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
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
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
“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
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
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
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
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
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
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
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
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
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
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
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
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
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
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时，周恩来又千
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
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
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
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
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
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
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
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
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
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
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
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
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
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
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
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
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思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
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
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
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
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
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
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
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
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
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
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
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
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
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周思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
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
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
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
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
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
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
“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
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
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
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
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
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
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
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
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