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宰相问完,赵祯道:“朕有一事不明,三司务必解惑。按刚才所说,三司今年花的钱比往都多,怎么来的《会计录》里已经写得明白,不需多言。不过,三司的钱终究是来自地方,怎么从地方收上来的钱多了,反而地方上有了更多的羡余?此事道理上不通,不要是地方官员对百姓刻剥务敛,得来的钱吧?审计司要查,要有个说法。”
徐平起身捧笏道:“审计司查总是要查的,不过地方上羡余多了倒是可以解释。一是三司铺子和银行开到了天下大部分州军,做工的经商的多了,税自然也多了。虽然道理上说商税都要解往三司,但实际上,总还是按比例留一些在地方。这是历年常例,以备本路水旱不常,出现灾情,漕司可以在本路从容调拨。当然,地方上多出来的钱最大的来源,还是在银行身上。银行开到哪里,哪里的钱粮便应当比往年轻松许多。”
赵祯对这一点很感兴趣,对徐平道:“这是个什么道理?你详细说一说?”
“陛下,朝廷从百姓身上,不管是京城还是地方,每收上来一文钱,都要花一定的本钱出去。朝廷收税赋,是要花本钱的,绝不是账籍一勾钱就收上来了。收一户的税,要有差役催缴,要放到库里,要有人点算,要有人运送,诸般种种,不一而足。千万不要小看了这收税赋的本钱,臣曾经算过,以往的年份,每从民间收上一文钱来,以开封府论,就要花三文的本钱,收的钱越细碎,这本钱越高。而到了外路州军,京东京西路,一文税的本钱则不下于五文,荆湖、福建、川峡四路则到十文,到了二广那样的偏远州军,则就要二十文开外。往年这收税赋的本钱,都是由地方负担的,所以岭南二广以及沿边三路,都尽量让他们不要解钱到京师来,只是用在地方养军。万不得己,也换成金银轻货起解。”
其实岂止是收税,政权维持统治都是要花钱的。所以才有对偏远的地方,不但不收他们的税,宁可由中央朝廷补贴。补贴的是统治成本,看起来亏了,实际上从整个社会效果来说,仅仅是经济利益上,中央朝廷也是赚的。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假装不知道罢了。
这个年代的收税成本非常高,包括收税的成本和运输铜钱的成本。以占的比例最小的现金运输成本为例,从襄阳郡一带沿水路运铜钱到京城,运一千贯钱的运费就大约是一千五百贯。三司收到他们的钱,还要额外搭五百贯进去,实际上是亏本的。这铜钱还不能不运,不然天下铜钱分布严重不均,造成的后果比这亏五百贯还严重。
所以地方上一些细碎小额的税,为了压缩成本,会以一定的数额让揽头扑买。揽头由官府授权收税,比定额多了便就是自己的利润,比定额少了自己补上。这不是包税制,而只是一种灵活的收税形式,实际上徐平前世在某些年代也曾经在农村地区的集市广泛施行过。没有办法,这些税的收税成本太高了,官方又需要这笔钱,只能这样做。
收税的成本是由地方负担的,所以只看收了多少税并不能反映民间的税负负担,还要看为了收这些税花了多少成本。不过这个问题太复杂,而且也敏感,以前大家只是装作不知道罢了。三司财政宽松了之后,徐平首先就是免掉了那些细碎的税收。
大额税收的成本相对来说低得多,再配合公司制度,收税成本一下子剧降。而最重要的是银行系统,一些固定税收地方上要求自己主动交到银行去,官府的精力在查那些偷税漏税上。银行不再需要把铜钱运到京城,再从京城运到地方这个程序,资金流动的成本也降了下来。这些措施综合下来,现在三司从全国收税的成本只有以前的几分之一。
把这些问题剖析清楚,徐平对赵祯道:“陛下,为何三司收上来的钱多了,地方上的羡余也多了?说破了其实很简单,现在收税比以前便宜了。以前天下收上来五千万贯钱,实际上地方可能花了四五亿贯。而现在收上来一亿贯,地方可能只花两亿贯。若是再算上这些年新开的工场、商铺增加的税收,加上三司属下的蔗糖务、营田务、银行和各种公司赚来的钱,则地方负担实际上比前大规模地减轻了。以前天下州县出五亿贯的税赋觉得紧巴巴的,现在则只出一两亿贯,自然就宽松许多了。而且还不只是如此,其实花钱也一样是要本钱的,这两年三司花钱的本钱也一样降下来了。银行的好处,便就是如此。对于朝廷来说,实际上赚的利息之类都是小头,对天下最大的好处,是把不需要花的钱省下来了。”
商品生产和交易有成本,资金同样有成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也是一样有成本。成本在总的数额中占的比例不大自然可以忽略,但这个年代不行,因为官方从民间收上来的钱中成本才是大头。看社会百姓的负担,不能光看中央朝廷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还要把这些收支的成本算进去,不然可能就与事实天差地远。
历朝历代的苛捐杂税,其实真正落到中央朝廷手里的才有几个钱?大多数都花在收税的成本上了。越是正税之外的苛捐杂税,成本越高,这才是刻剥征敛对民间最大的危害。
