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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希尔带我到附近一个叫做维杰普拉的村务委员会的办公室，这个村务委员会的领导卡鲁？拉姆（KaluRam）是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的一名成员，他属于“不可接触”的贱民阶级（Dalit），和政府中所有的政治党派都没有交往。他的办公室里有几把塑料椅子和一台不稳定的电扇。我们一直被不断渗漏的奶茶罐困扰。拉姆告诉我：“当我刚开始这份工作时，我一个人去见地方行政官，并向他索要划分给村务委员会的款项，他告诉我‘让我们商量一下’，我意识到单枪匹马去找他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你和一群人一起去见某位官员，那么他就无法否认他刚答应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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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公务员制度（2）
在他将要待四年的办公室外面，有一块浅黄的布告牌，上面列举着当地所有的公共建设工程，包括道路维修、妇婴医院、新挖的水井以及娱乐中心建设等的费用。每个项目都清晰地注明所花费的金额和竣工的日期。同时，墙壁还被用来充当薪水簿，上面写满了名字，于是人们可以检查自己的名字是否在上面，以及他们得到的报酬是否正确。所有这些都是这个群体的资讯权利运动（RighttoInformation，RTI）的成果，这项运动迫使拉贾斯坦邦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末颁布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很快在其他邦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于是2005年新德里通过了一项面向全印度的资讯权利法。如果阿仑？舒里这位前行政改革部的部长看到官方文件中通过页眉和脚处的注解（丝毫不顾该用哪种颜色的水笔），将新德里从这项法令的某些条款中排除在外，他一定会感到非常好笑。阿茹娜和尼克希尔却并不觉得好笑，因为官僚主义的昏庸常常活跃在页边的空白处。
“很难让人们摆脱为他们有权利得到的东西付款的习惯，”卡鲁？拉姆说。比如，人们经常需要一份有关自己出生证明的复印件，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一本粮食配给登记薄——这本是他们应该免费得到的东西。但他们仍然例行公事地设法塞入300～400个卢比。同样，一名寡妇常想尽方法去贿赂官员，以得到她丈夫的死亡证明，从而有资格受援助。当我们正在交谈的时候，两名戴着白色穆斯林头巾的惊慌失措的男子跑进来寻求帮助。他们是当地的小官员，因为把公共财产放错了地方，怕被警察控诉。这份出现问题的公共财产是一张很长的纸，上面写满了下一个月要领薪水的人的名字。他们说这张纸被邻居的羊吃了。我发现这样一个类似于“狗把我的家庭作业吃了”的笑话后，很难忍俊不禁。但是其他人似乎都相信这个故事。“邻居的羊很可能会吃了他们的薪水簿，”尼克希尔说，“在季风到来前的这个季节，这里没有草，羊会吃任何东西，包括纸张。”显然，这并不是拿替罪羊开玩笑的时候。
再次向这两个人保证羊应该替他们承担责罚后，拉姆迎来了一位老妇人。她说话时是如此气愤，以至于她的面纱总是从脸上滑落下来。拉姆花了一会儿功夫才让她平静下来，并且弄清楚是什么把她惹得如此勃然大怒。她让我们看她的食物配给手册，告诉我们平价商店（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们可以在这种商店得到救济的面粉和大米）的经理撕去了四张息票，而只给了她价值一张息票的粮食。拉姆开始记笔记。“当你在为你愚蠢的手续担心的时候，”这位老妇人嚷道，“我的胃该怎么办？”于是我们站了起来，跟随她到平价商店。最初，甘迦？辛格这位被调查的粮食商拒绝承认偷了息票。但在意识到我们不会就此罢休后，他改变了态度，笑着递给老妇人另外三张息票的面粉。但是这些面粉的质量非常糟糕，就连当地的骆驼在吃之前都会犹豫再三。像许多这样的食品商一样，辛格把政府提供的质量好的面粉拿到黑市上卖掉，取而代之的是这些不能吃的谷糠。在更进一步的交谈后，辛格高高兴兴地承认了这种做法，因为他完全知道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吊销他的执照。最终，这位老妇人带着四份好的面粉离开了。这是在拉贾斯坦邦一个典型乡村的普通的一天。“这就是印度穷人的生活，”尼克希尔说，“政府没有好好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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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的政府机构（1）
