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向四周蔓延开来。
反映过来的地方官府连连明令禁止传言，可又怎么止的住，古训有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是这个理。
传言使得白莲教义军的生存空间有所宽松，但现在不是十年之后，他们的根基比起后世纵横五省九年之久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时弱的太多。不用乾隆的旨意，湖广总督特成额马上调集了大军联合川陕驻军和河南驻军分路围剿，在北京的旨意到达时白莲教义军已经被逼进了大山之中。
乾隆的意思很明白，是要一举清除隐患。于是中华国就落得了个意想不到的好处，聚集在豫鄂边界的余下二十余万百姓全部遣发至暹罗。而梁明所要付出的仅仅是二十万两银子的礼钱，和以暹罗国发到的一封感谢信，外加几船暹罗的土特产，好歹也要有几个贡品不是？
中华国在这场波动中坐收渔翁之利，得到了天大的好处，两年的移民迁来了四十多万百姓，极大的巩固了中华国的根基。而满清则陷入了全国动荡的开始。
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泡汤了，心情的郁闷可想而知，七旬老头一发生气，后果可就严重了。对待造反之人，满清是向来不讲留情二字的。就好比梁明发家的山东起义，清水教不但土崩瓦解，而且其主导的王伦等五人家族全部被灭，甚至牵连到整个寿张县的王姓百姓，他们的下场是一律斩杀。手段残酷之极。
陕甘、川楚、豫南，最后是五路大军进剿，将白莲教义军紧紧地围在山林之中，并且将当阳县翻了个底朝天，方和志的乡邻、亲朋、师友等等，只要抓到了一律处斩。对于方和志，乾隆可谓是恨之入骨，他可不傻，白莲教起义只是区域的一时动荡，可方和志的缴文却可以动摇整个大清朝。
虽然到了乾隆时期，满清的统治已经极为稳固了，渐渐的也占据了正统的地位。可就这样乾隆依旧要做出一副亲善汉族、友好士子的样子，在几次南巡之中他为了折服江南的汉族士子还特意穿着明朝的服饰，同当地大儒谈经论学，以用来证明自己的亲善。所以，对于方和志他自然不会放过。
不过清军没有很快的实现他的愿望，押解方和志等人进京千刀万剐。豫鄂边界山高林密，义军有熟悉地形，辗转之间就拖住了满清的进剿大军，局势一时间僵持住了。但大局上义军却已经全盘落入了下风，只要不傻他就明白义军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次起义，白莲教在豫鄂两省的主力尽出，若是就这么被灭了那没有个十几二十年是恢复不来的。梁明不想这样就放弃了一个好子，马上命令情报署开展进一步行动。
四十九年九月，河南、安徽、陕西三省再次爆发了起义，主力依旧是白莲教；十月份，四川巴山地区白莲教再次举义。
梁明不求他们支撑多久，只要可以拖上两年，让中华国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迁移来的百姓就可以了，至于情报署用掉的近百万两银子，他不过是“呵呵”一笑了之。
白莲教的突然爆发明限让清廷有些措手不及，虽然很快就调集了各地的大军可毕竟给了义军发展的空间，而且各地用兵也大大减弱了清廷的军力优势。
时间很快就到了年底，白莲教义军屡受打击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河南、安徽的义军除小部分突围至山区外，大部被消灭；陕西、四川义军也都退入了山区；可他们毕竟是支撑下来了，冬季可不是个进山剿匪的好日子，各路清军也退入城镇进行修正，战火暂时得到了平息。
梁明可不想让乾隆过个好年，他怎么着也要恶心一下乾隆，况且第三步计划已经到了花开蒂落的时候了。
离过年还有六天，河南巡抚上了一道紧急奏折。这道折子让乾隆是火冒三丈，南阳知府郭凯峰得人私报当地大族邓氏藏匿禁书，报密之人是邓府的仆人，郭凯峰不敢怠慢当即派人搜查，得扬州十日记、扬州城守纪略、嘉定乙酉纪事、江变记略、嘉定屠城纪略、川中记事等书，现已将邓氏全族捉拿。
“杀”，这就是乾隆的批阅，并批示何裕城责令南阳知府清查，对于这样的人他是想来不留情的，乾隆标榜自己亲善，可在*上他比自己的老子、爷爷可厉害多了。
第171章 血染禁书案（）
乾隆四十九年底至乾隆五十年三月，煌煌中原之疆血光四起。一月份即南阳之后河南洛阳、陈州、开封、归德等地相继出现禁书，中原大地动荡不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邻的安徽、陕西、山西、山东、甚至是直隶都出现了大量的告密者，而查经之后多半属实，旬月之间北方士林人人自危。
及至二月，两江、两湖、闽浙、两广诸省也频繁爆出禁书案；未至三月，四川、甘肃二省也陷入动荡；一时间整个士林掀起了漫天的腥风血雨。
或是贫贱书生，或是富甲一方，只要牵连进去一经着实那就是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甚至不少早已烧毁书籍的士林之家也难逃一劫。
