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成为列强欺凌和掠夺的对象。战争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地消耗，并严重地破坏国家的建设。战争的赔款，资源地流失，导致了中国和被欺凌掠夺的弱小国家一样，愈穷愈弱；而靠欺凌掠夺弱小的国家的列强也就因之而愈富愈强，靠掠夺别国资财而强盛起来的国家，其贪婪的野心，也随着自己的富强而膨涨，我们的东邻日本，就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贪婪到极点的国家。日本国人口至今不足一个亿，国土面积也仅是三十余万方公里的三岛而已。以前也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小国，自明治六年，稍微富强一点便铤而走险，对中国实施侵略。从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尝到了甜头。随后日本制定了向中国扩张的国策。如果说从一八七四年至一九二六年，这五十多年，日本的国策是向中国扩张，而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日本国的国策就是要灭亡中国。我的结论是从日本国这几年接二连三地，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而且其战争规模越打越大推断出来的。我们中华民族是古老文明的民族，我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是中华民族向来也不惧怕战争，并且富有不屈不挠的斗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也不愿我们的子孙受外来侵略势力地奴役，因此我们要与日寇决一死战。我们今天在这里成立抗日同盟军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要抵御日寇地侵略，保卫我们的家园。
（一百七十六）
而另一个原因，而且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政府面对日本地侵略，不去动员和组织民众抗击日寇，却将国防力量消耗在无休无止的内战上。说到抗日，他们就说日本强盛，现在抗日还没有准备好。什么没准备好？日本国虽然强盛，但其人口只有不足一个亿，我国的人口有四亿五千万，徜若是我们的政府抱定与日寇决一死战，拼将牺牲一个亿，日本国又能奈我何！对付日本的侵略，我们奋起拼搏，即使牺牲了一个亿，还有三亿五千万，为了尚存的三亿五千万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受日本侵略者地奴役，即使牺牲一个亿也值！徜若我国政府真能动员全国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拼死一搏的话，日本政府他还敢这样接二连三的侵略我们吗？日本人口总数不足一个亿，也并不全是好战者，这不足一亿的人口中，还有不能上前线的老弱妇孺，还有不愿战争，懂天理的，维护正义的，热爱和平的，正直的、善良的，数以千万计的日本人民呢！日本政府的扩张主义者们只不过是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将他们的人民，充当他们实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炮灰而已。面对日本国的侵略，*自建国以来，从袁世凯到现在的政府，前朝有好多好的东西，没有继承下来，唯独每遇外患则与之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直至割让土地，我们大家想一想，如果任由我们的政府这样下去，中华民族的主权岂不是愈来愈少，我们国家的版图岂不愈来愈小，任其下去，我们将以何赖以生存，我们的子子孙孙又将以何赖以生存。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的政府不动员和领导全国民众与日寇作殊死的抵抗，以求实现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伟大历史使命，却将希望寄托于国联。当然国际联盟也能主持正义，在舆论上遣责日本，在道义上支持我国。可是当我们自己向侵略者一味地退让，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拱手相让给侵略者的时候，难道我们还指望国际联盟代替我们，向日本侵略者讨还被日本侵略者霸占的大片国土吗？中国有句古话，求人不如求自己，倚人都是假，跌倒还需自己爬。今天我们在这里成立抗日同盟军，就是要抵御日寇的侵略，收回自己的国土和主权。抗日同盟军的宗旨是：外抗暴日，内除国贼，武力收复失地，对日绝交，反对任何妥协。联合世界所有平等待我之民族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势力，共同奋斗，完成中国的自由和独立。“冯玉祥的就职演说，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冯玉祥一贯主张抗日，如今举起了抗日的大旗，不光是察哈尔人心大快，在全国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各省各地皆有人纷纷来投。曾为陆军上将安徽省主席的方振武因为政府不抗日，而挂冠而去，又因为方振武挂冠而去，旧部两个师也哗变而去，方振武将此两个师改编为抗日自卫军，如今见冯玉祥在察哈尔举起抗日大旗，也毁弃家产卖掉祖屋，率众来投，仅十数日抗日同盟军就发展到八万多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张家口，冯玉祥抗日同盟军大旗下，决心与日寇决一死战，报国杀敌的仁人志士，有工人、有农民、有爱国的学生、也有爱国的军人。
