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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北伐开始
经过紧张的酝酿和准备，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宣布正式挥师北伐。
北伐战争是一场酝酿已久的革命战争。由于当时全国局势所迫，帝国主义始终没有放弃其势力对中国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的入侵，而封建军阀更是不顾广大民众的利益，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广东在经过两次东征并剪除其他军阀势力，初步平息革命阵营内部争端，革命势力得以稳固之后，形势的发展要求国民政府和军队进一步把斗争开展起来，把已经取得的胜利推广到全国范围。
北伐战争不仅要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要借此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发动群众，铲除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带动下，全国农民运动也正逐渐开展起来。北伐的群众基础已经形成，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武装北伐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对于北伐，郭沫若一直不遗余力地大力宣传大力推动。他的思想观点是十分明确的，还是在3月30日，即郭沫若到广州刚一个星期，他就在广东大学学生会举行的悼念北京“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此次所得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今后要一致向前革命，不要作无谓的内讧和意气的争闹。我们今后要两手向外打，不要右手打左手，也不要左手打右手！第二为促成北伐，我们要知道中国这个局面，单打倒一两个军阀或帝国主义者无用的。
我们要根本推翻一切恶势力，彻底改造！那么，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可！现在为北京诸烈士报仇及消灭弥漫北京一切恶势力起见，更要请国民政府早早出兵北伐，为民请命，打进北京，夺回一切政权，交还人民。
在该校纪念“五四”七周年时，他又在演讲时指出：
要联合各界群众，继续‘五四’那种精神，将战线扩大，一致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下总攻击，勿独自为战！……现在的时局，比当年‘五四’，是何等加重！在这个时局紧张和责任重大之下，我们要一致努力抵抗一切恶势力。
“一致向前革命”，大力“促成北伐”，郭沫若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表达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心愿。他呼吁“要两手向外打，不要右手打左手，也不要左手打右手”，也是与毛泽东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说的意思是基本一致的。毛泽东在该文中就尖锐地批驳了资产阶级右翼“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主义”的观点。
郭沫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
对郭沫若来说，他决定来到广州，并不满足于在文化教育战线从事革命工作，尽管他是一介书生，但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当他得知很快就要出兵北伐，他能沉得住气，安得下心吗？。
郭沫若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当时也在广州的创造社后期成员、已经是共产党员的阳翰笙和李一氓。他们听了，又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当时在广州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尽管后来郭沫若和周恩来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深厚的友谊，但郭沫若到广州后一段时间内还无缘很快认识周恩来，不像和对毛泽东那样，几乎是一到广州就见面，就交谈，就认识。
据郭沫若自己说，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虽然也不太晚，大约是在到达广州后一个月（4月），郭沫若已正式上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一天，周恩来和另一位着名的革命党人伍朝枢到广东大学演讲，郭沫若只是作为一名普通听众坐在台下听讲，算是和周恩来第一次面识。
那天周恩来讲的是工农问题和学生问题。对于周恩来讲演的内容，郭沫若倒似乎未留下太深印象，而对周恩来的口才和风度则印象极深，甚至在几十年后回忆还犹如昨日。
在此之前，郭沫若已听到很多人谈论过周恩来，也读过周恩来的许多文章和讲话，自认和周恩来神交已久，但一旦亲见，还是被周恩来的神采和仪表所吸引。不过，那一次，周恩来讲话完毕即离开了会场，郭沫若未能和他单独见面一谈，这让郭沫若遗憾了半天。此后，他和周恩来虽然在各种公开场合也有过多次接触，但都只是一般性的聊天，未能深入地交谈。
