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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晗《朱元璋传》引《明朝小史》，朱元璋刚当上皇帝，修玉牒（即皇室自传）时，很想借名人的光，好遮住自己腿上未洗净的牛粪和泥巴。物色了半天，南宋的同姓大儒朱熹，那位得以配享孔子的圣人，还可以利用。后来，有一徽州姓朱的典史朝觐他，他打算套个本家关系，好借此标榜，便问这个典史是不是朱文正公的后裔？那小官连称不是，因为此人哪敢对这杀人不眨眼的皇帝撒谎。朱元璋顿时省悟过来，区区小八腊子都不冒认祖宗，我堂堂大皇帝干此等事，被戳穿了岂不贻人笑柄？
每个人都有其软弱的下肋，这就是老朱的一块心病。今天来看，他拥有多么响当当的好出身，好成分。如今看来他该是地道的红五类，血统的贫雇农，可在五百年前，那都是上不了台盘的贱民，是人家看了听了不禁要撇嘴的人下之人。于是，他学那位亭长刘邦，“将相王侯，宁有种乎”， 干脆撕破脸皮，不讳自己为 “出身寒微”的“淮右布衣”，系“起自田亩”的“江左匹夫”。
但是，他自己怎么说都可以，你说不行，你知识分子，哪怕眼光里流露出一丝蔑视，就要拿脑袋来见。当时，就有许多上奏表的官吏，当然都是有文化的人了，由于一些字，一些词，或音同，或意似，能够与他当过和尚，做过盗贼的历史联系附会上，那就找倒霉了，马上就处决。据明代无名氏的《翦胜野闻》：“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其喜怒云。”
在中国，一个农民，当他属于土地的时候，可能还是本质上的农民，善，是他的主要方面；当他离开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恶，便成为他全部生命的支撑点。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浩浩荡荡的基本队伍，都是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正因为一无所有，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所到之处，无不赤土，然后裹胁着更多新产生出来的饿莩，离开土地，接着再流下去。
在官修的史书中，对这些流动着的武装农民，如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一律呼之曰“流寇”。“寇”当然是毫无疑义的蔑称，“流”却是准确的状态描写。农民只要一流起来，手里握有武器，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尤其流民中的先锋分子，也就是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贵，即使坐了江山，也不是在一代、两代间改变其先天的由于小农经济所造成的文化劣势，尤其是那种心理上的文化劣势所形成的基因，像DNA，更难彻底改变。于是，便注定了这些掌权的农民，尽管穿上了龙袍，穿上了四个兜的干部服，也是充满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于优势文化的憎恶。
朱皇帝腰斩高启（5）
千古以来，文化史兴衰起落，与这些领导者的昌明程度密切相关，与这些统治者的文明水准息息相关，君王明白一点，文人的日子好过一点，君王胡涂一点，再加之混蛋一点，尤其再加之自以为是一点，那神州大地上，必然就是斯文扫地，知识遭殃，大师呻吟，白卷称王，一部二十四史，就这样白纸黑字写着的。
据说，朱元璋登基后杀的人，比他登基前杀的人，少不到哪里去。仅胡惟庸案、蓝玉案，至少有十几万人，死于非命。试想，连与他一起揭竿起义的同志，与他一起南征北战的战友，乃至于追随多年的部下，历尽艰辛的亲属，包括一起打江山的他的儿女亲家李善长，都杀害殆尽，会对你知识分子客气？
在吴晗《朱元璋传》里开了一串被杀文人的名单：“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杀，而是绑起来扔到长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右；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作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梦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作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畏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作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
因此，以高启为首的“吴中四杰”，会指望老朱给他们抛来一串热情的飞吻吗？
