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卫生饮水、疾病感染等）向“现代型”（主要是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问题）转变。有关食品污染的事件不断见诸报端，一些典型调查的数据更是触目惊心。按“人力资本法”的较低估计，目前仅室外空气污染造成的超额死亡和疾病影响引起的经济损失就约占GDP的（WHO/UNDP，2001）。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大的调整或者变化往往是在付出更多的惨重代价后才能发生。为了避免我们通过努力取得的社会发展成果因环境危机而毁于一旦，从现在开始，有必要将生态安全作为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将环境因素有机地融入和体现到经济决策中去。一句话，只有从价值体系到技术体系，从社会机制到人的行为的变革，才有可能超越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和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从根本上建立生态安全也是生命安全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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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很复杂（1）
环境问题错综复杂，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国民经济生产与再生产的全过程。环境问题表面上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的反映。环境问题不仅是自然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和文化观念问题。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世界问题复杂体”。
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存在决定意识。环境不但决定人们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关爱人的生命、珍视人的健康。如果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丰富了，人却变得不健康了，这将是对现代化的讽刺，是对发展的否定。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就是燃烧。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传统的发展模式，消耗的资源多，产生的污染大，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尖锐。科学发展就是消耗的资源越少越好，产生的污染越小越好，最好是“零排放”。前者是“资源节约”，后者是“环境友好”。总括起来，就是又好又快地发展。我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加强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抓手，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应该成为全社会的追求。
经济发展是关系人类生活水平高低的问题，而环境则是事关能否生存的问题。不能停止发展消极地保护环境，那样将永远摆脱不了低水平的生活。人类社会总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因此，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矛盾的核心不是发展问题，而是发展方式问题。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然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即使创造出暂时的繁荣，那也是“推迟执行的灾难”，是虚假的、虚弱的，总有一天要遭到惩罚。因此，一部环境保护的历史就是一部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史；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就是“缘木求鱼”，不仅世界观错了，而且方法论也错了。当然，不顾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可能长治久安。当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脱离初级阶段来搞环保，但是也决不允许以初级阶段为借口宽容污染。
人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总是随着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改善而逐渐提高的。人们的生活质量不同，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不同。就好像住茅草棚的人和住高楼大厦的人，对环境的理解和追求不完全一样。在一些落后地区还处在纯自然状态的生存竞争时，城里人就开始吃饭讲营养、穿衣讲时尚。当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以后，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将不断扩大消费领域、优化消费结构、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对环境质量也将提出更高要求。哪里的绿化好、哪里的水干净、哪里的空气清新，人们就愿意去哪里生活。“有了小康更需要健康”。现在，人们对环境的需求远远大于可以提供的环境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过多过分地消耗了环境，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例如，我国原有木材蓄积量127亿立方米，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砍了大约100亿立方米，几乎把所有的森林砍了一遍。现在原始天然林已经不多了，一些所谓天然林，最多也只能算是天然次生林。林业生产为国家的原始积累作了贡献，也付出了一定的环境代价。不能苛求前人。同时，还要看到，经济不发展，也不可能积累足够的资金治理环境。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阶段，政府就有条件拿钱来治理环境。按照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有的国家在人均GDP达到2700美元左右时，二氧化硫排放量开始下降。从发展阶段上看，我国已经到了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的阶段。现在，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消费层次发生了变化，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变化，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也必然发生变化。目前，我国环境问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发达国家上百年出现的污染问题，在我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集中出现，环境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人们已经意识到，再不保护环境，就会影响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了。正如###总理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再不重视环境保护，今后治理的成本会更高，付出的代价会更大，环境将更难恢复，就可能犯难以改正的历史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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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很复杂（2）
经过国际社会30多年的共同努力，全球环境保护尽管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各类环境问题依然相当突出。这使得环境问题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发达国家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将一些环境问题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同时，又通过设置绿色贸易壁垒，阻止含有毒有害物质的产品或使用过程中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使得产业国际分工和产品国际贸易更加不平等。在国际环境履约谈判中，一些发达国家既从环境利益出发，推动国家环境履约，又受经济利益驱动，左右谈判走势，使全球环境保护的形势异常复杂。
总之，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是同一个问题。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突出，说明发展方式存在很大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环境问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环保工作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要看到，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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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安危责任重
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条件，又有主观原因。首先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有偏差，“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现象仍然突出，“先温饱后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认识依然存在。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重工业特别是高污染行业增长快，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许多应该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还没有退出市场，一些政策措施见效需要一个过程。三是环境法制不健全。现有环境法律法规偏软，对违法企业的处罚额度过低，环保部门缺乏强制执法权。土壤、化学品污染防治和环境监测等还存在法律空白，排污许可证、总量控制等工作的法律支持亟待加强。四是重点治污工程投入不足。以重点流域污染防治为例，按照“十五”计划要求，需要投入的治污资金还有47％没有落实，严重影响了一些重点治污项目的建设进度。“十一五”环保重点工程预计投资5830亿元，随着投资结构变化，加上多元化的社会投资机制尚不健全，给今后几年增加环保投入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五是基层环境监管能力薄弱。各级环保部门特别是基层环保部门机构不健全，人员编制少，工作条件差，经费难落实，缺少必要的执法车辆和设备，监管能力明显不足。六是环境执法监督不严。环境执法监督偏软，在一些地方执法不到位，个别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甚至贪赃枉法。七是体制机制尚未理顺。现行双重管理体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一些地方政府领导甚至用“挪位子”、“摘帽子”、“打板子”等手段，直接干扰环境执法。一些地方政府一把手的环保目标责任制尚未完全落实。资源价格既不能完全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又不能反映污染治理成本，对资源节约和污染减排缺乏应有的调节作用。环境管理的长效机制、监督机制、奖惩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尚不健全。
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亿、经济总量将翻两番，按现在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控制水平，污染负荷将增加4~5倍。这个阶段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将是我国环境与发展矛盾最突出的时期。造纸、酿造、电力、化工、建材、冶金等行业将继续发展，控制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难度加大；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存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烟尘、粉尘治理任务将更加艰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量的垃圾与污水得不到安全处置，工厂搬迁后土地污染凸显，沿海地区高强度的开发加大近岸海域的环境压力；化肥农药的不合理使用、养殖业的无序发展、农村卫生设施落后、污水灌溉以及工业不断向农村转移，将加剧农业面源和农村环境污染，威胁农产品安全；电子电器废物、机动车尾气、有害建筑材料和室内装饰不当等各类新污染呈迅速上升趋势；转基因产品、新化学物质等新产品新技术将对环境和健康可能带来潜在风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害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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