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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4）
在封建社会中，因为还存在着压迫和剥削，对“顺民”们来说，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忍耐”，而对“暴民”们来说，则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阶级斗争虽然只是“部分地”存在，但依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农民起义历朝历代不断发生，但是因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和生产力的无法解放，农民起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功。所谓的“造反成功”，无非是改朝换代。也就是“把你打下去，我来做皇帝”。有的时候，改朝换代以后的新皇帝，比原来的旧皇帝更坏。为什么呢？因为在皇宫中长大的皇帝，他所能够倒出来的“坏水儿”，无非是吃喝玩乐、宠爱美妃、偏听偏信、任用小人、不理朝政等等，而一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杀出来的像刘邦、朱元璋、洪秀全那样的痞子、流氓，一旦做了皇帝，他所能释放出来的坏能量，可就不是一个“宫廷娃娃”所能够比拟的了。
在封建社会中，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哪怕发生一千次农民起义，其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倒楣受苦的，还是老百姓。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也不是打倒皇帝的结果。因为农民头脑中没有资本主义思想，不懂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只有开明的地主阶级本身（包括其知识分子）认识到从佃农手中一升一斗地收取地租不如经营工商业更发财，只有地主阶级因为从事工商业、改变了生产关系、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把自身变为资产阶级之后，才有可能通过武力或非武力把政权夺到手里，从而把社会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至于一个社会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和有没有皇帝关系并不大：像日本和英国，虽然至今仍有帝王，但是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它们都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封建主义国家。特别是像瑞典那样的国家，至今还有国王，但是他们的瑞典工党按照恩格斯的“议会斗争”路线，没有发动武装革命就成了执政党，如今却已经建成了富强的“福利国家”，国民收入超过了美国，排行世界第一，并且敢于对外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从理论上说，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农民起义，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因为从太平天国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进行的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了。尽管毛泽东曾经说：“洪秀全已经开始接触西欧的文化和民主思想”，但他只是借“天主”之名，推行的却是封建迷信那一套，即便革命成功，依旧是改朝换代，而且事实证明他当皇帝比前朝的皇帝更坏。直到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才是代表地主、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非常遗憾的是：历史证明，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进化到资本主义，并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而是开明地主进行改良的结果。因此，造反绝不等于革命。革命的目标，绝不是把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要把穷人变成富人；绝不是推翻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建立一个更专制独裁的政府。革命成功的前提，第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成熟；第二是领导集团要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和理想的社会制度作目标；第三是领导人必须放弃本人及子女的特权。不然，封建主义就要复辟（直到1949年，中国虽然有少量的民族资本家，但还没有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因此不存在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回顾历史，判断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件事情是推动社会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发展；是改善人民生活，还是使人民生活倒退。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评判《水浒》及其人物，也必须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来进行。
很明显，一百单八个水浒“英雄”们所带给社会和人民的，主要是破坏，是倒退。特别是在“辽兵犯边”、“金兵南下”那个历史时期，他们所起的作用，是扰乱社会治安，分散抗敌兵力。他们没有造福人民，也没有推进社会发展。——很明显，即便宋江不投降，而是“革命成功”，取得了政权，当上了皇帝，一定也是个善于权术的坏皇帝，而不会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好皇帝。特别是被吹捧为“彻底革命派”的李逵之类，一旦取高俅而代之，流氓无产者当权，结果无非是胡作非为，不会比高俅好到哪里去。
八、《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5）
毛泽东的历史观，把人类所有的历史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史”，就很值得商榷（因为人类形成阶级之前，也应该有“历史”）；至于他说的“农民起义一次，生产力就大飞跃一次”，则绝对是错误的论断。正确的结论，似乎是“历史上农民起义一次，生产力就遭到一次极大的破坏”。张献忠、李自成发动农民起义以后，义军杀过去，官军杀过来，到了崇祯年间，全国杀得只剩下了不到五千万人口（注意：当时的江南基本上没有遭到太多的兵燹，可见陕西、河南、四川等地还剩下了多少人），整个四川都快没人了，不得不来一个“湖广填四川”。田是要人来种的，工也是要人来做的，人都杀光了，还谈什么“生产力的飞跃”？但是这就是真实的、惨痛的历史，是社会发展中所必须经过的历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毛泽东不但把所有的人类历史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史”，还特别欣赏 “流氓无产阶级”。他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但是马克思却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份，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中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像李逵这样出身农村的流氓地痞杀人犯，也曾经被“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如姚文元之流吹捧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但是我却绝不相信他们的“革命性”。鲁迅笔下的阿Q，肯定属于流氓无产阶级无疑；他对革命以及革命成功以后的向往，也不过是到“秀才娘子的床上去滚一滚”，然后再把吴妈或小尼姑据为己有。阿Q的“革命”，宋江、李逵等人的“革命”，从他们的人性和阶级本性出发，绝不会比张献忠好多少。
这些道理，六百多年前的施耐庵，当然是不懂得的。他出于本人、本阶级、本民族所受到的压迫和痛苦，迫切希望推翻蒙古人的残酷统治。但是他也和封建社会所有的士大夫阶层一样，头脑中不可能突然间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他们的头脑中，最最理想的社会，是有一个英明的好皇帝，有一个贤明的好宰相，没有战争，没有盗匪，官员廉洁奉公，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反过来，如果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到处是贪官污吏、土匪恶霸，甚至还有不讲理的异族统治，那就应该起来造反。至于造反以后应该怎么样，可就不是他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所能够想到、所能够解决的了。
因此，施耐庵编撰《水浒传》，主要目的就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鼓动人民起来反抗，宣扬民族励志，呼唤的是“民族强悍”，并指出一旦参与造反，就不能投降，一旦投降，结果等于自取灭亡。宋江故事，只是这个中心思想的外壳。
简短的结论：《水浒传》不是一部写农民起义的书，宋江等人只是盗匪，而不是农民起义军；也许可以称为“好汉”，但绝不是英雄。其中大多数是“铁杆儿歹徒”，一向作恶多端；只有少数几个人是被奸臣贪官所害，被逼上梁山；有的还是被梁山盗匪所害，无可奈何才成为盗匪的。他们只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没有施恩泽于人民百姓，更没有想到要去抗击全民族共同的敌人：辽兵和金兵。作者客观地暴露封建统治的残酷与黑暗，宣扬“霸意识”，暗示“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动百姓造反，呼唤全民强悍。但是囿于作者的认识水平，不能指出理想的社会应该怎样，只能指出要造反就要彻底，投降是没有出路的。施耐庵当然知道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是坏人，但是在异族统治下，一方面敢于反抗就是积极，一方面也希望社会越乱越好，社会越乱，越不好治理，就越便于推翻。因此，他的“善杀人者即英雄”观点，违心地推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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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浒》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