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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节，自小便开始毁坏的身体，让萧红痛苦不堪，到了日本，她的这种痛有增无减，加上医疗条件的缺失，萧红根本无处医治，日后那些致命的苦病在萧红赴日期间全都显露出来，头痛、胃痛、发烧……可就这样，她还是总想着写作，希望自己能多创作点，这是她全部的骄傲和趣味所在，她怎能放弃？
萧军曾经这样形容过他与萧红的关系：健牛和病驴。如果是共同拉一辆车，在行程中，总要有所牺牲的，不是拖垮了病驴，就是要累死健牛！很难两全，若不然，就是牛走牛的路；驴走驴的路……
身体条件的不匹配，让萧军也很难捕捉体会到，身为病人的萧红的那种敏感和神经质。即便远在日本，萧红还总是不忘叮嘱安排萧军的生活，她会去命令爱人吃一个鸡蛋，买一条毛毯，换一个枕头，吃一点阿司匹林，晚上不要吃东西（可以吃一点西瓜）等等……这样温柔的“强迫”，加大了爱情的密度，压迫彼此间应有的空间。这对于已经有了厌倦情绪的萧军，无疑只能是促使他更加远离（吃鸡蛋萧军遵命了，她便很高兴）。如果当时萧红洒脱一点，轻松一点（但这几乎不可能，环境也不允许），“二萧”的关系，大概也不会这么快恶化。
此时的萧军，独居青岛，过着一种单纯的、有规律的写作生活，在这期间，他写完了小说《第三代》的第二部，也写了两篇散文《邻居》和《水灵山岛》，创作成绩不可谓不丰厚。那种从繁难的两性关系中，暂时超脱出来的轻松，让萧军感到一种身心的爽适。多年以后，回忆起在青岛的那两个月的日子，萧军仍倍感怀念，摆脱了各种思想和感情的烦扰，他找到了自由的呼吸。
都说距离产生美，小别胜新婚，但萧红和萧军的这段小别，却引出了萧军的一次对萧红的“不忠实”。这次点到为止的感情出轨，在现在看来，也许并不算是多大的错误（更何况出轨双方都做了急刹车），但另一个角度看，它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二萧”关系的恶化程度。
那一年，萧红还远在日本。萧军在青岛度完了两个月的假，便返回上海，寄住在好友H家里，H夫人是一位美丽温柔的女性。她对萧军的照料很周到，也很赞赏萧军的男子气概。相互久了，他们产生了爱情。但恋爱的双方清楚地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他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对于萧军和H夫人，都不能说是没有痛苦的（此过程为萧军先生自叙）。
可更痛苦的是萧红。她从理智上，想要宽恕萧军，可在情感上，却很难做到，如此一来，“二萧”那原本已在毁坏的关系，雪上加霜。“二萧”一路跋涉走到这里，当然依旧有爱，可两人之间的心结，似乎已经无法解开。
1937年，抗战爆发，萧红与萧军都很兴奋。十月，他们一起去了武汉，和胡风、聂绀弩等人一起共办《七月》文艺月刊。当时他们是住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二十一号，诗人蒋锡金家中，DM也住在这里。十二月，武汉形势恶化，应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李公朴先生的邀请，萧红和萧军、聂绀弩等人一起去山西临汾任教。
1938年2月，日军准备进攻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退到乡宁。萧红和萧军在路上发上严重分歧，萧军决心留下和学校一起撤退，必要时准备和学生一起去打游击战，萧红主张仍然从事写作……二萧结合之初便有的那个究竟是“为了一个人，还是为了更多人”的矛盾，在这时，终于找到了袭击“二萧”关系的机会，长期的感情纠葛，让二萧在婚姻的道路上无法继续前行，结果，萧军留在临汾，萧红随当时丁玲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与聂绀弩、DM等人乘火车去了西安。
初夏，萧军由延安到西安，萧红当即向萧军提出离婚。萧军同意了。1938年4月，萧红和DM回到武汉。他们走到了一起。萧红开始了另一段人生。
鲁迅是萧红生命中温暖的岛
萧红是在1934年11月30日见到鲁迅的。在此之前，她经历了孤独寂寞的童年、遭遇了始乱终弃的情骗，并且已经和萧军铺展出了一场不无痛苦的爱恋。更令人忧伤的是，在情感上，萧军似乎始终不能给予她以满足，他高高在上的心理优势和不稳定的态度，不知不觉中，推挤出了萧红情感上的一小片空白。