经历了乾隆皇帝的“铁血手段”后，各地上至督抚下至县令，是无一人敢轻言手软，只要查实了就按律定刑，甚至连刑部都不用报例，直接拉出去行刑了。
整个国家，北六省，南八省，全是一片动荡，毕竟被杀的多是学识之人，而这些人在地方上又多是颇有名望的。在中国，读书人永远是联系地方的最佳人选。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无论是地方督抚还是朝廷重臣，抑或是乾隆老儿都已经意识到自己入了个“大局”。统治全国的自己却成了成了别人手中的刀子，还是一把剜自己肉的刀子，这让乾隆很恼火，偏偏布局之人遥遥无踪，这更让乾隆抓狂。但是这刀子依然要扎下去，自己再肉疼也要忍过这阵剧痛。
乾隆不发话，这已经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此一来各省督抚大员就彻底放弃了“挽救”，按着朝廷的惯例硬着头皮走下去了。
对于乾隆而言，他很明白几个月来收监处斩的人中会有很多被冤枉者，可相比于满清的统治而言，这些人杀之不足惜。
朝中的大臣们，地方的督抚们心里也是亮堂堂的，可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劝进之言，更不敢在案子上手软半分，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
雍正年间第一*大案——年羹尧案中，年羹尧的心腹幕僚汪景祺不禁自身惨死，而且被雍正下令挖去了头骨悬挂于菜市口，手段可谓残忍至极。
乾隆即位之初，为了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真他妈的恶心）
可他们这些上表称颂的文人墨客，又怎么料到自己称赞的“明君”，从即位的十六年起到翘辩子，五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多大一百三十余案，可谓发展到了顶峰。
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发于“伪孙嘉淦奏稿”案。此案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轰动全国。各省查拿的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人犯较少的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单单是涉案人员，还没算他们的家人）。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这是何等手段，下及百姓，上至督抚，仅仅是一封假奏折而已。
王锡侯的字贯案更是可笑，乾隆三十四年（1969年），他认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学者查此遣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而且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字犹散钱”，他便想出“以义贯字”的方法，把音或义相同的字，汇萃一处，编写出了一部名字贯的新书。全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共四十卷。由于字贯通俗易懂，便于查找，如以“风”为目，后则列风貌、暴风、大风、小风、热风、和风、低风、风声之类，因而在它未正式脱稿时，就得到不少人的赞赏。在友人的赞助下，字贯很快就出版了。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贯出版后的第三年，王锡候的仇家王泷南仅据字贯自序中说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上书江西巡抚海成，指控王锡候诋毁册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要求革去举人，以便审拟。
海成接到王泷南的状纸后，立即奏朝乾隆。乾隆看了海成的奏折，首先确认了“妄行著书立说”，便批交大学士去处理。后来乾隆翻阅了字贯发现在凡例中将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讳开列，认为“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
当乾隆皇帝开口要重惩王锡候时，海成立即率官员兵丁驰奔棠浦沐溪将王家数十口一并拘捕，装进槛车，解押上就，对王家藏书，逐一翻阅，指出书中“悖逆狂妄之处”连并奏折，上呈乾隆。十二月，王锡候一门在京尽皆斩首，“被诛时情状甚惨”（盐乘），凡为王锡候产诗文写过序、唱过赞歌的一律予以制裁。
乾隆还对在办理字贯案件时，“漫不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