现在民间对徐平所推行的新政所能感受到的最大好处,不是减了多少税,不是每年多赚了多少钱,而是同样交那些钱,负担却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只看赚钱,有多少生意能有本钱几倍的利润?但从降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成本的角度看,银行系统建立起来,却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至于收到的利息和对商品经济的支持和推动作,那是后劲。最立竿见影的,首先是民间的税收负担在不加税不减税的情况下,大幅度的降低了。
第308章 战争也要本钱
人们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拿到手里的利益,而为了这些利益到底花了多少成本,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徐平一再提起做事的成本,还每次掉起都让朝臣觉得惊奇,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地方正税之外,支移、折变、和买、科配,甚至里正衙前这些重役,实际上都是正税成本的一部分。而让百姓谈之色变的,正是这些科买杂捐。
在座的大臣,都曾经做过州县的亲民官,徐平一说清楚,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有赵祯还是惊奇无比,不断掂量着徐平说的,连连惊叹。
徐平道:“陛下,刚才说的是收钱所费的本钱,其实花钱的本钱也同样惊人。”
赵祯奇道:“收钱经过了无数人的手,本钱大我想得明白,花钱又要什么本钱?”
徐平看了一眼枢密使张士逊,道:“就以花在沿边各州的军费为例,比如朝廷支出了一百万贯买粮,若以开封府上色精米一贯一石计,则需有一百万石。实际上到了战时,便以真庙时陕西用兵为例,精米五贯尚买不到一贯。若再算上太平时,陕西米价只有开封府的一半,则一石米有四贯多是买卖的本钱。用兵之时,军费花在哪里可想而知了。”
张士逊沉声道:“谏议此话虽然不错,但却是无奈之举。战时万物腾贵,米价自然远贵于常时。大军不可一日乏食,多花一些钱,也是值得的。”
“枢相话虽然不错,但每次用兵,朝廷为了银钱用度,殚精竭虑,不可谓不用心。但最后还是会因为花费太巨,不得不息兵求和,这样总不是办法。最近三司查历年账籍,发现真庙对陕西用兵,边地收军粮到了五贯一石,还不是上色米,而当时开封府的粮价还是跟往年一样,仍然是精米一贯一石。若以军粮一百万石算,则就白白浪费了四百多万贯的钱,边地军卒吃的还不是好米。四百多万贯,如果由桥道司组织人向那里运,哪怕是从江南两浙收籴,运费也断然花不了如此之多。这样算来,沿边各路花钱,本钱就太高了。”
张士逊道:“话虽如此,只是本朝军粮运送收籴,自有成例,不好更改。”
现在朝廷的财政收入是有保证的,西北打起仗来,也不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困难。然而徐平最怕的,就是不管朝廷投了多少钱进去,最终却转化不成前线将士的战力。最后就是钱花了,事却没办成。到了这一步,战争就成了无底洞,不想求和也得和了。
粮食是最显眼的大宗战略物资,效率也低下到了这个程度,其他的战争物资可想而知了。打仗就是打钱粮,这话是没错,但钱粮总得用到该用的地方。
禁军没有后勤组织,这是军制决定的。到了战时,会临时设立随军转运使,所依靠的后勤体系实际上是地方州县的原有行政体系。越是在人口稠密的内地,这组织体系越是有效,越是在地广人稀的边地,越是捉襟见肘,而打出国境,则就无所适从了。不管是西北还是河北,作战高度依靠商人运送后勤,不这样做还有什么办法呢?
商人随军贩运物资,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完全依靠他们,那有多少钱也不够他们赚的。而且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推高货物的价格,他们会一直保持前线物资紧缺的状态。打仗最终的结果,就是肥了一大批随军商人,把国库掏空,不得不停战。停战之后官僚觉得窝囊,再杀一批商人泄愤。下次开战,同样的故事再重演一遍。
徐平实在怕西北跟党项打起来后,出现同样的情况。他管不了禁军,但却可以让三司把到陕西的物流体系弄顺畅。战事一起,保证有源源不断的战争物资运到关中,至于最后怎么到前线去,就是各路帅臣的事情了。
见张士逊沉默不语,赵祯道:“若是如徐平所说,钱大多花在了无用处,着实可虑。枢密院当想出办法来,怎么向边地运送钱物,费的最少。”
张士逊道:“陛下所言极是,不过办法却少。以前也试过用厢军向陕西运粮,算下来比雇商人运粮所费还多,最好就只能如此了。”
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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