1934年秋天，“二萧”从青岛出发，来到上海，寻找生活和文学上的出路。在风云激荡的上海滩头，他们面临着的，是生活上和精神上的严酷考验。“我们是两只土拨鼠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都是生疏的……我们是要见一见我们精神上所信赖的人。”这个“精神上所信赖的人”，便是鲁迅。在最初沪上生活中，鲁迅，这一中国文坛“祭酒”的精神抚慰，如春雨阳光，支撑“二萧”克服困难坚持走下去。对于自怜自卑但又自尊的萧红来说，无疑有着更大的效力，萧红曾写道：“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抵沪不到一个月，鲁迅便召见了“二萧”，此后，他便经常与他们通信，审阅他们的稿子，介绍朋友给他们认识，并积极帮助他们联系小说的发表。睿智、真诚而又热心的鲁迅，慢慢地引导“二萧”，打开了他们各自的写作局面，而这种如父亲般柔煦的抚慰，也让萧红在心灵上，渐渐朝他靠拢。这种靠拢，有感激，也有感动，虽然鲁迅先生对于年轻人，总是不吝惜自己的热心和帮助，可这在从小便受尽白眼的萧红来说，却无异于上天难得的恩赐。这时的鲁迅，就仿佛是一座光明的岛屿，给了在茫茫人海中，漂泊如小船般的萧红，一个可供休憩的港湾。鲁迅辐射出的强大力量，让萧红有了心灵上的安慰，有他在，一切总归会好起来的吧，这种似阳光普照般的慈爱，是同她一样在人海中颠簸的萧军所给不了的。
1935年11月6日，萧红从法租界到虹口，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车，首次登门造访位于大陆新村九号的鲁迅的家。鲁迅和许广平留她吃了饭，并深聊入夜，电车停开她还未离去，临走时，鲁迅嘱咐许广平一定要让萧红坐小汽车回去，并且嘱咐让许广平付钱。
1936年3月，“二萧”索性把家搬到了鲁迅家附近，这样一来，登门拜访鲁迅，对萧红来说，则仿佛是她每日都要向父亲所做的请安了。
上世纪三十年年代，鲁迅的生命色调，是明亮伴随黯然，像是大雨将至前的乌云镶着金边。一方面，他需要应付“左联”内部，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虽然上海十年，鲁迅先生写了许多精彩尖锐的杂文，与各个方面的势力过招，并且往往一语中的一针见血一步到位，可在精神上，他确是孤独的。这是一个前驱者的孤独，这种孤独，已经不是身边的许广平女士所能全然抚平……当年那个和鲁迅并肩战斗的许广平，为了照顾伟大导师，整日麻缠在日常生活的重担里，艰难现实，已经不允许她像一个棵橡树般，傲然矗立在鲁迅先生的精神之域的前端，她默默付出，她更像一个园丁，一方加油站，支持鲁迅不断走下去。可愈往前走，先师鲁迅的心愈是沉郁。
萧红的出现，无意中在鲁迅日益孤沉的情感天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带进来一抹红亮的色彩。鲁萧之间的交流，是两个写作之人的惺惺相惜，鲁迅在萧红面前，从不高高在上，反倒露出一种柔软的慈祥。很难想象鲁迅和萧红谈话的情景，一口南方普通话对一口东北大碴子，想必也是种奇境，鲁迅在萧红面前，应该很放松，他甚至热心地指点萧红的穿着，告诉她红衣服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因为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
自卑自怜的东北女孩萧红，在导师鲁迅的鼓励和帮助下，不但找到了自信和文学前途（1935年，萧红的《生死场》由鲁迅自费出版），而且她仿佛还恢复了少女时代的天真与生气，在文坛的领军人物面前，萧红自觉地扮演一个活泼小女孩的角色，这种角色，仿佛让她在鲁迅和许广平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这种平衡，让她不拘束，她仿佛是有着自由出入大陆新村九号特权的。心思沉郁细密的浙江人鲁迅，似乎也很愿意包容这个女儿似的、天分极高的、敏感而又单纯的东北女孩。
凭借在精神领域的奇异交集，萧红一跃成为鲁迅在生命的末两年里，最重要的女性之一。鲁迅对萧红的感情，近似于父女，但萧红出色的文学才华，又让鲁迅对她另眼相看，进而生出一种对待同路人般的尊重。许广平曾回忆说：“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
上海时期的“二萧”，矛盾逐渐加深， 萧红与鲁迅一家的亲近，多多少少，也因为情感上的苦闷所促成，人海茫茫，漂泊沪上，除了鲁迅先生家，她还能去哪呢？在萧红友人梅志女士的回忆文章里，曾提到许先生对萧红经常造访鲁家的态度：1936年夏，因翻译上的事，加上冯雪峰从陕北回来了，胡风就常去鲁迅家，有时梅志一起去。“胡风总嘱咐我，不要随他上楼去。在楼下和许先生谈谈。”“经常都遇到萧红在下面。胡风悄悄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广平低声对梅志说：“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