在苏联，有一则关于政府公务员的笑话是这样的：“你假装工作，而我们假装给你付钱。”在印度这则笑话应该改成：“你假装工作，而我们会给你不错的报酬。”现在的确存这种情况，与他们在私营部门的同辈们越来越高的薪酬比较，印度行政局的精英人物们的报酬相对低了许多。但是与大多数私营企业的员工不同，他们有许多额外的津贴，包括免费的住房、电话、用电、一流的旅行服务等。在印度2100万公共部门的员工中，90％以上不是精英人物，而是属于三级或四级公务员，如下级官员、教师、政府司机和日工等等。他们的薪酬是在私营部门中做相同工作的同辈们的近三倍。只有非洲的加纳以及科特迪瓦有比这稍高的比率。36另外，公共部门的雇员有绝对稳定的工作。在印度宪法奇怪的311条款的保护下，根本不可能使一名腐败的政府公务员降职，更不用说将其解雇了。37
对于大多数公务员来说，最大的非薪酬收益也许是有许多另外的生财之道。1984年，在英迪拉？甘地被刺杀以后，拉吉夫？甘地继他的母亲之后成为印度总理，他于1991年被刺杀之前一直是政府腐败的最严厉批评者之一。他说在印度有85％的发展资金流入了官员的腰包。一些人指责他过于夸张，另一些人责怪他误导了对具体金额的估计。但是那些最熟悉这个体系的人们，即那些公务员们对他的话并没有反对。前印度内阁秘书长（这是印度最高级的文职官员）纳热西？乾德拉（NareshChandra）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在印度，腐败已经泛滥成灾，我有时在想我们对它究竟还能承受多久。”另外一位前内阁秘书长苏帕拉马尼亚姆（）告诉我，“许多人，尤其是外国人，并没有正确评价腐败在印度蔓延的程度。他们认为这只是原有体制的一项附加的有害的东西。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许多方面，在印度的许多地方，腐败本身就是一种体制。”也许对此最精辟的描述来自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PratapBhanuMehta），印度最受尊敬的政治学者，新德里卓越的智囊团的领军人物，他说：“在公民和政府打交道的每个地点，在他们被记录、登记、征税、采集信息、获得许可、被批准或被评估的每一个场所，人们都会有一种公开的讨价还价的印象。”38
这样的腐败没有引起更大愤怒的原因在于，1991年许可证制度被废除后，绝大多数的印度中产阶级以及这个国家大部分的私营企业都经从政府的过度干涉中解放了出来。那些处于精英阶层、控制着媒体并拥有塑造公共舆论的力量的人们受腐败的影响微乎其微。有些人甚至认为自1991年后，腐败已经逐渐消退。印度关于配额的许可证制度更受大家诟病，它那些划分过分琐细的规章仍然存在于印度有组织的经济之外。除了齐整的印度中产阶级，许可证制度的触角依然延伸向广大的印度穷人。
比如，据估计在新德里有50万名人力车夫，而其中最多只有万个有允许经营人力车的执照。他们都是最贫困的贫民窟居民，但政府并没有提高许可证数量，或是彻底取消配额制，而是默认超过40万的人继续非法经营。为了能继续经营，人力车夫们每个月都必须定期向警察交纳贿赂。39更为糟糕的是，德里的一项法令具体规定人力车执照的拥有者必须同时是它的驾驶者。这就意味着这些来自贫民窟的车主只能维持现状，而不允许购买更多的人力车雇用其他人进行经营。自然，那些拥有多于一辆人力车的车主为了让警察对他们熟视无睹，肯定也给了他们不少好处。
出于同样的原因，新德里60万沿街叫卖的小贩也被故意地安置在法律的边缘地带。许多城市的中产阶级抱怨小贩们免费地侵占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但是这些小贩每月都花费大约800～1000卢比用于行贿。40尽管这样已经使他们微薄的收入损失了近三分之一，但他们还是经常遭遇警察或海关以及税收部门的突然袭击。他们的商品，如果汁、太阳镜、萨莫萨三角蒸饺、进口香烟以及T裇等会被“没收”，而他们几乎从未能取回这些东西。这些没收商品成了警察或海关检查员的工作好处。在印度生活对于穷人是非常残酷的。
低效的政府机构（2）
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说的，印度自独立以来能成功地摆脱饥饿，主要归因于它的民主政治。在每一次粮食严重短缺或是作物歉收的时候，选举的压力以及自由的媒体都会促使政府尽快分配救济物资。印度最近一次大规模的饥荒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统治时期，当时数百万的人饿死。但印度的民主政治与中国相比，在为穷人解除其他痛苦，如消除文盲、肺结核以及营养不良方面，可没有留下让人印象深刻的记录。印度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也是在1950年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职能，就是消除饥饿和向所有的人提供干净的饮用水。新德里在这项任务中的失败现在已经远没有二、三十年前明显了。经济的高增长率使贫困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