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国民党当局颁布了《著作权法》，规定出版物如有违反“党义”，或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由内政部拒绝注册。1929年，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同年还颁布了《查禁反动刊物令》等查禁书刊的法令。1930年先后颁布了《新闻法》和《出版法》，规定书刊在创刊前必须申请登记，批准后方可出版，《出版法》还规定涉及“党义”的图书须交###审查，实际上，文艺、哲学及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也一样要送审。图书审查制度在1930年以前已经存在，如大学院早在1927年底公布的《新出图书呈缴条例》，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出版条例原则》等，只是当初比较隐蔽，规模也比较小，实施效果未见显著而已。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查禁普罗文艺密令》，附抄作家名单，行动明显政治化，惩处手段也更为严厉。1934年2月，中央宣传部突然发文，一举查禁上海出版的149种文艺图书，震动了上海书业界。为此，一些书商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便联合建议由官方审查原稿，即实行“事先审查”。以“预惩制”代替“追惩制”，作为鲁迅所说的“党官、店主和他的编辑们”的共谋的产物，这是一大反动，也是一大倒退。于是，一个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机构，于1934年4月正式成立。6月，审查委员会开始运作，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须于付印前将稿本送审，甚至翻印古书也不能例外，如不送审，即“予以处分”。在审查过程中，检查官随意删改，而且被删的地方不许留下空白，即所谓“开天窗”，不使留下刀斧的痕迹。据国民党###及中央宣传委员会编审科印发的文件，1929年至1934年间，被禁止发行的书刊约887种；1936年通令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达676种。除了上海，各地政府也大肆查禁，仅北平一地，1934年焚毁的书刊便有1000多种。除书籍遭灾外，还查封捣毁出版机构，迫害出版界人士。如1929年查封创造社，1930年查封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查封北新、群众、东群等书店，其他如出版左翼书刊的湖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等也先后被封。1935年，《新生》杂志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触犯“友邦”日本天皇，主编竟至于被判处徒刑，连检查官也因此被撤职，审查处被撤销；###还发出通令，禁止阅读有关《新生》案的新闻。由于此案的牵涉，审查委员会暂停工作，但是审查工作仍在进行，只是由党部机关转到政府部门而已。
当然，也还不能说国民党政府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有不少的出版机构是官办的，发行书刊不在少数。据1936年出版的国民党政府《内政年鉴》统计，全国报刊共1763家，其中国民党的党政军报刊就占了三分之一；而且一些民办报刊也是与官方有关系的。这样，在出版界，只好大量推出数学教科书和童话，或者极力赞美“春天”，商业性、消遣性的倾向愈来愈严重，而严肃的，进步的，带有革命倾向的书刊，却不得不采用假书名、假封面而艰难面世。
2。鲁迅“带着镣铐进军”
鲁迅在上海十年，同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相始终，真可谓“运交华盖”，没有选择和退避的余地。从左联青年盟友被害起，他便致力于揭露国民党的禁锢的文化政策，由于书报审查直接威胁到他的生存，他不能不设法改变自己的写作策略，在一个重新确立的向度上，开始他的谓之“带着镣铐的进军”。
在一个失去自由言论的环境里，鲁迅特别注重史料的保存，也即“实录记忆”的保存。他说是“立此存照”，或说是禹鼎所浇铸的鬼魅，使罪恶的形相不致于轻易地自行消匿。他常常感叹中国人的健忘。对于“集体记忆”，不是国家有意识的使之遗忘，就是社会的无意识的遗忘，因此，他觉得十分必要地与强大的遗忘倾向作斗争。但是，这显然是为他内心里的伟大的憎所驱使的，而不仅仅出于历史的使命感。他揭露说，“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之前”，这种本土法西斯放到世界史上也还算得十分“前卫”的。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章中，记录了不少当局查禁书刊，压迫书店的事例，《且介亭文集二集》的后记，还十分详细地保留了一批禁书目录，还有审查委员会的活动情况。他还指出，不但对本国的作者和作品如此，甚至对于一些翻译过来的世界名著也如此；“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压迫是日渐加紧，形势十分严峻。他描述说：“现在的书报，倘不是先行接洽，特准激昂，就只好一味含糊，但求无过，除此之外，是依然会有先前一样的危险，挨到木棍，撕去照会的。”在《花边文学》序言中，他十分愤慨地质问道：“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在这里，他使用了“奴隶文章”一词，这是文化专制政策的必然产物。所谓奴隶文章，就是失掉反抗意识，缺少独立思想，没有骨气的文章。对此，他写道：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
对于这类以摧残为事业的“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官派检查员”，鲁迅是十分痛恨的。这类家伙，大抵是文界的败类，在他们为官方所利用，做定了检查官之后，仍然会与旧日的“文探”、“文痞”、“文氓”相勾结，所谓文坛上的事件，往往缘此而来。正如鲁迅总结的那样：“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是发表在英文月刊《现代中国》上的一篇暴露较为全面的文章，其中写道：“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糊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但也有别样的检查员，鲁迅在信中写到：“听说，检查的人，有些是高跟鞋、电烫发的小姐，则我辈之倒运可想矣。”对于“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者”，鲁迅在书信中多次勾画他们的嘴脸。如1934年8月31日致姚克：“出版界也真难，别国的检查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同年11月28日致刘炜明：“现在当局的做事，只有压迫，破坏，他们那里还想到将来。在文学方面，被压迫的那里只我一人，青年作家吃苦的多得很，但是没有人知道。上海所出刊物，凡有进步性的，也均被删削摧残，大抵办不下去。这种残酷的办法，一面固然出于当局的意识，一面也因检查官的报私仇，因为有些想做‘文学家’而不成的人们，现在有许多是做了秘密的检查官了，他们恨不得将他们的敌手一网打尽。”1935年2月4日致杨霁云：“禁止，则禁止耳，但此辈竟连这一点骨气也没有，事实上还是删改，而自己竟不肯负删改的责任，要算是作者或编辑改的。”凶险，阴暗，虚弱，主子和奴才是一样的德性。早在1931年，鲁迅便著文指出，统治者“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然而，他向世界宣布说：“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在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恶辣的文化政策的时候，鲁迅常常“算旧账”，“刨祖坟”，把古今的反动力量勾连到一起。如《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诸篇，就是专门剖析明清文字狱档的。他要让青年读者明白，中国的统治者及士大夫文人，是历来如此的。他们通过文化上的结盟，掩盖历史，肆意涂改和伪造历史，钦定经典，垂范将来。结果呢？他指出：“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种种的“治心”“箝口”法，都一例无改于改朝换代的结局，那就是专制统治的覆亡。
以鲁迅这样的反抗政府的有影响的人物，必然最先感受到出版界的这种压力。他说：“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一定要得到文力的征伐的。”所谓“武力征伐”，指的是通缉、恫吓、不得已的隐匿与逃亡；而“文力征伐”，除了众多“覆面的英雄”的各种造谣攻击之外，就是整个的出版审查制度的压迫。而且是愈到了后来，压迫则愈甚。什么“自由”与“人权”，是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体会到它的实质的，所以，他决不会花费口舌，与直接或间接掌握他的自由与人权者去讨论这类问题。
1932年12月26日致信张冰醒说：“现在行止颇不自由，也不很做文章，即做，也很难发表”；到次年底，致信山本初枝时，则说是：“我的全部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列。当局的仁政，似乎要饿死我了事。”后来不在日报上投稿，只应付杂志约稿，而且为此不得不做得更“含糊”，更“晦涩”，更“吞吞吐吐”，结果还是不行。例如像他自己说的，有一篇短文，“是讲旧戏里的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