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行师，庶不覆败。”从诸葛亮的兴奋、自信中，可见他的八阵改革对蜀国的军事进步具有多么大的意义。《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推演，有研究的意思；作，有创新的意思。晋太傅掾李兴也说：“推子八阵，不在孙、吴。”孙即孙武，吴即吴起。孙、吴用来泛指春秋战国时的兵法，可见诸葛亮的八阵图确实有春秋战国时所未具备的新内容。
再次是诸葛亮八阵的历史地位乃是前代八阵所不能比拟的。“它吸取前人八阵的优点，是八阵的集大成者，达到中国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的一个高峰”。“孔明八阵制度之妙，于斯为极。后世凡言阵法者必宗之”，“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斯于阵也几矣”。
最后，诸葛亮八阵的历史影响是前代八阵所不能企及的。
从隋唐至明清，一千多年来，人们对诸葛亮八阵图的研究一直不断，这正表明了它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隋朝名将韩擒虎对诸葛亮的八阵图有较深的研究，史载他“深明其法”。后来，他把八阵图法传给了外甥，即唐初名将李靖。
唐将李靖在唐初多次与唐太宗一起讨论军事，后来，集成《李卫公问对》一书。书中记载了他们对诸葛亮八阵图的探讨。
唐太宗问：“朕与李论兵，多同卿说，但不究出处尔。卿所制六花阵法，出何术乎？”
李靖回答：“臣所本诸葛亮八阵法也。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唐太宗又问：“内圆外方，何谓也？”
李靖说：“方生于正，圆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圆所以缀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缀应于天。步定缀齐，则变化不乱。八阵为六，武侯之旧法焉。”
从上面对话中，可知李靖六花阵与诸葛亮八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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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牛流马
汉末三国时期的战争，有很多战役的结果是与粮食紧密相关的。
有了粮食，人们就有了把战争支持下去的底气。
董卓迁都长安，在长安以西的郿县建筑坞壁，高与长安城相等，在里面囤积了够吃三十年的粮谷。董卓信心十足地说，事成可雄踞天下，事不成可守郿坞过一辈子。公孙瓒与袁绍争战，不利，“乃走还易京固守。为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中堑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积谷三百万斛”。有了这些工事和粮食，公孙瓒也有了底气。他说：“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视之，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田蓄谷。兵法，百楼不攻。今吾楼橹千重，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矣。”
一旦没了粮食，人们马上就丧失了把战争支持下去的力量。
袁绍、曹操在官渡对峙，袁绍派淳于琼将兵万人以车运谷，在袁绍大营北四十里驻扎，曹操亲自率五千人前去袭击，结果大破淳于琼，尽焚其粮草。袁绍前线部队的将领张郃、高览率军降曹，袁绍兵众也因此大溃，最终导致了袁败曹胜的结局。袁术之败，在政治上固然有其愚蠢之处，但粮食不足也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原因。他在江淮间，士兵无食，靠河蚌水草为生。他自己生活奢侈，“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匮乏若此，焉能不败！
粮食问题是个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影响着战争胜负。
诸葛亮对粮食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应该说，诸葛亮北伐并不是粮食不足，问题出在粮食运输上。
“守战之力，力役参倍。”意思是说，驻守和远征，所用的运输力量是不等的，通常远征所用的运输力量是驻守的三倍。
诸葛亮北伐，蜀军是远征，曹军是驻守，这就意味着本来在数量上占劣势的蜀汉军队，还要抽出比曹军运力多三倍的人力搞粮食运输。
蜀将魏延要求袭击长安时说：“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魏延自汉中袭击长安，预计用十天便可到达，要带十日军粮。平均每名战士要有一个人背粮供应。
一个人要背多少才够吃十天呢？
东汉时，朝廷准备发四万人去攻打日南，李固不同意，他说：“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建安十六年（211），隐者焦先因关中乱，与家属相失，“独窜于河诸间，食草饮水，无衣履”。当地官府以为他是逃亡的士兵，要将他逮捕。多亏好友武阳出来讲情，对知县说：“此狂痴人耳。”官府才给他注籍，用今天的话说即上了户口，“给廪，日五升”。