6月21日至24日，亦即《北伐宣言》发表前夕，由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战时工作会议。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顾孟余等以个人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周恩来被推选为宣传训练及补充委员会主席，恽代英和郭沫若等被推选为委员。周恩来同时被推举为总政治部编制委员会主席。在6月23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战时宣传训练班计划；24日的会议上，报告了编制委员会审查结果。会议期间，郭沫若和周恩来有机会深入接触。他们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和审查了各种问题及议案。他们二人之间也更加深了沟通和了解。
对于郭沫若希望投笔从戎，直接参加北伐，周恩来当然是理解的，也是高兴的。
周恩来当时是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北伐军的政治工作正是由他负责。他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认为郭沫若如参加北伐，在政治上将会是影响很大。为了对革命事业负责，也为了对郭沫若这样一位大诗人大文豪负责，他不但上报领导机关认真研究，也作了周密的部署和考虑。
当时关键问题是有没有合适于郭沫若的工作和岗位。
正好，此时北伐大军组建，在政治宣传方面尚需加强力量，就当时的情况看，领导尚嫌薄弱。
原来自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新政策以来，在武装斗争方面学习苏俄加强政治工作的经验，不但重视军队中士兵军官的政治思想工作，也重视群众政治思想宣传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北伐大军顺利进军所向披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大军即将开发，虽然北伐军成立了政治部，但部属宣传科仍缺乏合适负责人选。别看这个政治部宣传科长的职位不高，其重要性却不可轻视。当时的情况是，5月，蒋介石已经策划了以排共为目的的“整理党务案”，他的排共倾向已经公开，所以，他是不可能同意把这一职务交给共产党员来担任的。而当时，郭沫若刚参加国民党不久，尽管他接近共产党，钦佩共产党，甚至更像共产党，但他毕竟身份是个国民党员，加之他的名气和影响，蒋介石接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以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和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教授来低就一个宣传科长，郭沫若是不是愿意，会不会答应呢？看来是需要和郭沫若本人好好地谈一谈的。
说起来郭沫若之决定投笔从戎，亲身参加北伐，和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共产党人孙炳文有关。孙又是北伐军后方留守主任，在当时革命工作中很负一些责任。他看到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一职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久悬不决，心里十分着急。孙为人率真爽直，看到郭沫若有意投笔从戎，便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对郭沫若说：
“怎么样？宣传科长，乌纱帽是小了一点啦！”
“那把你的秘书长的官衔让给我如何？这顶帽子不算小啦。”郭沫若故意和他开玩笑。
“我倒愿意把‘留守主任’的帽子让给你，就不知道行不行。”孙炳文也半开玩笑地说。
“谁稀罕你这‘留守主任’，‘主任’再大也是‘留守’；不上前方，让我当主席也不干。”郭沫若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要个什么名义？直说！”
“我只要革命的名义，别的什么名义也不要。”
“好，好。”孙炳文竖起了大拇哥。
周恩来办事要比孙炳文细致，他郑重其事地把郭沫若约请到他临时安排在南华银行楼上的家里，详细地谈当时的形势并诚恳地征求郭沫若对工作安排的意见。
南华银行是英资银行，在广东颇有势力和地位。因为大革命起，英方见势不妙，趁早卷铺盖走了，银行大楼也就被征作革命机关办公。
说是周恩来的家，其实不过是间办公室，除了一张板床，一张办公桌，几把木椅，并不见什么家庭陈设，更感受不到一点家庭的气氛。
周恩来和郭沫若并非第一次见面，加之他们早就一见如故，虽然在郭沫若来说，这还是对周府的第一次造访，却并不感到陌生。又因为郭沫若是由李一氓和阳翰笙陪同，氛围更显热烈随和。双方在说过几句客气话后，坐下不久就很快进入了正题。
周恩来开宗明义地说：
“郭先生，听说你决定投笔从戎，这实在是令人兴奋鼓舞的事，我十分钦佩，也向你表示祝贺。”
“周先生过奖，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北伐虽不一定及于‘兴亡’，但至少是‘国家大事’，我这‘匹夫’还是‘有责’的嘛！”郭沫若和往日有些不同，显得比较谦抑，但他心里也的确如此想。
“国民军总部对郭先生意见十分重视，认为这是国人之幸，国民军之幸。”
“哪里哪里，略尽绵薄，略尽绵薄。”
“不知郭先生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何意见，有何要求？”
“孙（中山）先生说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郭某人要求参加北伐，不过是顺应时代潮流，不是为官谋职。”
“这一点我们深表理解。这也是我们对郭先生深表钦佩的地方。说起为官谋职，以郭先生现在在广东大学的职位和待遇，也就不会到我们部队中来了。”
“这倒是实话。如果为了求官谋职，我郭某人甚至还不会到广东这所谓‘蛮荒’之地来的啦！”
“是的是的，但我们还是应该考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