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
我再一次赢得了我的面子,尽管这次我对面子问题已毫不关心!在今天,日本人开始了他们的狂轰滥炸——就是说推迟了一天。从上午的十点半到中午的十二点一刻,从下午的一点一刻至两点半,我们又遭到了相当严重的轰炸。除了来做客的克莱因施罗特外,大概有28个中国人蹲在了我的防空洞里,其中我所认识的还不到14人。在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邻居是鞋匠,在和平时期,对鞋子的价格我们从不能达成一致的协定,因为他总是把自己返还给佣人的扣头也算在内,对这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起其他的防空洞,我的防空洞并没有好多少,但它是在一个德国人的名义下建成的,可能也因此而显得特别的牢固。在这一天,我还经历了第五次、第六次空袭。我的中国工人,他们全都陷入沉默。如果没有克莱因施罗特和我的对话,防空洞里根本就听不到说话声。有人说,人就是这样慢慢地习惯战争的。可是此时这话也不能说是完全正确。我们极度紧张地注意倾听着空袭者突然俯冲的呼啸声,时时刻刻地等待着落下的炸弹声。今天的情况十分严重,肯定投下了不少的炸弹。到后来,我们不再计数了。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我们感觉到了大地在颤抖,我们觉得所有投掷的炸弹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但是,根据我后来的查看,这些炸弹都落在了离我们的房子比较远的地方。
当第二次空袭结束的信号(长信号)宣布后,我就坐车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目标很明确,他们特别针对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因为那里有中央广播电台的行政机关及播音室。在今天上午,电台还曾请我们去收取一笔欠款,幸运的是一个意外让韩(湘琳)先生和我没能去成。否则,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会正好赶上轰炸。我仔细查看了轰炸的走向。第一批炸弹坑就在距离施罗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汉口)约200米远的地方,直径约6米,深2~4米。现场和战壕周围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施罗德家房子西边的窗玻璃全都被气浪震得粉碎。除此以外,没有发现别的损失。在第二批扔下的炸弹中,有一枚落在了铺有石子路面的繁华街道,也就是中山路有可能是中山北路。上,就在紧靠我们称之为“巴伐利亚广场”即山西路广场。的交叉路口,离德国大使馆不是很远。这个弹坑很快就被填上了,看来这枚炸弹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再往南一些,就在礼和洋行办事处附近繁华街道旁边的空地上也有一个弹坑。它后面大概有4~6所房子全都布满了窟窿,屋顶严重损毁。我没有听说有人员伤亡,可能是当警报拉响后所有人都离开了房子。而紧靠中央党部大门的西边看上去情况要严重得多。通向交通学校(以前的炮兵学校)的街道拐角被炸没了,拐角处的一所房子也消失了。在它的后面,也就是紧靠城市铁道路基(火神埃利亚斯)的旁边,两枚炸弹共炸毁了6所房子。一大群人围着这个巨大的弹坑,正从这些废墟里寻找出尸体碎块,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人群里寂静无声,只听见站在后面的妇女们在哭泣。在炸毁的房屋前面,居然有两个十分简陋的防空洞没有遭到损害,里面的人也没有受到伤害。
我没被允许进去中央党部。据说在那里投下了5枚炸弹,当场死了一些人(具体数字没有公布)。在机关大楼的后面,最后一枚针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炸弹投中了一个靠墙的防空洞,炸死了8个人。一个从防空洞里朝外张望的女人的脑袋没有了。只有一个大约10岁的小姑娘奇迹般地幸免于难,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见她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讲述着她的经历。现场已被军队封锁,人们正在最边上的一口棺材前面焚烧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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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
今天天气很闷,还飘着小雨,因此没有空袭。我听说,那个带着使馆全体人员登上在下关码头游弋的美国军舰“吕宋”号的美国大使现在已经做出决定,不离开它目前停泊的位置(我不是说过吗?——英雄精神也会传播的!)。从一开始,英国大使和法国大使就坚决反对日本人要他们离开南京的要求。据说我们德国大使也同样留在了南京,也有说他是去临近城市(芜湖?)旅行了一圈返回来的。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的面包师(谢尔先生)搬进了前哈普罗公司一名职员在新住宅区的一所房子里,在别人眼里,那里特别安全。可是经过昨天的那阵空袭后,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它了。所以,今天他又搬家了。至于搬去了哪里,我还没有找到。糟糕的是,谢尔不再烤面包了,因此我们也不再有面包了。我刚从国家资源委员会带回了一张价值1500英镑的订单。能在战火纷飞中得到这样一笔订货真是幸运,虽然这只是个一般性成绩。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寄来了一封信,信中亲切地表达了理事会对我安全问题的担心。根据该信的意思,我可以采取一切我认为对我个人安全有利的方法,这也包括离开南京。多谢了!这封信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如果我选择留在这里,我的战争保险该怎么办理呢?对此,可能会来一个答复。