从上述两个例子可知，汉末三国时，一个人一天需要粮食五升左右。按照这个标准计算，十日军粮，一个战士需要五斗，再加上背粮者自身的耗粮，一个负粮者要担一石粮食，才够一个战士十天的军粮。
当然，魏延所用的是偷袭轻军，背粮者要跟上战斗部队，由于速度要求，一石粮食不是负粮者的极限。但是，无论如何，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负粮不能超过两石。
按照这个标准计算，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为例：蜀汉十万大军，日耗粮约五千石，前后约一个月时间，耗粮约十五万石。运粮者每人背两石，那么，供十万人一个月的军粮就需负粮者七万五千人。诸葛亮第一次出师，刘禅诏书说，授诸葛亮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这可能把运粮者也包括在内了。
还应指出，这么多人肩扛背驮，也不能完全保证前方用粮。因为蜀军北伐，多为险峻崎岖的山地，遇有特殊情况，军粮还是不能及时供应。诸葛亮的北伐，有多次是因粮运不继而退兵的。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诸葛亮在战争空隙间，苦心琢磨，终于在第四、第五两次北伐中研制成了新式运粮工具——木牛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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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武器装备（1）
蜀、魏相抗，蜀弱魏强。
天下九州，魏有其七（其中荆、扬与孙吴共有），蜀有其一。
地大则人多，地大则物博，在人口和财富上，魏国远远占优势。
人多则兵众，物博则食足，在军队和物资上，蜀汉亦远不如曹魏。
但是，诸葛亮坚信一点：蜀汉之弱，却可抗衡曹魏之强。
诸葛亮以弱抗强，并不是简单地以自己的弱势劣势去对抗曹魏的强势优势，而是在对抗中要经过一个转弱为强的环节。
在战争中，研究敌人的弱点，用自己的强处攻击敌人的弱处，是一种转弱为强的努力。诸葛亮曾引用管仲的话：“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意思是说，敌人有其强处，也有其弱点。若攻打其强处，则其弱点也会变成强处，若攻其弱处，则其强处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从而变成弱处。他从管仲的话中得出结论说：“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在军事斗争中，充分发挥指挥员的才干，在战略战术上处处高出敌人指挥员一筹，这也是转弱为强的努力。在北伐战争中，“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这种结果，与诸葛亮的军事指挥才能高于司马懿有很大关系。
在军事斗争中，严格训练士卒，提高士兵的军事素质，也是诸葛亮转弱为强的努力。他曾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而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精兵强将确为自强的有效途径。
在军事斗争中，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是使军队转弱为强的手段。诸葛亮对部队武器装备的重视，在古代尤其在三国军事指挥员中可以说是最突出的。
三国时期的军事指挥家中，没有哪个人像诸葛亮那样对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花费那么大的心血，付出那么大的努力，取得那么大的成效。
经诸葛亮改善的蜀军武器装备，有弩机、刀、斧、剑、铠甲、蒺藜等。
弩这种兵器在诸葛亮以前很早就使用了。《太公兵法》说：“弩之神名远望。”《墨子》说：“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墨子？备城门》。《汉书？李广传》记载李广与匈奴右北平之战说：李广命令将士弓弩上弦，引满勿发，自己则“以大黄射其禆将”。孟康注说：“以大黄参连弩也。”服虔和晋灼认为，黄即黄间弩，大黄，即大黄间弩。魏明帝诗说：
长戟十万队，幽冀百石弩，
发机若雷讯，一发连四五。
诗中所说“百石弩”显系文学夸张，但从后两句看，三国曹魏时弩的发射机关，同时射出四五支箭，已比以前有了改进。
在上述基础上，诸葛亮对弩机又做了改进。史书记载说：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1964年3月，在四川省郫县太平公社的一座晋墓中，出土的一件蜀汉铜弩机实物，证实了上述史书的记载不虚。这个铜弩机是蜀汉后主景耀四年（261）制造的，弩机的郭上刻有铭文：
景耀四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兴业、刘纪业，吏陈深，工杨安作十石机，重三斤十二两。
从铭文拓片上看，“中作部左兴业刘纪业”似应为“中作部左典业刘纯业”，为政府兵器制作部门中主管连弩制造的官员，“陈深”是这件或这批弩机的督造官，“杨安”是具体的制造者。
弩机是弓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望山”（即瞄准器）、“牙”（起勾住弓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