到蒋家来的时候嫁妆不少，而且也不知道她藏了多少蒋大有家的宝物，想改嫁也是平常事。”
蒋家父子犯法，并不牵连家人，即使是死罪砍了头，剩下的家产还是要留给蒋大郎的一双儿女。蒋大郎的妻子如果能够守得了寡，这些财产自然归她处置，孩子养大之后该怎么分便怎么分。如果守不住，想要改嫁他人，那么蒋家的财产也就跟她没有关系了。赌窟被破，查抄蒋家财产之前，谁也不知道这女人有没有藏起些金银之类的财物来，反正查抄的物品里不包括她当年带过来的嫁妆。
现在蒋家就剩下了河阴县里的几千亩地，其他家产基本作为赌资所得被官府抄没了，这蒋家大嫂能不能守住就要打个大问号了。河阴县这里的土地不值钱，一亩好地也不到一贯足钱，那女人未必愿意拿自己的青春年华来换。
本身就有不菲的嫁妆，再加上收起来的金银宝物，这女人现在是个小富婆，想改嫁的话，不知有多少人愿意娶，这就是个问题了。
蒋大郎的妻子改嫁，那他的一双儿女就成了孤儿，按宋时的法律，是不允许其他人参与的，哪怕是再近的亲戚也不行。对于孤儿，官府会直接把财产接收，而不会像后世一样托付给宗族亲人。财产在官府手里，每月给孤儿发放一定数量的生活费，到了成年全部发还。京城里专门负责此事的是检校库，但这个年代外地州府基本都没有设立，是由通判知县等官员直接负责。
这样就很尴尬了，这几千亩地在官府手里，但又不是官田，怎么定租户的田租就成了麻烦事。田租高了官府平白背锅，低了又让百姓议论官府拿民财市恩，怎么做都讨不了好。显然李参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不想伸手接这个麻烦。
徐平也觉得头疼，童七郎手下的窑工还好说，大不了从巩县或者汝州那里找几个烧瓷好的来，把窑场扑买给他们，官府把每年的钱算少一点就是。蒋大有家里，要是他大儿媳铁了心改嫁，扔出来的几千亩地的家产，就成了官储的包袱。
而且思来想去，徐平也觉得那女人十之**会改嫁。世间哪来的那么多愿守寡的贞节烈女，这个年代又不提倡，又不发贞节牌坊，也不允许宗族相逼，一个年轻女人凭什么为了一个囚犯守一辈子的寡？而且哪怕蒋大郎不砍头，只判流刑，法律也是允许妻子不愿跟着丈夫去受刑地，可以判和离的。这女人又有嫁妆又有平时收起来的财货，有什么理由去陪着蒋大郎受苦？
难道只能让官府把这几千亩地收在自己手里，帮着蒋家的一对孤儿看上十年八年？哪个能够保证经手的官吏不中饱私囊？碰上狠的，到了那对儿女长成，这些年的田租一丝一毫也到不了他们手里，也是很常的事情。
到了那时，徐平只怕还得与李参一起为这事情背锅。
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徐平突然睁开眼睛，对李参道：“要不，你试一试合作社？”（未完待续。）
第56章 官督民办
“合作社？”李参一头雾水，“敢问待制，这合作社到底是个什么？”
“这个——这么说吧，譬如童七郎留下的窑口，除了去了一个童七郎，实际上原先烧瓷的人都还在。若是这些窑工如同先前一样干活，瓷器还是能够烧出来，还是一样能够卖出去，还是一样有钱收。李通判，是不是？”
李参点点头：“待制说的不错，但烧什么瓷，烧多少，怎么定价，怎么收钱，如何发工钱，都得有个主管说了算。若是没有这么个人，别说是窑工自己，就是出了事情官府也不知道该找谁，不是成了无头公案了吗？”
“不错，所以要有合作社这么个地方，把这些事情担起来。”
徐平明白，李参最关心的，不是窑场里怎么组织，怎么生产，怎么分配利润，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人能够负责跟官府打交道。收税要找到人收，不缴税要有具体的人关到牢里去，各种赋役要能正常摊派下去。至于其他的，官府哪里会操那个闲心。
这个主意也不是徐平心血来潮，是他长时间思索的结果。自己要推行大农庄大商业为主的经济模式，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小农户小手工业者应该如何面对冲击？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互助合作社，今天李参问起，徐平突然就冒了这个主意出来。
长时间地在农村工作，徐平跟很多农村合作社打过交道，相应地也对合作社的历史进行过比较深入的了解。
合作社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小生产者小农户为了应对商业资本的冲击，而自然而然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早的合作社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展的地方，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也正是因为其有效性和普遍性，出现不久即在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
在徐平前世生活的年代，发达国家的小生产者和家庭农场依然是靠合作社参与经济活动，而在中国则刚刚起步。
当然，中国的合作社有着不同的历程，最早与英国一样是从消费合作社起步，应对商品经济的冲击。但由于具体的国情，一直发展得不快。而到了解放后则又发展得过快，实际成了实现公有经济的过渡，发展过程并不连续。
商品经济的到来，必然会对分散的小生产者，甚至是普通的劳动者产生巨大的冲击，而应对这种冲击的手段，历史上最成功的就是合作社组织。甚至可以说，只要徐平在这个年代把商品经济推行下去，下层人民就必然会发展出类似合作社的组织来应对。经济现实必然会催生出这种经济组织，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与其是让这种经济组织以杂乱无章的形式自发地产生，不如提前进行引导。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徐平才在李参面前把这个问题主动提了出来。
李参哪里能够想到这些，觉得一头雾水。商品经济的大潮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物，徐平也只是刚刚开始推动，李参就天纵奇才，也想不到这上面去。
徐平理了理思绪，对李参道：“总而言之，这个合作社最关键的就是八个字。”
“请待制明言，到底是哪八个字？”
“官督民办，以民为主。官府的手切不要伸得太长，不该管的不要管。”
说到这里，徐平站起身来，地银杏树下踱了几步，转身对李参道：“至于具体的章程，你容我晚上仔细地想一想，明天再与你说。一些大略的问题，我说给你听，你也回去想一想，怎么把事情办得更好。”
“第一，这个合作社就是一个整体，你把它当作乡里的一保一伍都好，但是却没有保长伍长，社里的各家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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