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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七十三）
一个多小时后，第七兵团指挥部通往军分会的电话又响了起来，傅作义对副官道：“你接，徜若是军分会问我们停战撤军情况时，就说我到前线视察去了。”副官拿起电话，刚：“喂！”了一声，只听对方问道：“是傅总指挥吗？”“喔，你找傅总指挥啊！他到前线去了。”副官刚说到这里，只听电话里传来冷冰冰的声音：“嗷，那你告诉我，你是谁，你们第七兵团为什么不执行军分会下达的停战撤军的命令？”副官急忙答道：“我不知道，我到前线去找傅总指挥来告诉你。”说完放下电话，对着傅作义将舌头一伸然后道：“代理委员长很生气，说话冷冰冰的，您看，我汗都吓出来了。”两小时后，通向军分会的电话又响时，傅作义拿起电话道：“我是傅作义，有什么事，请讲。”只听对方说道：“我是何应钦，其他各兵团已经执行军分会的命令，将部队后撤，第七兵团必须尽快将部队撤至高丽营一线，否则后果自负。”说完挂断了电话，傅作义一边放下电话，一边叹息道：“我们的血又白流了。”
二十五日，中日双方正式谈判，并签订了《中国请求停战，日本同意停战》的协议书。二十七日北平军分会参谋长黄绍竑至卢山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汪精卫报告与日本代表谈判的情况。汪精卫听后对蒋介石道：“日方此次所提条件，只限于军事，不涉及政治，又不影响我国领土主权和国际地位，比预想的要容易接受的多。日中局势缓和后，可使我国之军队和人民得以复苏和养息。我看完全可以接受。”蒋介石思索了片刻，对黄绍竑说道：“你回去告诉何敬之，此次事变他处理得很好，我和汪院长都很满意。”五月三十一日，中国军队首席代表北平军分会参谋部厅长熊斌少将与日军首席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茨在塘沽仓库楼上会谈。会谈开始后，冈村宁茨拿出日方提交的停战协定草案，对中方代表说道：“此草案为关东军最后的定案稿，不可以改动一个条款，甚至是一个字，且必须在十一时以前答复。”熊斌接过草案见条款中所有扰乱视察等词纯系羞辱中国，眉头皱了皱，轻轻地微微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便向日本代表提交《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议定书》。冈村宁茨接过看也不看，即朝桌上一扔道：“我已说过敝国所提议定草案，乃是关东军最后定案稿，不可有片言只字之修改，贵代表必须在十一时前，作‘是’与‘否’两样答复。至于有何声明，须待停战协定签字后，再作商议。”如此居高临下之谈判方式，说话之态度，令人实在难以接受。熊斌本欲据理力争，但临来时，何应钦和黄绍竑千叮咛万嘱咐的：“停战为第一要务。”无论日方怎么刁难也要注意忍辱负重，只好于十点五十分时，在冈村宁茨提交的《停战协定草案》上签字，即《塘沽<；停战协定>；》协定共有五条，内容如下：
一、中国军队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洲、香河，宝坻、宁河，、林亭镇、芦台所连之线以南地区。今后不得越过该线前进，又不得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军为确认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作视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予以便利。
三、日军确认中国军队已撤退至第一项协定所定之线时，不超越续行追击，且自动撤归长城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协定之线以东，以北地域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担任之。又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并以此为证。
双方代表签字盖印
*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百七十四）
《塘沽协定》是*建国以来，自袁世凯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后又一极大的卖国条约，它不仅使国民政府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还使满洲国的西界 进抵长城线并造成了冀东之宁河、宝坻、三河、顺义、怀柔、昌平、延庆、密云、兴隆、都山、抚宁、迁安、迁西、遵化、平谷、滦县、玉田、丰润、卢龙、蓟县，昌梨等二十二个县一万三千平方公里之土地上，中国政府不能驻兵，主权尽失。直接威逼北平、天津及华北的安全。使日本侵略者势力进一步扩张，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武田信义也因关东军又为日本帝国升疆拓土，有功而晋升为元帅。就在日军夺占山海关，兵分三路，威逼热河时，因反蒋兵败而被解除实际军职，在张家口隐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见日寇又起兵锋，乃急电“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南京诸公：榆关已失，热河告急。