（一百七十七）
为使抗日同盟军成为一支坚强有力的队伍，尽快走上抗日的战场，六月十五日，抗日同盟军召开军民代表大会，将现有人员编为六个军，又九个师，又一个旅，制定了抗日同盟军的纲领，选举了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第一届军事委员会委员三十五人，侯补委员二十九人，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张允荣、邓文、佟麟阁、张人杰、邱山宁、宣侠父、张幕陶、孙良诚为常委，冯玉祥为抗日同盟军主席兼总司令。冯玉祥任命方振武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兼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吉鸿昌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邓文为左冀副总指挥，李忠义为右冀副总指挥，率领大军北上，迎战日寇，收复失地。六月二十二日抗日同盟军王德重部与守卫康保县城的日军激战，日军不敌，弃城而逃，王德重部乘机收复康保。二十三日，吉鸿昌率部攻击宝昌，又令副将李忠义攻击怙源。宝昌、怙源两地守军只有少数的日军，大部是张海鹏的伪军，抗日同盟军与之在两地激战数日，七月一日守卫宝昌之敌寡不敌众，乃弃城往多伦溃退，怙源守军乃张海鹏之部将姓刘名桂棠，随张海鹏叛国投日，乃迫于形势，今见宝昌守军向多伦溃退，趁机和抗日同盟军联络率部反正，加入抗日同盟军，在刘桂棠的带动下，很多被迫胁从的伪军，纷纷反正来投。抗日同盟军益发势大。冯玉祥遂令吉鸿昌、方振武率领抗日同盟军一鼓作气，向察哈尔省首府多伦进发，准备收复多伦。七月四日，吉鸿昌令副将李忠义率部为中路，部将张凌云率部为左冀，刘桂棠率部为右冀，自与邓文统大军为总预备队，浩浩荡荡向多伦而来，七日夜下达总攻击令，至八日拂晓，攻克敌军战壕两道。天明之后，敌军得飞机，大炮支援，战斗异常激烈。九日、十日抗日同盟军仍连续进攻。十一日吉鸿昌亲自指挥敢死队爬城猛攻。至十二日晨一时。从南、西、北三门攻入多伦城内。城内日伪残部仓皇逃走。抗日同盟军乃收复沦陷了七十二天的察哈尔省首府多伦，接着收复了商都张北等地。也算是天理昭彰，刚刚荣升至日本军队最高军衔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爬到用中华民族鲜血染红的军阶阶梯最高层，元帅衔后，乐极生悲，不久就身患重病，在病中忽听冯玉祥从关东军手中又夺回了察哈尔省首府多伦和张北等地重镇时，气怒交加，瞠目而亡。
抗日同盟军的节节胜利，严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乃指责*违背《塘沽协定》所定条款之第一条和第四条，*不得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装团体，又不得作一切抗战扰乱行为，并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汪精卫，当即向冯玉祥发电报指责：“焕章兄，在察抗战，乃是走不通的一条死路，当速赴京，徐图救国大计。”冯玉祥对汪精卫亲日向来反对，今观汪精卫在电报中责备自己抗日，乃复电讽刺道：“何敬之代表国民政府刚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但政府似乎还和日本还达成了抗日有罪的不成文的协定，按照这个协定，我决定抗日就是找死。但是死在抗日的旗帜下，我的良心是平安的，我宁为抗日而死，也决不离开此地。”
（一百七十八）
汪精卫收到冯玉祥的电报后，拿着冯玉祥的电报来见蒋介石，对蒋介石道：“这个冯焕章，中央多次发电，促其南下，彼一直坚持与中央分庭抗礼，今又为了笼络民心，煽动抗日，今在察北所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发展迅速，人数已达十余万，在察北影响很大，对日本人刺激也很大，日本人向我政府提出抗议，如不设法制止其抗日行为，激怒了日本人就麻烦了。”蒋介石听了汪精卫的一番话，从座位上站起，离开办公桌，倒背着双手在室内蹓跶了好几圈后，对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侍卫官道：“给何敬之发报，令庞炳勋、冯钦哉、关麟征等部进驻沙城，怀来、延庆一线，以王以哲、徐庭瑶率部进驻平绥线，领傅作义率部由绥远，沿平绥向察哈尔推进。”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指令从七月九日陆续调兵进逼张家口。日军北路军总指挥第六师团师团长坂本政右卫门见中国军队有围攻张家口的迹象，大喜，立即令平贺旅团，又配以张海鹏伪军两万余人，共计兵力约五万人向察哈尔发动进攻。冯玉祥见何应钦调兵进逼张家口，日军也很巧妙地与其配合向察哈尔进攻。知道自己和抗日同盟军的抗日行动激怒了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为了自卫，乃令吉鸿昌、方振武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对敌作战，一路回师，在张北和宣化驻防，并准备迎击北上之中央军。十八日中央军铁甲车突然北上，开过下花园，冯玉祥为避免和中央军发生直接冲突，延缓内战爆发，下令炸毁铁桥，阻止中央军北上，谁知这一本系为国家和民族安危的举动，更激怒了国民政府当局，汪精卫与冯玉祥向来不和。得着这个机会又向蒋介石进言道：“冯玉祥此举已经表明其反抗中央的态度，我建议军事委员会对冯采取武力解决。”一直对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深怕冯玉祥军事实力发展后，会东山再起拥兵自重，成为自己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