9月24日
在以往,阳光明媚的一天会让大家感到高兴,但是,现在我们却对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感到恐慌。阳光明媚的天气对我们来说就意昧着日本人的空袭,为此我们都在祈祷晴天尽可能地少到来。昨天是阴雨天,所以我们没有挨轰炸;今天听收音机里报告说,一个由40架日机组成的飞行大队昨天已经飞往南京,但在半路上又折了回去。今天下雨了,云层很低。所以我们都高兴地走了出来!所有报纸上都刊登了全体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对违反国际法空袭南京平民的抗议。日本人对此却回答得很平静,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轰炸了建筑物或是军事目标,绝对没有伤害南京平民或是欧洲友好国家侨民的意思。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炸弹并不是针对军事目标,而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而且据调查表明,受伤害最严重的是平民百姓中最贫穷的那部分人。挤满难民的火车和仓库,受到了最猛烈的轰炸。上海市民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最近,在一场猛烈的轰炸和在防空洞里蹲了几个小时以后,我打开收音机(波长600——上海),想换点音乐来听听,却听到正在播送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到最后,播音员还情绪激动地说:“此乐曲是上海殡葬机构理事会的深情奉献!”
在这个时候还有比这更好的奉献吗!
德国大使馆送来了一份请柬:
定于今天(星期五)下午3时30分举行座谈会,敬请全体德国公民参加。
9月25日
阳光明媚,天气晴朗!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迎来空中来访的客人。如果紫金山被乌云笼罩,那就不会有危险存在,因为朋友和敌人都担心自己的飞机会撞上山头。这是中尉阿德霍尔特对我说的。他一定知道这事,因为在这儿他是探照灯和高炮方面的专家。
据今天德文《远东新闻报》的简讯报道,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已经做好了准备来保障留在南京的德国人的安全。听到这消息后,我们都急切地想知道他要怎么保障。昨天在大使馆举行的座谈会上,他透露了一项很不错的计划。他向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每天租金为1000墨西哥比索的英国轮船——“库特沃”号,据说,这艘轮船将载着凡是能离开的德国人溯江而上,也就是说离开危险区,但不会太远,为的是方便不久后可以及时返回来。
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遗憾的是,对于应该怎样登上这艘轮船,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因为还缺少必不可少的运送我们登船的摩托艇。尽管大使馆的几位官员(许尔特尔和霍特)有一艘摩托艇,但它目前并不能使用,听说是因为发动机有毛病,即使能开动,每小时也只能行驶两海里。这样,要登上轮船就很困难。所以,我们还必须再找到一艘汽艇。
而且,“库特沃”号还必须尽可能驶入下关,停在一艘外国军舰的附近,这样就能方便人们迅速而安全地登上轮船。
9月25日,晚上7点30分,在烛光下
哎,按照管理,我们的来访者早就该“告辞”了,但是,它们很不礼貌,逗留的时间太长了,也就是:9点30分~10点30分;12点~14点30分;15点~16点20分。
后来,在16点45分还有过一次虚假的警报。这样,我陪同施特拉斯尔博士进午餐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14点30分~15点)。施特拉斯尔博士是在去银行的途中躲避到我这里来的,所以在我这里呆了一整天。上午11点~12点之间我正在铁道部,幸好我还能够较快地和李法堂及冯谈了有关合同的事宜。16点20分,我试图和韩(湘琳)先生赶到下关去查看电厂的情况,但两次都被军人和警察挡了回来,因为城北方向还没有收到“警报解除”的信号。突然,电动警报器都不起作用了,人们开始改用警察设置在交叉路口的警铃来报警,看来发电厂是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我们第三次去电厂的途中,我们在厄梅上尉那里(西流湾)停了下来,新一轮的警报(后来证实拉错了)再一次把我们吓走了。冒着危险,我们坐汽车回到了家中。下午5点左右,当一切的危险都过去了,我们才有机会到下关去查看。一共有8枚炸弹投在了电厂所在的位置。当时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飞机的残骸和失去脑袋的日本飞行员的尸体掉在总机房的后面。电厂里没有人遇难,只有几个苦力因玻璃碎片受了轻伤。但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被炸死在电厂的大门口。估计他们当时是想逃进某个防空洞去。那里的大楼看上去破坏得最惨。有几枚炸弹(据说只有两枚)击穿了房顶和配电设备上方的混凝土板,在配电房里爆炸,配电设备因此全部被破坏了。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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