外交析冲，已陷绝境，此诚全国奋起抗战之时，请南京诸公迅速动员全国抗击日寇，冯某不才，愿为抗战而死，上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紧接着又向旧部将领和各地要人：两广的胡汉民、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李济深，上海的程潜、李烈钧，以及共产党方面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或发电报联系，告以“华北危急，当与暴日作殊死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收到冯玉祥的电报后，乃派员持亲笔信往张家口，召冯玉祥进京，并令来人转告冯玉祥到南京后，“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可任焕章兄选之。”冯玉祥道：“华北局势已是寇深祸亟，危如累卵，非我人谈论做官之时，亦非我人坐谈抗日之时，乃是应该紧急动员全国，集中力量与暴日作殊死搏斗之时，不仅我冯玉祥不该南下，还应该是委员长等中央大员亲临指挥之时，我已抱定谁愿意抗日，我就愿意与谁合作，并服从其领导，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冯玉祥的仇人，决无与其合作之可能。”冯玉祥的爱国热诚得到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冯玉祥的昔日爱将吉鸿昌最先来到张家口和冯玉祥见面，便长跪于地上对冯玉祥道：“现在日寇又大举侵犯我国。观日寇之动静，其志不光是热河，还有危及我华北的可能。可是，直至现在未见我国民政府有切合实际的抗日举措，我特来此，求老首长设法，给鸿昌挥戈上阵，杀敌报国的机会。鸿昌虽死也决不遗憾。”冯玉祥道：“我何曾有一日忘却倭寇之患，可叹的是自上次联络阎百川反蒋失败后，我被解除了军职，昔日之旧部也走的走，散的散，剩下一小部份也被改编，我现在眼见热河，华北危如累卵，心中急得如火燎汤煮，满心想抗击日寇收复失地，可又苦于无兵无饷又无权，实在是难受死了。”吉鸿昌道：“副委员长为人一向是光明垒落，在民众的心目中威望很高，现在的民心是，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只要是副委员长振臂一呼，爱国志士必蜂拥来投，至于饷械，我们可以通过募集和杀敌缴获以作补充，我临来时，将家中旧有房舍田产一一变卖，筹集了八万余元，先交给老首长。”届时充作军费说着从贴身衣服的口袋中将存单取出交给冯玉祥。
（一百七十五）
冯玉祥拿着存单热泪盈眶地说道：“将军毁家以纾国难，其志可嘉，就算是饷械问题不忧虑，但是有一样确值得忧虑，蒋介石一直把我我当作是他的政敌，以前我执掌西北军，部下有战将百余员，雄兵数十万，尚且被他运用，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等纵横捭阖的手段整垮了，解除了我的军职，以致我迫于无奈，隐居于此。一直提倡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个领袖的蒋公对我重新组织军队必然是心怀猜忌而横加干涉，我也可能成为他再度攻击的对象。”说到这里，冯玉祥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不过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也顾不得这些了，走一步算一步吧！我们同心协力地干，你就准备担任前敌总指挥吧。”不久冯玉祥的旧部将领孙良诚、高树勋、张凌云等听说冯玉祥准备组织军队，迎战日寇，皆变卖家产携资来投，以备购置枪械和充作军费。一些民众武装：周义寅、徐荣华、李廷振、王英、宋敬久、马金良、乜玉岭、胡云山、曾中田、李海山、宋振玉等部以及无人统领的义勇军也相继投奔冯玉祥，中国共产党也派宣侠父率一部份武装投奔冯玉祥的麾下。在张家口集结的民众抗日武装达一万五千余人。五月二十四日占领多伦的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坂本政右卫门率军南侵，守卫怙源的中国军队无人指挥，纷纷后撤，日军遂占怙源，察哈尔省形势危急。张家口社会各界民众及驻军代表认为时机紧迫，奋起抗战，刻不容缓，当即组成察哈乐省民众救亡御侮大会，经大会决议，成立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冯玉祥闻政府已向日本乞和，并已下令抵御日寇南侵的中国守军各部停战南撤十分愤怒，乃于五月二十六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就职。并发表就职演说。冯玉祥说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其他弱国一样，成为列强欺凌和掠夺的对象。战争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地消耗，并严重地破坏国家的建设。战争的赔款，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