明代的郎瑛在其《七修类稿》提到：“国初，张士诚窃居姑苏，较之一时僭伪似小有间，众皆嗜杀，不礼士夫，张则造景贤楼以延之。”生活在明代中叶的郎瑛，文中所说的“一时僭伪”，自然不包括明太祖。其实，元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割据争夺，称王成霸，朱元璋、方国珍、张士诚，都是僭伪者。而贩私盐出身的张士诚，称吴王，据苏州，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要大于朱元璋，在延揽吴地的文人和士绅，以及元朝的官吏，加入到他的政权中来效力，也比朱元璋要成功一点。
据纪昀《提要》，“吴中四杰”之杨基，“其先先嘉州人，祖官吴中，因家焉”，张羽，“本浔阳人，侨居吴兴，再徙于吴”，徐贲，“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加之高启，同住在姑苏城里，同受到张士诚的尊让礼遇，对这个代元而起的新政权，持欢迎态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的士，说来可怜，只要不用小棍子老敲他的脑袋，不用小鞭子老抽他的屁股，他就会感恩戴德。如果，奉为上宾，引为知己，他都恨不能为之死殉的。
这四位文人，拿今天的话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著名作家，是媒体关注的知名人物，都箕坐在景贤楼里，喝着老酒，听着评弹，成为那个盐贩子的座上客，我想在应天也建立了政权的朱元璋，获知这个情报，不会是很开心的。所以，最后，这四位诗人，先后被杀，被谪徙，还连带一批仕吴的文化人死于非命。甚至，为了惩罚，苏州的田赋，缴纳的标准是全国最高的，苏州被强迫外移到凤阳去的百姓，也是各地中最多的。
因此，当皇帝的，未必不小人，未必不记仇，未必不睚眦必报。一篇《上梁文》，送到御案上，老朱跳起来，朕正等着呢，于是，高启伏法，一分为八，惨不忍睹。
如果，留他一条命在，有更多的诗作，流传于后世，至今家弦户诵，也未可知的。但是，天才遭遇上嗜杀的皇帝，无论什么样的朝代，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即使陛下心情非常之好，搂着你的肩膀作亲密状，探讨超现代诗歌和民间文本，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探讨桑那浴，三陪小姐，对于中国作家的助益，但你放心，最后，你也只有玩儿完一途，别无其它。
总而言之，你倘不沉默，你就被腰斩；你倘不想被腰斩，你就只有沉默。这是朱皇帝的逻辑，也是许多中外统治者奉为圭臬的逻辑。在沉默和腰斩之间，若是任择其一的话，如果高启征求我对这道选择题的看法，我会建议他采取沉默一道，谁也不会把他当哑巴卖了。因为宁肯咬断舌头，也要设法保住脑袋，才是上上策呀！脑袋掉了，他即使有八斗之才，也白搭了。脑袋留着，他那八斗之才虽废了，至少，作为一个观众，活着看收拾过你的人死，也不让收拾你的人看你死，这样算账，我觉得划得来。
朱皇帝腰斩高启（6）
有人对我坚持这种笑到最后，写到最差，或最后的笑，最后连屁也写不出的做法，不怎么赞成。我也同意这种属于我个人经验的怯懦、苟且、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哲学，很没出息，屡被具有斗士精神的同行所姗笑，鄙视，看不起，我也死猪不怕开水烫，很无所谓的了。但我活了这多年，别的长进没有，记忆力还算不错，那些认为应该奋不顾身去抗争，应该坚持真理去决战，应该不屈不挠往前冲，应该抵抗到底豁出命的勇敢者，大难临头，撒鸭子跑得比谁都快，有的都跑到美利坚合众国去了。更甭说有什么肥差美缺，绝对不遑多让，高奖厚赏，绝对欣然笑纳。勇士的脑袋抬得高高，手里的好处捞得足足，嘴中的高调唱得响亮，心中的污秽脏得可以。他快活自在，却要你去当###，这等好样的同行，要我在记忆中，将其格式化掉，那是不可能的。
说到底，如果为真的文学，真的天才，做些什么，也许还值得。可当今的文坛上，果有什么天才，果有什么大师吗？我是从来不相信的。
把话说得再绝一点，对文学史来说，高启是重要的，但对朱元璋来说，多一个天才，少一个天才，算个狗屁？高启的不幸，是碰上了朱元璋，这样一位从穷乡僻壤中，从封闭环境中走出来的统治者。闭塞，则偏执；偏执，则抵制；而长期抵制的结果，便是拒绝文明；贫穷，则愚昧；愚昧，则无知，而长期无知的结果，便是敌视文化。对大多数既非天才，也非大师的中国文人来说，作为朱皇帝的子民，保住脑袋的同时，还要护住屁股，避免吃棍子，避免挨板子，便是第一要务了。
天才固然重要，但为了天才而罔顾一切，那就是谢灵运式的癫狂了。记住苏联电影里的一句名言，好像是列宁对那个华西列叶耶夫说的：“面包会有的”，那是真理得不能再真理的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天才总是会有的。你这个朝代出不来，换个朝代，或者，再换个朝代，也许就出来了。
用得你急吗？
我记得高启有一首小诗，不知是他何时的作品，题名为《田舍夜舂》，只四句，与聂夷中的《咏田家》，与秦韬玉的《贫女》，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妇舂粮独睡迟，
夜寒茅屋雨来时，
灯前每嘱儿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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